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6月19日下午，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研究所和深圳市光明區委主辦的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課題研究成果發布會暨全面從嚴治黨智庫（深圳•光明）第一屆論壇在北京召開。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陳甦、國際法所所長莫紀宏，深圳市監委委員李丁文，深圳市光明區委書記王宏彬出席會議并講話。光明區領導姚文勝、劉桂林參加活動。數十位國內知名法學專家受邀參與研討活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支振鋒在研討中指出：深圳市光明區黨委在壓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上所取得的成果，堪稱基層黨委部門全面從嚴治黨工作的一個重要范本。無論是邏輯較為嚴密的規范性文件，還是設置較為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都體現了對全面從嚴治黨理解與實踐的縱深推進。建立平臺、理順機制、設置標準、列出清單、科學考核、落實監督，從而形成一個科學規范的體系和邏輯嚴密的閉環，為真正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提供充分的條件，都很好地體現了中央精神與地方實踐、科學理想與實事求是的結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支振鋒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的艱苦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放眼世界，二戰后亞非拉廣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獲得解放和獨立已歷經四分之三個世紀，但能夠同時實現政治穩定、社會有序、生活文明和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屈指可數；而能夠以十多億人口規模，對內實現穩定、文明、和諧，對外保持和平、獨立、自主，不靠殖民、侵略、戰爭、掠奪，不靠出口資源和對外依附而實現經濟騰飛的，更是僅中國一例。在兩次從歐洲策源的世界大戰之后，“中國奇跡”使人類文明在二十世紀后半期迎來了新的希望和曙光。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但行百里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就成為新時代的內在特質，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取得偉大勝利的必然要求。
全面從嚴治黨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保障
中國奇跡已經成為國內外思想界和學術界的理論富礦。“中國為什么能”，“中國發展的秘訣何在”，成為最具理論銳度的時代課題。為什么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能夠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躍?為什么科學社會主義能夠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為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能夠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出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些時代之問不僅意味著對中國道路的理解和思考，更意味著對人類未來發展之道的探索與選擇。
“中國共產黨領導”，就是最響亮的回答。中國共產黨堅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實現了中華民族由近代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而“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就在于黨能以純潔性保持先進性，加強民主集中、鞏固團結統一、維護黨群關系，以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從而成為具有強大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不斷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煥發出新的強大生機活力，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堅強政治保證。
新時代、新使命、新征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使命，我們黨要始終成為時代先鋒、民族脊梁，就必須自身過硬。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其中起根本作用的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就是勇于直面黨面臨的重大風險考驗和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敢于刮骨療毒，消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確保我們黨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強大戰斗力。
全面從嚴治黨要強化基層工作，狠抓業務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著今后能夠永遠成功，過去的輝煌并不意味著未來可以永遠輝煌。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正是出于對黨的力量之源和執政之基的深刻認識，出于對黨在新時代需要解決的新挑戰和新問題的深刻認識，我們黨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堅決改變管黨治黨寬松軟狀況。推動全黨尊崇黨章，增強“四個意識”，做到“兩個維護”，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層層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加強黨員理想信念和黨性教育，貫徹新時期好干部標準；深入推進黨的建設制度改革；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對黨的執政基礎威脅最大的突出問題；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取得了卓越成就。
黨的十九大描繪了邁進新時代、開啟新征程、奪取新勝利的宏偉藍圖。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一定要有新氣象新作為”。我們黨要在新時代繼續擔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就必須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就必須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的方向，切實解決城鄉差別、貧富分化以及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養老和居住上面臨的難題。中華民族要為人類作出較大貢獻，也需要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一步提高我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和塑造力，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在進行社會革命的同時不斷進行自我革命，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政黨最顯著的標志，也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關鍵所在。”這就意味著，全面從嚴治黨不僅要體現在以頑強意志正風肅紀、反腐懲惡之中，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保持之中，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更加增強之中；還要體現在黨群關系更加改善，執政能力持續提高，黨和國家事業不斷推進，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斷得到實現之中。
這是自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辯證統一。全面從嚴治黨要武裝頭腦，就必須能夠指導基層具體工作，深入一線業務實踐。服務人民在基層，具體工作在一線，人民感受在實踐。“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部署，要具體體現在對社會基本矛盾的解決上，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上；基層一線工作往往與人民切身利益關系最密切，與高鐵、港口、國防、航天等國家大事一樣，人民群眾的育兒養老、住房醫療等民生“細故”，也極為重要；國家發展好不好，最終要看人民群眾的感受，看他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獲得感。
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面從嚴治黨五年來，我們不僅在全黨的層面上實現了管黨治黨新境界，把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落到實處的要求，也在各地、各部門的基層具體工作和為人民服務的一線業務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其中，深圳市光明區黨委在壓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上所取得的成果，堪稱基層黨委部門全面從嚴治黨工作的一個重要范本。無論是邏輯較為嚴密的規范性文件，還是設置較為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都體現了對全面從嚴治黨理解與實踐的縱深推進。特別是對都市更新、查違拆違、治水提質、土地整備、集體“三資”等重點工作的關注，都很好地體現了中央精神與地方實踐、科學理想與實事求是的結合。
壓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要精細化治理
新時代、新使命、新征程，是基于我們面臨的新形勢和新問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社會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盛行，不確定性增加、風險源頭增多、外部發展環境發生較大改變；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關鍵期，也是精準脫貧的攻堅期，矛盾多發的轉型期。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復雜情況的大國，都會特別復雜而艱巨。在這個過程中，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根本政治保證，而壓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領導力的關鍵因素。這就需要對我們面臨的形勢有更清醒的認識，對挑戰和機遇有更科學的分析，從而實現精準治理、有效施策，堅定將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真正壓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
一是要認識到現代社會發展的日益復雜化和聯動化。信息革命春潮涌動，人類社會正發生深刻變革。工業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擴展了人類活動范圍，強化了國際產業分工，帶來了新的治理難題。當今時代，是一個利益日趨復雜、主體日趨多元、認識越發多樣、風險不斷增多的社會；尤其是在信息技術應用的助推下，社會聯系越來越緊密，主體互動越來越頻繁，問題聯動性越來越增強。從這個意義上講，“地方”正在消失，所有問題都可能是全局性的。同樣，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能動性和創造性，使每一個地方都能在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上取得真正的突破和實效，問題就地解決，矛盾無需上交，對整個黨和國家事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二是在治理機制上需要更加體系化和精細化。在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的疊加下，人類已經克服了原始時代的孤立無援、農業社會的封建割據，走向國際分工、一體協同的全球化時代，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傳統社會那種由于信息不對稱、國家能力有限而導致的地方封閉、隔離等問題，已經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決。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形勢，需要國家治理作出更迅捷的響應、更科學的分析、更精準的判斷、更及時的決策，而這些就需要更加集中統一的平臺、更加科學統一的標準。在壓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上也同樣如此。正如深圳光明區所做的，建立平臺、理順機制、設置標準、列出清單、科學考核、落實監督，從而形成一個科學規范的體系和邏輯嚴密的閉環，為真正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提供充分的條件。
三是監督問責需要差別化處對待和人文化關懷。從文本上看，深圳光明區黨委關于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相關規范性文件的一個重要亮點，就是明確規定了容錯糾錯機制。這是一個堅持了實事求是原則和體現了精細化治理思路的重要舉措。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嚴格監督，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落實更要求執紀問責。但管理學的常識告訴我們，壓實責任、落實監督的前提，是科學界定責任、清晰劃分責任、精確認定責任，否則就可能出現責任認定有偏差、監督板子打錯人的嚴重后果。
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黨員干部也是有血有肉、有家有口的普通公民。在很多時候，他們也可能會出現一些過失、犯下一些過錯。在這個時候，就需要準確地判斷過失和錯誤的性質，做出區分處理。性質惡劣、情節嚴重的，嚴格執紀問責；但對那些由于人類客觀認知能力有限或者客觀條件所限而不可避免的失誤，在不是原則問題、情節輕微的情況下，就應該有一定的容錯糾錯機制。而且，黨員干部作為普通公民，也有家庭正常生活的需要，也要承擔育兒養老的家庭責任。干部如果經常回不了家，如何能夠建設家風？不能修身齊家，何以治國平天下？如果配偶子女出了問題，黨員干部又如何能夠獨善其身？因此，在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的同時，既要抓住關鍵少數，嚴格執紀問責，也要堅持先進性和人文性的結合，嚴管厚愛。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讓干部在八小時之外能夠盡可能回歸家庭和社區，承擔家庭責任，履行公民責任。讓黨員干部能夠建設良好家風，感受家庭溫暖，給他們更多黨內關懷和人文關懷，對于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也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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