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走過了光輝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積累了寶貴經驗，對于現代市場經濟繞不開的世界性難題——政府與市場關系，我們更是從未停止探索。可以說，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歷程也是我國對政府與市場關系實踐探索的過程。政府與市場關系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又是一個重大實踐命題。當前，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準確理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深入總結新中國成立70年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實踐經驗和理論創新成果，系統梳理其發展規律和發展特點，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政府與市場關系受經濟發展水平、思想認識水平、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等因素的影響而不斷調整、不斷變遷。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定位也不斷經歷著“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一認識和實踐相統一的動態變化過程，并不斷推動政府與市場關系向前發展，不斷推進有關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論”“實踐論”和“辯證法”的道路探索，不斷深化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理論認識。從新中國成立70年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實踐過程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949—1978年的政府與市場關系萌芽期、1978—1992年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探索期、1992年以來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完善期。

1949—1978年：政府與市場關系萌芽期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為了快速恢復國民經濟，黨和政府深入實地調研，對我國的經濟結構作了較為合理的評估，比如1949年頒布的《共同綱領》就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國家應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政府與市場各司其職，相互配合、良性互動。其中上海的四次物價風波，就能很好地體現當時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為經濟社會的發展保駕護航，規避市場失靈，但又不過度“越位”；市場充分發揮其作用，在政府指導下，合理配置資源。從而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之初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我國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時期。為了順利實現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從1953年開始，我國進行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到1956年，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得以基本確立，這一偉大社會變革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失去了經營自主權，企業生產完全按照國家的計劃進行，完全遵循自上而下的計劃指令，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被嚴重弱化。

三大改造完成后，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過程中，由于對馬克思主義的片面理解和對蘇聯模式蘇聯經驗的生搬硬套，我國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該體制下，市場的作用被完全摒棄，市場規律、價值規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政府計劃成為了配置資源的唯一手段，經濟主體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何生產、為誰生產都完全遵照政府計劃指令逐層進行。

1978—1992年：政府與市場關系探索期

隨著國內政局的穩定以及國內經濟的好轉，1978年，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實現了全黨工作重點由階級斗爭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并且作出了對外開放的重大決策，吹響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向市場化方向發展的號角。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上，鄧小平同志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正式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命題，并且確定了“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的原則，并指出這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因此“要正確劃分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各自的范圍和界限”，政府與市場的界限開始得到重新關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也重新得以重視。 

到了1987年黨的十三大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設想，大會確定了我國經濟發展三步走的戰略部署，系統闡述了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對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有了進一步深入的認識，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這從某種意義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市場范圍逐步擴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增強。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進一步理順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1992年至今：政府與市場關系完善期

在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要大力發展全國統一的市場，進一步擴大市場的作用，并依據客觀規律的要求，運用好經濟政策、經濟法規、計劃指導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導市場健康發展”。可以說，黨的十四大后，市場真正開始扮演基礎性角色，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開始明確起來，即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并且進一步明確了如何進一步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改革流通體制，健全市場規則，加強市場管理，清除市場障礙，打破地區封鎖、部門壟斷，盡快建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進一步厘清了政府和市場的界限，明確了政府與市場的各自作用，為政府與市場的有機統一奠定了基礎。

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加快，以開放促改革也就成為了其中的應有之義，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我國更好地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特別是隨著我國逐漸融入世界經濟，經濟全球化發展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則進一步提出“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從這一系列回顧中不難發現，我國越來越重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強調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而且從實踐來看，市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這是保證市場發揮作用的重要力量。因此，2012年黨的十八大上，除明確將更大程度和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外，還進一步提出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自此，我國開始考慮將“看得見的手”（政府）與“看不見的手”（市場）有機協調，以形成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統一的格局。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全面深化改革也進入了深水區，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成為了當前的主要議題。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可見，新時代下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定位也與過去大不相同，一方面強調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更為重要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則是對政府的職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新的定位。黨的十九大上進一步明確提出，“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這一表述不僅為新時代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指明了方向，而且還就如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職能提出了要求，也對如何將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有機統一起來給出了答案，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新貢獻和新突破，有助于形成政府與市場關系和諧共生的新格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那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的實踐表明，只要政府與市場關系處理得當，我國的經濟社會就能得到迅速發展。那么，未來如何才能更好地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為我們指明了方向：“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的。要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完善市場機制，打破行業壟斷、進入壁壘、地方保護，增強企業對市場需求變化的反應和調整能力，提高企業資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競爭力。發揮政府作用，不是簡單下達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用改革激發市場活力，用政策引導市場預期，用規劃明確投資方向，用法治規范市場行為。”

【本文作者為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責編：周素麗 / 司文君（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