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經濟數字化轉型是大勢所趨，新的工業革命將深刻重塑人類社會。我們既要鼓勵創新，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也要關注新技術應用帶來的風險挑戰，加強制度和法律體系建設，重視教育和就業培訓。我們既要立足自身發展，充分發掘創新潛力，也要敞開大門，鼓勵新技術、新知識傳播，讓創新造福更多國家和人民。”當前，全球經濟發展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期，轉換的主要方向之一是不斷提升數字經濟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發揮其對傳統經濟的引領、帶動和改造作用。就中國而言，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力度，通過擴大開放促進數字經濟加快發展。

擴大開放是加快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數字經濟是一種以新技術、新產業為支撐的經濟。經濟增長理論一般將經濟增長的源泉歸結為資本、勞動、技術等因素，與傳統經濟相比，影響數字經濟成長的資本、勞動、技術等因素具有新的特點。

一是資本要素具有新的特性。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代，資本表現為物的被動的特性，是人類征服和改造的對象，第三次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數字化制造和生產過程的信息化管理，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為“物”的特性。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實現全過程、全領域的智能化。何謂智能化？智能化與自動化的區別在于，前者有自主學習的能力。隨著智能化的發展，資本會因而獲得“生命”，因此在智能化時代，企業與企業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就不僅取決于資本數量的多寡，更取決于資本具有何種類型的智能和何種質量的學習能力。

二是勞動者的地位出現新的變化。就業市場上的競爭，不僅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還會表現為人力資本與智能機器人的競爭。人與機器的競爭，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時已經出現，第四次工業革命卻使人與機器的競爭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這種競爭不僅體現在體力勞動上，而且還會出現在腦力勞動領域，機器不僅可以替代人的“手”，而且可以替代人的“腦”。

三是創新將呈現出多點、多處、多國、多層次的分布式創新特征。數字經濟條件下，全球創新的速度將大幅度提高，新技術的產生、擴散、拓展速度將空前增加，對技術進步的方向的預測難度也空前加大，這些都要求人類利用和學習新技術的能力有一個大的提升。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具有全新的特點，大量的創新由過去的采摘果實類創新轉向重組式創新，創新速度大幅度提高。在采摘果實類創新模式下，一項新的通用技術出現的初期，因為技術不成熟、應用范圍有限，收益只能是涓涓細流，當通用技術得到提升、擴散后，其收益將變成滔滔洪流，隨著技術擴散潛力消亡，收益又將復歸為涓涓細流。重組式創新就好比育種時將現有植物進行雜交，產生新的品種，這些品種將作為新的品種進入原有品種庫中，如此循環往復，植物的品種將會越來越多，呈現出指數化的增長。以重組式方式進行的創新，創新速度大幅度提高。數字技術的發展為重組式創新提供了極大便利，推動著創新范式從采摘果實類創新向組合式創新轉變。

資本、勞動以及技術創新的上述新特性，決定了數字經濟將是一種終身學習型經濟，提升社會的學習和創新能力將成為一個國家是否能在經濟競爭中贏得優勢的關鍵。影響這種能力的因素雖然很復雜，但一個國家可利用或動員的知識資本存量無疑具有決定性作用。加強國際合作，同時利用好國際和國內兩個知識資源池，是擴大一國可利用的知識資本存量的最有效辦法。而且，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最大特點是重組式創新，這一創新模式為中國加強國際合作開創了新空間，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產業升級帶來的貿易摩擦，因此，從創新的視角來看，擴大開放是加快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在國際競爭與合作中不斷提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通過擴大開放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我國已經有了一定的現實基礎。我國的傳統產業基礎較好，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產業升級趨勢明顯。中國社會科學院產業競爭力研究課題組從全球化、創新能力、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等六個維度對全球22個國家進行綜合比較后發現，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雖然在一些關鍵領域、關鍵環節上與發達國家仍有差距，但已經有了一定基礎，總體上位居第二方陣。近些年來，我國在數字技術領域相繼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在國際科技前沿已占有一定地位。

上述優勢為我國在數字經濟領域實現雙向開放提供了基礎。第四次工業革命將重塑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全球產業分工將從產業鏈式分工逐步轉向網絡式分工，過去那種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腦體分工將會被逐步打破，發展中國家依靠低勞動力成本進行國際競爭的優勢將會大大弱化，發達國家在全球創新中的領導力、引領力將會被削減。中國在擴大開放的過程中應充分利用這一變化，遵循這一規律，堅持雙向開放戰略，同時利用好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知識資源，提升學習的比較優勢，一方面加強與發達國家的合作，共同推動數字經濟領域的創新發展。另一方面也要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在發展中國家處于領先地位，可通過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伙伴關系的方式，使創新發展的成果惠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并提升其參與發展數字經濟的積極性。

以擴大開放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我國雖然面臨有利的形勢，但也不是沒有挑戰，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數字經濟背景下的開放是一次全方位的開放，不僅包括制造業，也包括服務業，在進一步擴大開放的過程中，我國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就是如何在國際競爭中不斷提升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中國當前服務業內部各行業中，與商品直接相關的服務出口和建筑業出口所占比重最大，有明顯的比較優勢，知識創造型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競爭優勢并不明顯，還需要進一步提高。這意味著，我國的服務業發展雖然出現了有利于提升學習與創新效應的力量，但強化服務業的學習與創新效應的任務仍然艱巨。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相關的服務業，其學習效應強，要通過加強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發展來增強其學習與創新效應。教育、研發等行業是知識創造性行業，要特別重視增加教育投資和研發投資的激勵，在研發投資中，要特別重視基礎研究，因為基礎研究是對學習方法的學習，對其他類型的學習具有杠桿效應。

第二，發達國家制造業地位的下降，會使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競爭更加激烈。西方國家在過去100多年里一直是世界制造業的引領者，制造業也是西方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全球產業分工的轉移以及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發達國家制造業的競爭力受到挑戰，其工業品在全球出口額中的比重日趨下降，導致其創新能力和經濟的總體發展能力下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西方發達國家提出重振制造業，其用意在于通過重塑國家競爭優勢，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振興經濟，但實際效果并不明顯，其國際市場占有率近年來雖有趨穩跡象，但仍未顯示出強勁反彈勢頭。為了振興經濟，一些發達國家不僅通過國內經濟政策吸引更多的資本回流，而且還尋求通過國際競爭規則的重構來提升本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這會對中國開展與發達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造成挑戰。

為了有效應對這種挑戰，一方面要推動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改革進程，推動建立更具包容性、更有利于數字經濟潛力發揮的貿易規則與機制；另一方面應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作用，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積極開展數字經濟發展合作，實現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對接，共同培育新市場，開發新技術，推動各個國家的產業轉型升級。

（作者：張其仔，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產業與企業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