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在世界上一些地區的政治家表現出反全球化的傾向，有些國家甚至明顯轉向單邊主義的時候，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最近的全球化歷史，以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一是為什么要拯救全球化，二是如何通過維護多邊治理體系來拯救全球化。

前世界銀行經濟學家伊斯特利指出：世界上的窮人面臨著兩大悲劇。第一個悲劇盡人皆知，即全球有數億人處于極度貧困，亟待獲得發展援助。而很多人避而不談的第二個悲劇是，幾十年中發達國家投入了數以萬億美元計算的援助，卻收效甚微。我把這兩個悲劇統稱為“伊斯特利悲劇”，我認為全球化本應試圖解決這個全球貧困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產生了新的、更為合意的結果

對于全球化，經濟學家從低收入國家可以增長更快的假設出發，預期會在富國和窮國之間發生收入水平的趨同，社會學家也從窮國到富國之間的發展歷程立論，認為世界各地的進步應該是線性的過程，所以富裕國家先行的路徑可以為貧窮國家所重復。然而，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這些假設都沒有成為事實，反而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只是在那之后即90年代以來，全球化特點發生了變化，產生了新的、更為合意的結果。

首先，更多發展中國家和前計劃經濟國家開始擁抱經濟全球化，使全球化分工的參與者更加廣泛，分別在全球價值鏈中找到了特定的位置，并從中分享貿易、跨國投資和技術外溢的收益。目前構成全球貿易總額84%的164個WTO締約成員國中，超過半數是在1995年1月1日確定的創始成員國之后加入。

其次，更廣泛的參與使世界貿易回歸李嘉圖類型，依據比較優勢進行。在東西方冷戰和南北方隔絕之下，世界貿易范圍狹小、分割，西方國家之間進行產業內貿易，原計劃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并未參與全球分工。貿易不再是依據要素稟賦比較優勢進行，并且出現以規模經濟解釋貿易存在理由的理論。而在全球化的參與度更加廣泛情況下，貿易類型回歸依據比較優勢進行的產業間貿易，發展中國家以勞動密集型產品與發達國家的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貿易，分別在兩類國家提高了勞動收益和資本收益。就是說，在新興經濟體，市場力量幫助更多勞動者和低收入家庭分享全球化結果；在一些發達國家，政府社會政策失靈或者說再分配缺失，使一部分勞動者成為全球化過程中的輸家。

第三，參與全球化分工和通過開放促進國內改革和競爭，為發展中國家創造了利用后發優勢趕超發達國家的機會，世界經濟趨同的趨勢初步顯現。以1990年為轉折點，在此之前“馬太效應”占主導，即起點上人均收入高的國家，隨后的增長率更高；在此之后趨同效應占主導，即起點上人均收入低的國家，隨后的增長率更高。結果是全球貧困的顯著減少。在1981-1993年、1993-2005年和2005-2015年三個時期，世界絕對貧困人口年平均減少率分別為0.2%、2.7%和5.5%。在1981-2015年期間，中國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為76.2%。

未來全球化表現出兩個相互沖突的特征，需要以多邊主義的思維和機制重新塑造全球化治理體系

未來全球化及其治理將表現出兩個相互沖突的特征：一是受某些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政策影響，出現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趨勢，全球治理規則制定中產生單邊主義傾向，雙邊主義機制也越來越難以解決全球共同的問題；二是隨著全球經濟分布格局和權重均衡性的變化，在世界經濟中占有更大份額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日益成為維護全球化的主導力量，并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中增大話語權。這使多邊主義不再僅僅是一種價值觀，而被賦予了現實的需要、存在的依據和推動的力量。既然廣泛參與的全球化的確使更多國家獲益，因此，全球化不會以少數國家意志為轉移發生倒退。世界各國也的確期待下一輪全球化更具包容性，這就需要以多邊主義的思維和機制重新塑造全球化治理體系。

正如生產私人產品的基礎設施和機器設備必須折舊和更新一樣，作為全球公共品供給者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也需要與時俱進，進行必要的改革，關鍵是要維護開放、包容、非歧視等世界貿易組織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保障發展中國家發展利益和政策空間。中國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驗證明，開放合作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法寶，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為各國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