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美貿易摩擦不斷擴大，國內輿論隨之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分化，社會也出現了一些焦慮和負面情緒，需要加以關注，并妥善處理。

當前社會上關于經濟金融領域的輿情熱點

熱點一：中美貿易紛爭輿論激烈。中美貿易是2018年以來輿論的主要關注點。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指責中國的貿易政策、產權保護和技術轉讓等問題，并不顧后果、反復無常地采取各種貿易保護措施，美國的霸道和多變使得貿易爭端不斷升溫，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社會關注度不斷提高。我國也有針對性地以各種方式堅決反對美國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在這種背景下，社會各界都主動或者被動地參與了中美之間的紛爭。值得關注的是，一方面，社會中存在著部分群體，甚至是所謂的社會精英，不能客觀評價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似乎更多地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看待問題，扭曲地批判國內政策。另一方面，也有部分群體采取極端的仇視心態，鼓動采取極端的對抗措施。目前看，這兩種群體人數都不少，看待問題不盡客觀和全面。

熱點二：稅收問題引來熱議。其一，2018年以來，國家對個稅改革征求意見，2019年初全面施行新的個稅辦法，引發了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其二，“陰陽合同”成為導火索，使娛樂圈的逃稅問題引發了輿論熱點。其三，在宏觀層面，全社會的稅收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狀況下有所增加，引發了社會的各種爭論，包括各項降稅措施為何沒有到位，財政政策是否真正寬松，財政和貨幣政策是否協調等相關爭論。

熱點三：房租上漲、房價波動引起社會關注。中介和資本介入房租市場，拉高房租；某些房地產中介公司為了盡快出租盈利，簡化裝修時間，將有環保問題的房子出租；而房地產商的降價及“活下去”的喊話也引起社會的關注。“房產稅”是否出臺、出臺時間表、征收方式及對房價的影響等也是社會輿論關注的重點。

熱點四：民營經濟地位之爭及關于改革的爭論。2018年上半年，“國進民退”的說法、少數民營企業家表態“隨時可以交給國家”、少數企業家認為互聯網大數據下可以實施“計劃經濟”等論調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和擔憂。民營企業及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問題都成為經濟領域的熱點問題。同樣，“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不少言論涉及改革的步伐與當前的形勢和政策問題，這些論述在社交媒體中被大量轉發，也有各種各樣的表態，全社會關注度很高。

整體上，經濟和金融領域跟全社會關聯度較高，所發生的熱點問題能引發全社會關注，但從各方觀點看，社會認知呈現較大的分歧，所謂的社會共識暫時難以達成。

形成輿論熱點及較大分歧的深層次原因

從輿論熱點的形成看，四大經濟社會輿論熱點都事關大局，影響普通大眾的基本利益。無論是中美貿易摩擦、稅收和房地產市場，還是改革轉型問題，都對我國經濟社會影響輻射較大，且目前進展與社會預期有所差別，因而引發了社會的擔憂。

從輿論熱點的發酵看，輿論能夠進一步發酵，通常還因為社會爭論較大。而從理論上說，在信息化時代，形成較為一致的評價和預期更為困難。相反，更容易形成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論斷?？陀^上，智能手機和微信等使得公眾獲取信息和表達觀點更加便捷。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也變得多樣，一些媒介的漏洞使國內的信息防護墻“變矮”，海外的部分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社會輿論走向。在輿論事件參與上，微信朋友圈、微博等使得個人能夠成為社會公共信息的來源，也可以更積極地參與社會輿論。更多的信息導致了更大的社會討論，進而產生更大的分歧，具體原因如下：

第一，各種信息繁多，但缺乏足夠的甄別機制，相反虛假信息容易加速傳播。雖然信息膨脹，但大多數公眾缺乏足夠的甄別能力，難以識別哪些信息是真實或可靠的。謠言在互聯網時代傳播快，而且沖擊力會更強，容易引起公眾的大范圍傳播。即使是一些視頻，也有可能被剪輯和修改。更有甚者，部分平臺更借機擴大其影響面，加快了虛假信息的傳播。公眾也可能在無知、恐懼或者其他因素作用下，加速了這些虛假信息的擴散。

第二，公共引導機制缺乏，傳統媒體的公信力有所下降，“陰謀論”盛行。個體缺乏足夠的理性思考能力，普通大眾具有質疑他人動機的傾向，任何事件出來之后，“陰謀論”更受關注。海外媒體也時常借機生事。同時，公共媒體和專業人士往往沒有及時發聲，或者在傳統媒體發聲反應速度不夠及時，使得“陰謀論”的調子盛行。

第三，社會處于變動之中，而民眾的理性思維能力和專業素養還有待提高，一些群體有時候會出現一定的非理性，國內的民族主義很容易被激發。對于非專業的領域，大部分民眾不具備專業識別能力。比如，認識中美貿易和中美關系問題，需要有較強的專業知識，也需要對中美關系的歷史有相應的掌握，但普通大眾并不具備這種知識。因而，很多群體在某些時候會人云亦云，片面選擇一些非理性的論斷，有偏向地選擇某類信息，最后形成了較為極端的看法和立場。在財政政策層面，很多群體參與了稅收討論，普遍認為需要減稅，但并不掌握相關的宏觀經濟學知識和公共財政的方法，對稅收中的李嘉圖等價原理和減稅的效應沒有實質性的概念和認識，也就很難理性發聲。

第四，中國民眾數量眾多，但個體差異大，利益立場不一致、教育程度參差不齊、掌握的知識程度不同，容易形成針鋒相對的判斷。即使對于國內簡單的事件，每個人站得立場不同，認知有差別，也容易產生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判斷會使得某些熱點問題爭論不斷，引發更大的關注。如在稅收問題上，對于相對收入較低的群體，容易產生類似“仇富”心態，包括影視明星的稅收問題，不少民眾主張刑事處罰等做法。而部分收入相對高的群體則認為稅收太高，在利益分配中擠占了勞動和資本的收益。

第五，經歷不一致，容易形成利益導向型的偏差。如對于改革問題，很多人的經歷不同、利益不同，因而往往持有截然不同的觀點和判斷，很難達成一致的看法。在很多問題上，可能選擇性地形成一些固有的判斷。

應對輿論交鋒宜疏不宜堵

第一，要客觀認識到輿論熱點會不斷涌現，而所謂的社會共識通常是很難達成的。理論上，通常的說法是，“唯一的共識”是“不存在共識”。差異化的認識及不同的看法大體是事實，不同的人和群體往往持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因而對于很多問題，可以更加從容應對，不再刻意追求整齊劃一的觀點和判斷。

第二，輿論聚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信息不完全公開透明，公眾想了解更多的細節，從而形成一定的社會壓力。因而，減少不必要的信息管制，增加信息傳播的透明度和及時性，對防止公眾恐慌性地傳播謠言和不準確的信息具有重要作用。對于經濟和金融類的信息，只要不涉及核心的信息，都盡可能提供。

第三，允許更多的爭論，提高民眾思辨能力。應對“陰謀論”，最好的辦法是提供更多的常識和事實。雖然未必能夠完全消除“陰謀論”，但會在討論中減少“陰謀論”存在的市場。同時，應提防民族情緒、過激言論和極端行為。

第四，應該更及時地提供專業化的觀點和判斷。讓更多更專業的人士對問題進行解讀。要注重媒介融合，充分利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各自優勢，及時發聲，為社會公眾提供更專業和準確的信息。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