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丁憂”和“終養”是清代官員重要的休假制度，兩者的建立都與孝道有關。“丁憂”主要指雙親亡故后官員回籍守孝，“終養”主要指父母年高體衰時官員回籍贍養。但在這些制度的實際運作過程中，卻出現了巧借名目逃避“丁憂”“終養”，或借此規避不好職位的現象。針對這些弊端，清朝進行了防范和整飭，以整肅官場風氣。

【關鍵詞】清代官員 丁憂 奪情 終養 規避職位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清代政府以丁憂為名來調節官員任期，但是也存在縮短服喪期或特許不丁憂的情況

“丁憂”又稱“丁艱”，意為遭逢父母喪事，回籍守孝。儒家歷來主張以孝治天下，為了表達對父母的恭敬，在喪期有不可娛樂、宴會、生育等禁忌。漢代以后，多朝皆以法律形式管束丁憂期間的不孝行為，文武官員丁憂離任守孝制度應運而生。按清制，父母、養父母、繼父母等亡故均丁憂。丁憂本由兒子承擔，如果兒子已故，則由孫子承擔，兒孫皆故，則由重孫承擔，這就是“承重”，意為“承受喪祭與宗廟的重任”。“丁承重憂”不出三代，曾祖父母以上則無“承重”義務。凡為父系（父、祖父、曾祖父）丁憂稱“丁外艱”，為母系（母、祖母、曾祖母）丁憂稱“丁內艱”，這些稱呼源于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

清制規定丁憂守孝為27個月，即三年守孝。但旗人（滿洲、蒙古和漢軍）例外，實際離職丁憂僅百日，丁憂百日后到京城署職領俸，等到27個月后再正式銓選任職。

清代武官丁憂假制實行較晚。清初，由于武將離職于皇權不利，而且離職丁憂產生的停薪也不是動亂時代安定武人的良策，所以大約在康熙平定“三藩”之后，才開始實行武將丁憂制度。安徽南陵人孫斌，武進士出身，因平定耿精忠叛亂身負重傷，康熙十六年（1677）優敘，后升為川東夔關副將，聞繼母去世，請求解任丁憂，“詔特許之”。史學界認為，這是武將丁憂開始的標志。雍正元年（1723）定例武職參將以下官員丁憂均不準給假。清代武官，特別是下級武官丁憂守制并不常行，只是“給假喪葬，假滿仍回本任，素服辦事”?？梢姸n主要適用于文官，武官丁憂并不常見。

清代丁憂托孝道之名，實際上是借此縮短官員的任期，促進官員的更替。官員丁憂即須離任，服滿后另補新缺，這樣有利于縮短其任期，加快人員流動。由于軍政大事的特殊需要，官員往往可以“移孝作忠”，也就是縮短服喪期或特許不丁憂，此謂“奪情”，又稱“在任守制”。“奪情”適用于有重任在身的高級官員，如雍正朝大學士朱軾經辦直隸地區“營田水利”，雍正以“左右匡弼需人”，丁憂時將其“奪情”留任，但“準其素服，凡朝會宴饗及應穿補服之處，俱不必到，俾伊得盡人子之心，以展孝思”。嘉慶時江蘇按察使廖鴻藻本需丁母憂，但因運河重要水利工程高堰潰壩修筑事務，喪期仍在任督修。不過，皇帝“奪情”有時也會遭到否決，如山東諸城人竇光鼐在河南學政任上丁憂歸，服喪一年后乾隆以南書房缺人為由，命山東巡撫傳旨補用竇光鼐，光鼐以“在衰绖中，不敢奉詔”回應，乾隆“聞而韙之”。

高層官員的“奪情”有時還牽涉到黨爭問題。如康熙時代的“理學名臣”福建安溪人李光地，因平“三藩”獻策出力而官運亨通，康熙三十三年（1695）出任兵部侍郎兼提督順天學政，該年母喪遭康熙“奪情”，李光地改請假九個月回里治喪，亦未準。李光地以篤行理學自許，但在守孝問題上有悖儒家倫理，反對派據此彈劾他“貪戀茍且”“詭隨狡詐”。因此事牽連甚廣，最后康熙令李光地解任，但不準回籍，仍在京守制。

事務急需時，下層官員也會被“奪情”。如康熙六十年（1721）特旨：“陜西正值軍機之際，官員或有承辦錢糧緊要事件，遇丁憂之事，令其丁憂以致誤事。嗣后陜西地方，道員以下知縣以上，有丁憂者俱令在任守制。”雍正時期在任守制者較多，主要原因是厲行反腐，大力整飭吏治，被撤職的官員不少，因此急需管理人員。雍正四年（1726）特諭：“果系有為有守之員……設遇丁艱事故，揆其情理，如非孤子，或亦可在任守制，給假數月，俾得盡其子道，然后赴任。”然而，這一政策也為徇私“奪情”開了綠燈。乾隆即位時特諭：“今之仕宦，近者有數百千里，含斂不知，宅兆未卜，而宴然于官所，情能自已乎？往者道府以上要員，間有督撫保題，在任守制，而特旨從之者，其后遂習為故常，并及州縣微員。其中有平日督撫所親信而欲留者，有竟自愿留者，有多方營求以得之者，而不得者且用為恥。”乾隆初政時不得不剎住這股風氣，嚴肅丁憂制度。

清末新政以后，丁憂制度逐漸廢弛

有一些滿腹經綸的“假道學”，他們會想方設法被“奪情”，這種風氣在晚清時期愈演愈烈。同治朝御史汪朝棨奏稱：“近來外省道府州縣及隨營人員，一經聞訃，往往百計營求為奪情之舉。”因軍務急需，不少丁憂人員被奪情任職，但大規模軍事行動結束后此風未息，時人建議：“除帶兵人員實系防剿吃緊仍準由各省督撫奏請奪情外，其余隨營糧臺文案各員，及并非軍務省分之道府以下各官，該督撫不得概行奏留。”

清末新政以后，丁憂制度逐漸廢弛。漢人多援滿制，擅自減縮丁憂期限，或根本不報喪。時任陸軍部右丞的廣東三水進士梁士詒，郵傳部參議、廣東番禺舉人許秉琦，都沒有遵制丁憂，而這些職務又并非難以離任。“自數人作俑之后，諱員調部者日益加多，其己任部事者，聞喪乞假一月，假滿仍入署支領薪金，?然莫知為怪。”安徽東至人、長蘆鹽運使周學熙丁母憂，官缺已開，準備停職，“聞有薦其名于朝者，即入京赴部投名考驗”。周學熙父親周馥是兩江總督，御史胡思敬慨嘆，“本世臣也，而悖禮若是，他更何尤”。為順應世情，光緒三十三年（1907），陸軍部奏請“改漢員離任守制”，但遭到禮部否決，禮部堅持傳統政治的道德底線，辯說“三代圣王教化之事，其僅存于今日者，惟服制而已”。

清朝統治者最忌在籍官紳干擾地方統治秩序，因而對丁憂鄉居的官員的社會活動進行了嚴格限制，規定“喪服未闋，輒易衣冠、拜官長、與燕會者，罪之”。乾隆二年（1737）詳例規定：“丁憂官員回籍守制，除因喪事與人往來外，如有親赴省城，更易服色，干謁地方官，并送禮赴席者，指名題參，將該員于補官日降三級調用。”但嚴格按照規定丁憂盡喪禮的人很少。丁憂離職后須再補官，為求好官位，一些官員丁憂時期逗留任職地省府鉆營請托，嘉慶命將此輩“驅逐出省”“以杜奔競”。

然而，因封建官僚制度的局限性，這種風氣不可能得到根除。順治時禮科給事中楊棲鶚丁憂不回籍守制，而僑寓蘇州，竟被革職驅逐回籍。康熙初年，湖北景陵人譚篆由侍講丁母憂，“廬墓三載”；福建侯官人林文英官知府，“丁內外艱苫塊柩旁，三年茹素”，可見清初制度之嚴格。但到清末，丁憂制度就形同虛設了。道光帝感嘆：“近日丁憂官員多不回籍守制，每借口營葬無資，向督撫大吏干謁求助，各省皆然，而有洋商鹽商地方尤甚。非授意屬吏，即勒派商人，紛至沓來，爭先恐后。”到光緒末年，還出現了丁憂京官滯留部堂鉆營的現象。

清代對官員“終養”問題的管理

“終養”指辭官回籍奉養孝敬年老父母或祖父母。與丁憂類似，“終養”也是為弘揚孝道。康熙三年（1664）規定，漢族官員終養的條例為：“父母年七十以上，其子均出仕在外，戶內別無次丁者?；蛴行值芎V疾，不能侍奉者。或母老雖有兄弟，而同父異母者。皆準回籍終養。其父母年至八十以上，雖家有次丁，愿歸養者聽。均不拘歷俸三年之限。”可見，父母年七十以上的獨子須回籍孝養。

乾隆二年（1737）出臺了“親老改補近地”的規定，即官員如果簽掣遠離祖籍地任職，不便照顧年老父母，可以改選鄰近省份任職，以便孝敬父母，不必終養。如安徽休寧人吳之珩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補直隸龍門知縣，因親老改補近省江西弋陽知縣。乾隆七年（1742）規定，凡親老改補近省的官員，其應補的遠省缺位還一直保留，等老人去世后，終養和丁憂都結束，再補保留的遠省官缺。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借口終養而逃避遠省任職。

因有這些規定，在乾隆之后，親老改補近省任職的事例逐漸增多。府學和州縣學學正、教授、訓導等地方教育類官員大多在本省任職，因回故里探望親老比較方便，無需終養。嘉慶五年（1800）規定，這類官員“愿終養者，仍聽其便”，但教職終養事例很少見。甚至還有京官因贍養親老而改就本省教職的事例，如貴州貴筑人周際岐，由內閣中書改就本省遵義府教授，以就近孝敬父母。還有一種情況是“迎養”，即接年歲高的父母到任職地贍養，但這不是終養制度鼓勵的做法。如浙江仁和人沈廷芳，由道員升任山東按察使。來京陛見時，乾隆詢知其母已過八旬，沈廷芳請示愿將母“迎養”，即接到山東任所孝敬。乾隆罵他戀職不孝，讓老母“舟車跋涉，去就水土不服之鄉”。

與丁憂相似，有要任在身的官員也不得終養，須“移孝作忠”。嘉慶五年（1800）規定，“內外大小各員，凡派委兵差軍營辦事，及有經手未清緊要事件者，無論父母年至七十八十以上，該員是否獨子，均不準其終養”。晚清不準終養的事例較為多見。

但是，也有不少官員因戀職不愿終養。乾隆五十年（1785）對官員終養問題出臺強制性規定：“凡親年八十以上，及獨子之親年七十以上者，停其銓選。在籍候補候選佐雜，已經取有赴補赴選文結投部者，應俟得缺后封發文憑到省時，該督撫查明該員父母年歲，及是否獨子。如親年系八十以上，及獨子之親年七十以上者，即行咨部開缺另選。其未經取有文結到部者，均令該督撫將該員父母年歲，及是否獨子之處，于選補文結內，詳細聲明咨部，以便查核辦理。”這一規定在選官環節上就強制終養，可能與乾隆時期選官壓力大、候選隊伍龐大有關。有些官員將老人接到辦公地點贍養，也一概“停其升轉”，扶老回籍。這一強制性規定在嘉慶五年（1800）稍有變更，規定“漢官父母年屆八十以上，而有同胞兄弟出仕在外，其父母業經就養兄弟任所，不必概令諸子棄職終養”。

鑒于終養比丁憂可操控性強，不少官員往往借終養逃避邊遠、艱苦、繁難等不滿意的差職。順治三年（1646），甘肅巡撫黃圖安疏請終養，竟以“西陲多事”“借端規卸”被革職。為防止官員借終養之名離職另補，雍正五年（1727）規定，在任官員至少歷俸三年，“政務并無怠忽，倉谷錢糧并無虧空”，才準終養。乾隆有時也體恤任職邊疆者的終養問題。如周彬由直隸通永道調補甘肅平慶道時，因母年已八十二，“調任平慶，地處極邊，難以迎養”，請求回籍終養，直隸總督高斌認為其規避新任，建議吏部議處，但還是得到乾隆寬免。

為防止規避差缺求好缺，官員終養“例取同鄉同城官印結方準辦理”。但到了清末，申請終養開始變得隨意，“竟有因員缺瘠苦，或經手事件艱難，藉詞規避”。為嚴肅制度，道光十四年（1834）規定：“嗣后京外實缺人員，無論何項請假開缺，著該管上司詳查確實。并責成出結官出具并無規避營私甘結，方準開缺。”因逃避責任而申請終養更不許可。光緒二十五年（1899），四川川東道任錫汾因“辦理案件貽誤地方”而停職，諭令送部引見。此時任錫汾請求終養以躲避責問，“實屬有意取巧”，被革職。

不少人官運亨通時不言終養，祿位稍遜時則借終養而離職。對此，乾隆批判道，“往往進則托名于受恩深重，不敢言去。而退則以本欲陳情，奈非圣意，不得自遂為辭”，并數落了浙江錢塘人梁詩正等一批人。梁詩正任戶部尚書數年并未提及終養，調任兵部尚書后“乃有去志”，而“以冢卿協理閣務”后“復戀職如前”。乾隆南巡經浙江時，見其父“衰憊失明”，而梁詩正僅假歸探望，便立即赴任。乾隆“令其請告以全名節”，趕他回籍終養。因皇帝指責，不少官員主動請準回籍終養，然后由乾隆決定去留，以示皇帝的恩惠和尊嚴。

終養有時也反映出退避官場的傾向，終養后再任職的事例較少。有的人因官場不利而請終養，如乾隆初年山西忻州人崔嶫，官刑部郎中，因公掛誤，終養父歸里主講書院。廣西北流人李治泰，乾隆末年任江蘇鹽城知縣兼署揚州府同知，終養歸掌教書院?；蛞騽傉磺?，如光緒朝浙江仁和人王同，官刑部主事，“以讞獄有誣，不肯具狀詞，拂然乞養歸”?；蛞蚪导壎穗x官場，如嘉慶朝江蘇上元任蔡世松，官太仆寺卿，降級后養歸，主講鐘山、尊經兩書院。朝官特別是翰林院清閑官員終養退職傾向明顯大于地方官，他們退后主要的去向是書院講學，因教書的報酬往往高于閑職京官。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清]昆岡等修：《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②王志明：《清代鄉居進士與官府交往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

責編/牛牧瑤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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