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環境，我們呼吁供給側改革2.0版本。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代表的供給側改革在過去幾年時間內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部分政策內容還有改善的空間。我們從學術層面提出的供給側改革2.0版本可以概括為“一促一增”。

呼吁供給側改革2.0版本中的“一促”即為減稅降費，意為通過調節政府、居民、企業之間的收入分配比例，使得居民和企業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獲得感提升，是提升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的良方。供給側改革2.0版本中的“一增”即為運用強大的資本市場，提供直接融資工具，增加對實體經濟，特別是高科技企業的融資支持力度。

中國經濟運行平穩結構性改革效果顯著

2019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運行的情況總體平穩，經濟出現了有序復蘇的良好局面，財政總體形勢保持平穩。2019年第二季度GDP增速從一季度的6.4%小幅回落至6.2%。我們預計，2019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穩定在6.2%左右，穩中向好，主要假設為：房地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速維持在8%左右；基建增速提升2至3個百分點；社會零售總額增速維持在8.5%左右；出口增長不失速。短周期而言，中國經濟增長處于企業庫存和利潤周期的底部區域，建設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將是未來的重中之重，我們呼吁供給側改革2.0版本。

經濟運行顯示韌性，下半年仍需政策發力

2019年上半年，按不變價計算，我國經濟增速達到6.3%，消費、投資、出口增速均表現平穩，彰顯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堅強韌性。在外部環境深刻變化與國內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進一步穩定增長，加快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關鍵。從我國經濟整體和分項的領先指標來看，2019年下半年，中國房地產投資增速、出口增速可能會有一定的下行壓力；消費增速和基建增速可能將小幅企穩或有一定的回升。為了保障經濟增速位于合理區間，2019年下半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仍需發力，控制部分領域的金融風險，加快結構性改革。

穩就業：保證經濟增長處于合理區間，穩定大學生就業。2019年上半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737萬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67%。6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1%，比上月上升0.1個百分點。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與上月持平。

穩金融：鼓勵貨幣進入實體經濟。2019年上半年，央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適時、適度實施宏觀政策的逆周期調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做好預調微調，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和小微企業的支持，堅持結構性去杠桿，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扎實做好重點領域的金融風險防控。總體看，當前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適度增長，市場利率運行平穩。

穩外貿：要注意下半年的出口增長風險。2019年上半年我國外貿環境非常復雜。貨物進出口總額146675億元，同比增長3.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個百分點。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出口交貨值58361億元，同比增長4.2%。6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出口交貨值10555億元，增長1.9%。

穩投資：基礎設施投資有所回升，制造業投資結構優化。上半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299100億元，同比增長5.8%，增速比1至5月加快0.2個百分點，比一季度回落0.5個百分點。其中，民間投資180289億元，增長5.7%。分產業看，第一產業投資下降0.6%；第二產業投資增長2.9%，其中制造業投資增長3.0%；第三產業投資增長7.4%，其中基礎設施投資增長4.1%。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10.4%，增速比全部投資快4.6個百分點；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增長13.5%，增速比全部投資快7.7個百分點。從環比看，6月份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長0.44%。

基礎設施投資企穩回升，抵御經濟下行風險。基建投資在短期經濟調控中主要用來抵御經濟下行周期的風險，以及補足中長期經濟增長的短板。基礎設施投資（不含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同比增長4.1%，增速比1至5月份提高0.1個百分點。

房地產投資面臨壓力，制造業投資仍需提升。今年固定資產投資穩定是托底的基建和韌性較強的房地產帶動。基建投資保持穩定器作用，但在地方政府債務暫時沒有化解的情況下，今年可能不會出現大幅上行。房地產投資在上半年都能有較好的增長，但土地購置并不熱情，100城土地出售已經下滑，房地產下半年面臨下行。制造業投資6月份雖然有所回暖，但仍然在探底過程，預計三、四季度可能穩定。固定資產投資隨房地產投資下行。預計2019年下半年房地產銷售和房地產投資增速將緩慢下行，其下行對經濟增長造成的拖累將依賴基建投資托底。

穩物價：居民消費價格漲勢溫和，工業生產者價格基本平穩。2019年上半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2%，漲幅比一季度擴大0.4個百分點。6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7%，漲幅與上月持平；環比下降0.1%。預計2019年內下半年通脹壓力可能略微抬升，但仍處于可控區間。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

2019年上半年，我國經濟結構繼續優化。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54.9%，比上年同期提高0.5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高15.0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長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60.3%，高于第二產業23.2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保持快速增長。最終消費支出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1%。在全部居民最終消費支出中，服務消費占比為49.4%，比上年同期提高0.6個百分點。

2019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在總量上實現了穩定增長，在結構上進一步優化，有效地控制了債務規模和杠桿率。2019年下半年海外不確定因素增加，國內的房地產投資和出口增速承壓，經濟增長前景有一定壓力。我們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需要進一步發力，為結構性改革營造較為穩健的時代背景，對重點領域進行支持，進一步減稅降費。

減稅效應顯著期待更大力度

2019年上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中央和地方財政部門切實采取措施，確保減稅降費落地生根。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增長3.4%，其中一季度增長6.2%，二季度增長0.8%。總體看，2019年上半年財政收入運行總體平穩，如果將減稅等因素還原回去，全國財政收入增幅與GDP現價增幅基本匹配，保持在合理區間。減稅效應顯著，期待更多更大力度的減稅降費政策，激勵實體經濟。

財政收入增速放緩，減稅效果顯現

2019年上半年，全國稅收收入累計增速，與2018年相比，同期回落了13.5個百分點。減稅降費政策的落實落地，進一步減輕了企業負擔，增加了居民收入，對增強企業信心、穩定市場預期、有效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促進經濟平穩運行，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至6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07846億元，同比增長3.4%。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51589億元，同比增長3.4%；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56257億元，同比增長3.3%。全國稅收收入92424億元，同比增長0.9%；非稅收入15422億元，同比增長21.4%。

2019年上半年財政政策減稅效應顯著。分稅種看，上半年國內增值稅同比增長5.9%，比去年同期增幅回落10.7個百分點，主要是去年降低增值稅稅率政策翹尾和今年增值稅新增減稅效果進一步放大的影響。企業所得稅同比增長5.3%，比去年同期增幅回落7.5個百分點，主要受提高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小微企業普惠性稅收減免、5月底出臺的保險業手續費及傭金稅前扣除比例上調等減稅政策影響。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同比下降2.7%，主要是增值稅減稅效果持續體現。個人所得稅同比下降30.6%，主要是去年個人所得稅提高起征點、調整稅率的政策翹尾和今年增加六項附加扣除的減稅效應疊加釋放。涉及小微企業普惠減稅的“六稅兩費”（包括資源稅、房產稅等）合計下降0.2%。

財政支出快速增長，發債工作成績顯著

2019年1至6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23538億元，同比增長10.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支出16890億元，同比增長9.9%；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06648億元，同比增長10.8%。

財政支出普遍增長。地方財政統籌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債券發行收入、盤活存量資金等，做好支出預算執行工作。上半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同比增長10.8%，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3個百分點。31個地區全部實現同比增長。

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增長緩慢，土地出讓收入壓力仍大

2019年1至6月累計，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31781億元，同比增長1.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1989億元，同比增長3.5%；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29792億元，同比增長1.6%，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下降0.8%。

在支出方向，2019年1至6月累計，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37150億元，同比增長32.1%。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支出874億元，同比增長8.1%；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相關支出36276億元，同比增長32.8%，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安排的支出增長11.5%。

呼吁供給側改革2.0版本

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環境，我們呼吁供給側改革2.0版本。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代表的供給側改革在過去幾年時間內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部分政策內容還有改善的空間。供給側改革2.0版本即為，進一步減稅降費，釋放改革紅利，增加中游行業和下游消費行業的利潤份額。同時，加快建設發達的資本市場，增加直接融資比例，為科技創新提供更有效的金融供給。從存量上，做好服務制造業、消費行業的政策支持，穩定宏觀經濟增長；從增量上，大力發揮金融供給側改革的功能，為大量科技型、技術型企業提供便利的直接融資途徑。因此，我們從學術層面提出的供給側改革2.0版本可以概括為“一促一增”，“一促”即為利用減稅降費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進中游制造業和下游消費行業的穩定；“一增”即為運用強大的資本市場，提供直接融資工具，增加對實體經濟，特別是高科技企業的融資支持力度。

通過更大力度的減稅降費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呼吁供給側改革2.0版本中的“一促”即為減稅降費，意為通過調節政府、居民、企業之間的收入分配比例，使得居民和企業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獲得感提升，是提升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的良方。

供給側改革1.0版本中的“三去一降一補”，從供給側改革實施前后行業ROE的比較來看，主要是使得上游行業享受到更多改革紅利。上游行業中的鋼鐵、煤炭、有色、化工、建材等從2016年供給側改革深入實施以來，盈利情況均出現了系統性的提升。我們發現與此同時，中游行業和下游消費行業的盈利情況不容樂觀。一個可能的解釋為，上游行業原材料部分漲價之后，這些原材料作為中游制造業的成本部分，侵占了部分原有行業的利潤。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9年將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主要通過降低增值稅率和降低企業社保繳費負擔的形式實現。

從減稅降費的微觀傳導來看，有利于企業部門更多的專注于實體經濟，更多地投入研發，更多地注重技術進步而不是脫實向虛。由于實體經濟的投資環境不佳，越來越多的非金融企業減少了對生產性資產的投資，而把資本配置在金融資產上，這種行為被學術界稱為金融化。降低企業實際稅負有利于降低企業資本成本，從而促進企業投資增加。減稅對于居民部門的效果也非常明顯，個稅的降低將提升居民消費水平，促進居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因此，減稅降費從企業、居民行為的微觀層面而言，將產生較為明顯正向作用。

從減稅降費的宏觀傳導來看，在經濟衰退時，減稅政策會減少納稅人的稅收負擔，積極財政政策效應更加明顯；而在經濟繁榮時，納稅人對稅收負擔敏感度下降。按照我們構建的減稅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脈沖響應模型來看，減稅效果最顯著的是企業所得稅，即企業所得稅占GDP 比重每降低1%，未來4至8個季度內GDP 增長率會增加0.09%。企業所得稅減稅對GDP 拉動作用最為明顯，應該成為下一階段減稅政策的主要選擇方向。

減稅降費中的“費”部分還有很大的降低空間。從稅收結構上看，以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為主體的流轉稅是中國稅收的主要部分，多年來占整個稅收收入的比例都在65%左右。企業所得稅作為直接稅的代表，份額大約在25%左右，其他稅種則分享余下的10%左右的份額。由于我國政府收入的多元化，在稅收之外的各類費、基金、社保、住房公積金乃至土地出讓金收入等非稅收入的占比過大。除了今年提出的降低社保負擔，減稅降費中的其他“費”部分還有很大的降低空間，這部分也是下一階段減稅降費的重要方向。

通過金融供給側改革支持實體經濟

供給側改革2.0版本中的“一增”即為運用強大的資本市場，提供直接融資工具，增加對實體經濟，特別是高科技企業的融資支持力度。

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和幫助對產業的發展，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非常重要。我國金融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發展不平衡。隨著債券和股票市場發展，非金融企業的直接融資占比有所提升，但銀行信貸在社會融資中仍占據主導地位。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結構難以適應發展更多依靠創新、創造、創意的大趨勢。金融供給主體，特別是中小金融機構不足，小微、“三農”、綠色等金融服務短板還有待補齊。更為重要的是，銀行等間接融資的強大不能有效地轉化為對國民經濟關鍵領域，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

第二，金融機構服務和市場主體需求不平衡。當前產業發展已不單純滿足實體經濟部門融資的需求，還有現金管理、投資交易、財務顧問、保險、證券、基金等多樣化的需求，傳統信貸主導的融資模式已經無法匹配企業多樣化的需求。金融供給側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呼吁更高質量和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中長期來看，我們需要構建分層有序、功能互補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和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

第三，直接融資體系的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目前全口徑直接融資規模占社會融資總額的比重，在2007年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由2002年的4.95%上升到11.09%，最近10年基本保持15%左右，而股權融資規模基本在5%左右徘徊，而美國直接融資占整個融資體系的比重則達80%左右。金融是對信用的風險定價。目前我國正在大力推動信用體系建設，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國基于信用體系建設的直接融資體系。

增加直接融資支持實體經濟的一系列措施即為我們所說的供給側改革2.0版本的“一增”。具體而言，科創板設立并試點注冊制，新股延續常態化發行，以及新三板增量改革政策出臺預期增強，實體經濟企業的融資渠道更加多元，融資獲得感顯著增強。長期來看，積極穩妥推進主板、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科創板、區域股權交易市場、券商柜臺交易市場等建設，協同發展場內和場外，公募和私募，股票、債券和期貨等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同時，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亟須增加金融供給主體，補齊金融服務短板，為不同經濟群體、經濟層次、不同產業、不同領域的市場主體提供差異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務，特別是小微、“三農”、綠色等領域。

（作者：閆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黨委書記、研究員，劉陳杰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本文系《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分析》課題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