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戰國的外交經歷了道義宣示向功利主義的轉變過程。戰國列強的殘酷競爭，凸顯了外交事務的重要性，帶來了外交戰略謀劃和外交技巧的持續創新，出現了眾多成功的外交活動范例。戰國縱橫家的外交活動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有待我們去深度挖掘。

【關鍵詞】春秋戰國 縱橫家 合縱連橫 外交戰略 【中圖分類號】K231 【文獻標識碼】A

春秋戰國：古代外交家的黃金歲月

春秋戰國550年間，中華文明依托夏商周累積起的內部性資源，實現了歷史上最為重要的升級換代，完成了文明的定型任務，從而走向成熟。這一時期，早期文明的結構性崩解、層出不窮的新事物，顛覆了傳統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定式，催生出眾多的問題意識，而重建制度體系，再造文明價值系統等時代課題，又極大地刺激了時人的創新能力。這是一個政治、軍事和外交等領域人才輩出的時代。

春秋戰國的顯著特點是天子失位、諸侯林立，這一政治格局要求執政者在關注內政的同時，必須用更多的精力去處理外交事務。春秋初期，各國在征伐中大多祭出“尊王攘夷”的旗幟，以“勿用兵，勿殘民，利小國”等宗旨為號召，在政務上還慣性地堅持“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魯成公十三年》）的傳統，將外交事務作為禮尚往來的感情聯絡手段，即便涉及實質問題的外交活動，也多以道義為基礎展開交涉。

戰國時期，列國間的角逐由爭霸轉為兼并，各國間“合縱”“連橫”的成效決定著國家的存亡，國際政治的重要性由此凸顯，外交在政務中的地位逐漸上升，成為優先考慮和處理的頭等大事。許多國家出現了宰相親自兼任外交官，或外交官同時出任宰相的情況，各國的內政決策也多依外交政策而制定。外交事務和外交官地位的急速提升，帶來了外交理論與技術的持續創新，涌現出惠施、張儀、公孫衍、蘇秦等眾多以外交技巧高超而聞名的政治家。

秦王朝的大一統終結了列國競逐的政治格局，也扼制了外交家縱橫捭闔、大展宏圖的活動空間，此后2000多年，在天朝上國的自我認識和天下觀的國際認知的雙重作用下，外交事務的重要性不斷下降，以至于退化為“理藩”事務，其理論和技巧再無提升。縱橫家曾經的輝煌被塵封于冰冷的歷史長河之中，雖間或有個別人提起，也很難引起重視。近30年來，儒學和傳統文化的研究雖然火熱，卻未延展到對中國古代外交遺產的梳理上來。

功利與道義：春秋列國外交的兩面性

西周和春秋早期，列國的外交活動大多停留在初始階段，追求的主要是禮尚往來的象征意義——昭示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和各國間的兄弟情分，是當時外交活動的主要功能。

大國爭霸要爭取更多的追隨者，小國為生存要委蛇于大國之間，這都需要務實的外交戰略和高超的外交技巧。公元前638年，為爭奪齊桓公去世而空缺的霸主地位，宋襄公與楚軍交戰，先是拒絕趁楚軍“半渡而擊之”的提議，又拒絕趁楚軍剛剛渡河尚未整理好陣型發動進攻的建議，最終導致宋軍大敗。面對國人“皆咎公”的指責，宋襄公解釋說，按照傳統的交戰規則，不能殘殺傷員，不能俘虜上年紀的人，不能利用有利地形，更不能在敵方尚未整理好隊列之前發動攻擊。對此，宋司馬子魚提出反駁意見，認為戰爭的目的是獲得利益，必須盡一切方法擊敗對手，一味因循傳統，就無法在戰爭中生存下來（《左傳·魯僖公二十二年》）。

這種帶有非道德主義傾向的功利主義信念，隨著各國競爭的日益殘酷逐漸擴展到外交和其他領域。春秋中期，晉楚兩大國南北對峙，鄭等小國夾在中間，成為兩強爭奪的主要目標。面對這種局面，應采取何種外交策略，成為鄭國內爭論的焦點。子展等主張小國對大國的外交，應以誠信為本，否則“亡無日矣”。但子駟等則認為應該選擇機會主義的外交策略，堅持楚來則從楚、晉來則從晉的做法，才能避免更大的損失（《左傳·魯襄公八年》）。

公元前564年，鄭背盟倒向晉國，楚再度大兵壓境，子駟要背棄與晉國的盟約，與楚結盟。子孔等認為鄭與晉剛剛締約，“口血未干而背之”，是絕對不可以的。子駟卻認為盟約若真用道義標準來衡量，原本就應該基于締約方的自愿，而鄭與晉結盟，是在晉武力威逼下不得已的選擇，本著“要盟無質”的原則，這個盟約對鄭原本就沒有約束力，更何況盟約中有“唯強是從”一語，現在楚軍壓境，晉沒有及時救援，楚軍是明顯的強者，鄭屈從楚的意愿，正是落實鄭晉盟約中原有的約定，根本談不上違約背盟（《左傳·魯襄公九年》）。

依靠子駟的外交策略，鄭在晉楚兩強夾縫中虛與委蛇，時而叛晉歸楚，時而去楚從晉，生存雖很艱難，卻也安然無恙。機會主義的外交策略發揮了不錯的效用，這是因為晉楚兩國的戰略目標都是爭霸而非兼并。西周封建制下的價值系統影響尚在，使當時大國的外交戰略和具體行為表現出顯著的兩面性，他們往往在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要彰顯自己霸權的正當性。他們要求小國惟命是從、定期朝覲，在財物索取上誅求無度，同時又以西周王室、西周傳統、華夏諸國的保護人自居。直到戰國時期，這種情況才被徹底改變。

滔滔雄辯的背后之一：戰國時的外交戰略

戰國時期，列國間的角逐不再是爭霸，更不是正當性的宣示，而是兼并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在外交領域，間或存在的正當性宣示也已徹底淪為攫取利益的手段，功利主義取得了全面主宰地位。

這種撲面而來的政治現實主義潮流，曾遭到儒家、墨家，以及楊朱和莊子一系道家的激烈批評。孟子將縱橫家的行為斥為“婦妾之道”，莊子更是譏諷之為“舔痔”。這些抗議和批評，彰顯了思想家的社會良知，但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的時人看來，就難免“迂遠而闊于事情”。

法家堅定地站在時代潮頭，率先將實踐領域的功利主義提升為系統的以徹底非道德主義為主要特征的政治哲學和治國方略，并利用主持某些國家政務的機遇將其貫徹到內政改革和制度創新中。戰國早期著名的法家人物，如李悝、申不害、商鞅等，都曾以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雙重身份活躍于列國政壇。

在堅持功利主義導向上，縱橫家與法家類似；不同的是，縱橫家的主要興趣點不是內政改革或制度建設，而是大國競逐的國際格局。他們大多不是理論家，但卻有極強的邏輯思辨能力，喜歡制造邏輯陷阱詰難論辯對手，曾創造出“雞三足”“卵無毛”等千古流傳的邏輯辯題。他們熟稔歷史掌故和典章制度，其知識結構具有“百科全書”特點，能從容應付外交游說中的各種難題。他們不是“死士”“俠士”，卻往往有臨危不懼、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過人膽魄。

縱橫家的外交活動可分戰略和技巧兩部分。作為外交家，縱橫家大多是一流的戰略家。戰國初年，魏侯擅自稱王，引起韓、齊、楚等大國的不滿，受到包括夙敵秦在內的列國攻伐。惠施認為魏國空前孤立的困局，是由稱王造成的，在列強并存的情況下，任何國家單獨稱王，都會引起普遍嫉恨。于是，他設計出遺禍江東的妙計，利用齊侯自視甚高，急于稱王的野心，以魏國的名義提議齊侯稱王。齊侯稱王之后，諸侯的不滿情緒果然轉移到齊國，魏國壓力大為減輕，又重新取得了戰略主動權。

較早策動“連橫”的張儀，剛到秦國就精準預見到中原各國漸有聯合抗秦的趨勢，于是有針對性地提出三步走的外交和擴張戰略。首先，對魏、韓兩鄰國，要以武力威脅為手段實現政治誘和，徹底瓦解醞釀中的抗秦聯盟。其次，要充分利用中原各國視楚國為蠻夷的心理，最大限度地孤立它。最后，等楚陷于孤立后，要集中全力對其發動持續的軍事攻勢，奪取土地和人口，在削弱楚國的同時，從南面對中原的魏、韓形成戰略迂回的有利態勢。這一正確戰略的實施，使秦從楚手中奪取了今天的陜西南部及河南、湖北等大片土地，奠定了秦在戰國七雄中一家獨大的局面。

張儀之后，魏冉主政。范睢入秦，初見秦昭王，便指出了秦以往以打擊強國為重點的對外戰略的基本癥結，認為這一戰略將齊等視為主要敵人，經常勞師遠征，所占土地卻因距離遙遠而無法保有，勝利成果難以轉換為綜合國力。因此，他主張連橫齊、楚，而將相鄰的趙、魏、韓等作為軍事打擊的重點，通過不斷蠶食其土地、人口來增強秦的綜合國力。這一著名的“遠交近攻”戰略的實施，極大加快了秦統一全國的進程。

滔滔雄辯的背后之二：戰國時的外交技巧

外交說辭牽涉國家重大戰略舉措，需要先從天下大勢和各國內政外交狀況、現實急切需求等問題講起，其間可能還需要舉出若干歷史或現實的事例加以說明，這需要有廣博的知識儲備以及將相關知識組織起來的邏輯能力。戰國中期，齊楚“合縱”，魏、韓、趙等國以齊楚為后援，漸有聯合抗秦的趨勢。為瓦解齊楚聯盟，張儀出使楚國，游說楚懷王。他先列舉秦“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余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等優勢；然后再指出楚國土雖廣，卻無險可守，若秦從巴蜀進攻，沿長江而下，可以“日行三百余里”，不出十天，就可以兵臨楚國重鎮竟陵；若秦從武關出兵，則可以直搗楚國心臟，切斷楚北部（指今河南中南部地區）與南部的聯系（《戰國策·楚策一》）。

這一以地緣優劣為基礎的實力對比，完全以事實為依據，動搖了楚懷王聯齊抗秦的決心。張儀再趁熱打鐵，提出只要楚斷絕與齊的聯盟，秦就可以將商於之地六百里送給楚——商於正是武關所在地區，恰好是在地緣上對楚國構成重大威脅的地區。如此投其所好，楚懷王必然動心。當然，張儀不可能拱手出讓國土，這不過是為瓦解齊楚同盟拋出的誘餌。

說辭要陳述事實，但事實是可以選擇的。同樣的楚國山川形勢，在蘇秦的說辭中，張儀所謂的地緣劣勢不見了，而“地方五千里”這一疆域廣袤的優勢被刻意凸顯出來。疆域遼闊，就有更寬廣的戰略縱深，也必定有更充裕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等客觀事實的列舉，讓楚王看到自身的優勢與實力，喚起了楚王聯合諸侯向秦國復仇雪恥的雄心（《戰國策·楚策一》）。

在說辭中選擇哪些事實，取決于外交活動的目的，如何陳述事實，則需要揣度被游說者的心理。張儀身為秦相，處于優勢地位，游說中往往始以恐嚇而終以利誘。其他游說者多有求于人，更需要善于選擇被游說者的要害一擊而中。公元前275年，秦魏冉率軍圍困魏都城大梁，魏決定割讓少量土地以換取秦軍撤圍，派策士須賈游說魏冉。須賈采取的策略是：極力渲染魏君臣上下同仇敵愾的抵抗意志；陳述趙、燕兩國都城一度被攻占，但趙、燕誓不割地，堅持抵抗，最終光復都城的事例；聲稱魏已調集各縣官兵三十萬守大梁，強調大梁城墻高達七仞，易守難攻；最后指出，若秦軍短期內無法攻破大梁，必定會士氣低落，趙、楚等國會趁機切斷秦軍的退路。

這番說辭對魏冉的要害可謂一擊而中。魏冉勞師遠征，深入敵境，面對城墻堅固的大梁，原沒有攻其必克的把握，又時刻擔心楚、趙等國出兵救魏。觀察到上述說辭顯然加重了魏冉患得患失的心理，須賈順勢將魏國早先決定的議和條件——“少割收魏”和盤托出。在魏冉看來，事到如今，須賈提出的議和條件，已經變成了設身處地為他著想，幫助他解決難題的金玉良言。

公元前273年，魏、趙聯合攻韓，韓使節多次入秦求援無果，只得派老策士田苓去游說秦權臣魏冉。魏冉態度傲慢，漫不經心地問韓國是否很危急。不想田苓也表現得漫不經心，隨口回答說還沒到危急時刻。魏冉大怒，斥責說你國使者接二連三求援，都聲稱韓國危急，你卻說不急，這不是戲弄我嗎？田苓解釋說，韓到危急關頭，必定會向魏、趙求和結盟，韓尚未有此舉動，顯然未到危急關頭。魏冉聽罷，轉怒為驚，當即答應馬上出兵。魏冉態度之所以轉變，關鍵是田苓不露聲色的威脅發揮了作用。秦最擔心的就是魏、趙、韓結盟，若真把韓逼急了，加入魏、趙聯盟，秦在戰略上就會徹底被動。

春秋戰國最令人神往的，除了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思想繁榮外，還有縱橫家高屋建瓴、縱橫捭闔的戰略謀劃，以及他們那些智計百出、精彩紛呈的游說說辭，這筆中國外交史上獨一無二的歷史遺產，還有待我們進一步研究和發掘。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講座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楊伯峻：《春秋左傳注》（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②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全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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