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共享經濟的市場規模在持續擴大。來自國家信息中心的數據顯示：自2016年起，我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連續增長，到2018年，交易規模達到29420億元，直接融資規模約1490億元，參與者約7.6億人。未來三年，我國共享經濟仍有望保持年均30%以上的增速。

共享經濟擁有良好的成長環境，百姓也正享受著共享經濟帶來的各種利好。數據顯示，共享經濟推動服務業結構優化、快速增長和消費方式轉型的作用正日益凸顯，2015—2018年，出行、住宿、餐飲等領域的共享經濟新業態，對行業增長的拉動分別為每年1.6、2.1和1.6個百分點。

共享經濟在中國發展得最好

巨大的市場需求、雄厚的投資力量、連續的政策激勵，形成強大合力

其實，回顧這幾年共享經濟的發展，有許多消費者感懷與其“初見”時的良好體驗。

“以前十來年，每天坐地鐵上下班，兩邊到地鐵站的路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步行本就挺累，再拎點東西，特別不方便；打車吧，又不劃算。有了共享單車后，省時、省力、省錢。天氣好的時候騎車，吹著風，簡直是在放飛心情……”家住北京后海的許女士說，現在一看到路邊有亂停放、被損毀的單車，她都心疼、著急；每每聽到平臺拖欠押金、破產的消息，她更擔心這個經營模式難以為繼。

共享經濟為什么有這么大的“爆發力”？“究其根本，它順應了經濟發展的規律，創造出新的價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副研究員熊鴻儒認為，共享經濟至少帶來了幾方面改變：一是通過給予其他人使用閑置資源的機會，高效利用存量資本；二是匯集眾多市場參與者，提升供需匹配效率，促進專業化分工，并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擴大交易范圍；三是顯著減少了市場交易和競爭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這一切，對于促進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都有巨大價值。”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師、分享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新紅認為，我國共享經濟規模之大、創新之多、影響之深在全球獨一無二，扮演了當之無愧的全球引領者角色。

那么，共享經濟為何在我國發展得最好？

——這背后，有巨大市場空間提供的有力支撐。

“我國有近14億人口，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消費人群，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對新業態、新消費的需求正在不斷擴大。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也相應促進了共享經濟用戶規模的急速提升。”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所副研究員洪群聯說。

龐大的人口基數，讓共享經濟有了巨大的發展空間，而一旦一項創新有效滿足了需求、解決了痛點，便可能迅速點燃市場熱情，走上高速發展的軌道。“共享單車出現以前，不少地方政府都希望解決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難題，也嘗試推出公共自行車、接駁車，但都不太成功。共享單車的出現，很好地契合了這一需求，必然受到人們歡迎。”摩拜單車有關負責人表示。

“中國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刺激人們對出行住宿的需求，大家更向往體驗當地生活的度假方式，因此具有線上服務優勢且高性價比、有濃厚居家體驗等特征的共享住宿就火了起來。”小豬短租聯合創始人兼CEO陳馳說。

——這背后，有雄厚投資力量引發的催生效應。

“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的社會資本積累了雄厚實力。在投資渠道有限、國家支持新經濟發展的背景下，資本競相追逐共享經濟這一新模式。”洪群聯舉例說，據不完全統計，僅共享單車就吸引數百億元創業投資資金。北京大學市場與網絡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永偉也認為，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使共享經濟創業者可以很快募集到資金，將抽象的經營模式轉變為具體的商業實踐。

——這背后，更離不開我國一系列鼓勵共享經濟發展的政策舉措。

2016年2月，“十三五”規劃提出“積極發展分享經濟”；2017年6月，國務院常務會部署促進分享經濟健康發展，按照“鼓勵創新、包容審慎”原則，出臺新的準入和監管政策；黨的十九大提出，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源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2018年5月，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做好引導和規范共享經濟健康良性發展有關工作的通知》……近年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為共享經濟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成長環境。

共享經濟進入整改期

我國對共享經濟秉持的“鼓勵創新、包容審慎”大原則一直沒有變

幾年來，人們見證、經歷了共享經濟的成長。

2011年左右，短租民宿、網約車、知識分享等有“共享”概念的消費方式開始零星出現。

2016年，共享經濟逐漸成勢。以摩拜和ofo為代表的共享單車“黑馬”，在市場上成功實現數輪融資。經緯中國、愉悅資本、創新工場、紅杉資本、高瓴資本等眾多明星投資機構開始逐夢“單車”，其中還有BAT等互聯網企業的身影。

2017年，摩拜和ofo分別完成了兩輪融資，次數雖不及2016年多，但融資數額都在數億美元級別，是前一年的幾倍。資本的持續關注和追逐，吸引了一大批創業者涌入共享項目。共享充電寶、共享KTV、共享雨傘、共享籃球、共享睡眠、共享衣櫥、共享洗衣機等陸續崛起，共享經濟快速發展。

不過，到了2018年，以網約車、共享單車等為代表的共享企業在經營管理上暴露出許多問題，進入整改階段。一部分頂著共享概念，實則被資本綁架的創業項目，最終沒有經受住市場的考驗，經營難以為繼。

“作為共享經濟企業，我們欣喜地看到政府部門對新業態新模式采取了包容審慎的態度，先允許其發展，并在發展中糾正問題。”滴滴出行兩輪車事業部總經理張治東說。

“反觀一些發達國家，由于政府受既得利益集團游說等影響，往往對共享經濟采取過于嚴厲的監管，使其很難成長。”陳永偉說。

“總體上看，我國對共享經濟秉持的‘鼓勵創新、包容審慎’大原則一直沒有變。”張新紅認為，實踐已經充分證明，正是有了對新經濟、新業態相對寬松的政策環境，才促成了共享經濟在中國的火爆局面。

放眼全球，共享經濟也發展迅猛。一家咨詢公司預測，到2025年，全球共享經濟市場規模有望達到3350億美元，而這一數據在2015年僅為150億美元。

共享經濟遭遇“成長的煩惱”

當前面臨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要在進一步的發展中解決

7月1日，廣州悅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小鳴單車”運營主體）發布債權表公告，數據顯示，截至目前仍有約12.5萬用戶押金未退，總額超2500萬元。去年3月，小鳴單車成為國內共享單車領域首家宣布破產的企業。廣州中院同意其進行破產清算后，小鳴單車委托中國再生資源開發有限公司，按每輛車12元的價格進行回收處置。

如今看來，即便“砸鍋賣鐵”，小鳴單車仍無力償還所有外債。資本大潮退去后，它已被市場徹底淘汰出局。而它所暴露出的浪費資源、誠信缺失等問題，是共享單車行業的“前車之鑒”。

一窩蜂大干快上，難免泥沙俱下。

去年12月，北京市民韓旭成為ofo共享單車第1300多萬位等待退還押金的用戶之一，“半年過去了，也沒前進多少名，退還之路遙遙無期。”2017年以來，小鳴、酷騎、ofo等共享單車相繼出現資金短缺、經營告急。

除了退還押金難，大量單車胡亂堆放侵占城市公共空間，破損單車無人維修造成資源浪費，共享住宿泄露客人隱私等問題，也讓消費者、管理者備受困擾……不少人在問：共享經濟怎么了？

“共享經濟經過一段時間成長后，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暴露得更清晰、更充分了。”采訪中，不少專家抱有同樣的觀點：共享經濟正在遭遇“成長的煩惱”——

一方面，有共享經濟自身尚未成熟的原因。

“共享單車企業在成長初期，依靠競相吸引投資、補貼式價格競爭快速搶占市場，但這只能是短期策略。”洪群聯分析道，自行車等固定資產投入較大、維護成本較高、使用壽命周期不長等特征，決定了共享單車難以“又好又便宜”，很難長期維持低價收費。“要實現健康發展，就必須剔除掉補貼等因素，制定能夠反映成本的價格，形成穩定的客戶人群，找到合理的盈利模式。”

不過，也有專家提出，共享單車行業的發展還處于共享經濟的初級階段，很多問題是市場試錯的自然過程，不必過分擔心。

另一方面，也有監管難以跟上市場形勢的因素。

“共享經濟的迅猛發展對現有條塊化、屬地化的管理體制帶來了巨大挑戰，‘新經濟’與‘舊體制’的沖突時常發生。”熊鴻儒認為，多數共享經濟平臺的經營活動往往是跨領域、跨地區的，單靠某部門或某地區的監管力量根本無法應對，傳統垂直監管模式已不能滿足“互聯網+”跨界融合發展的需要，在線上線下加速融合的趨勢下，線下業務不斷向線上擴展，原有的線下監管問題還可能被進一步放大。線上和線下管理部門如何劃分職責和實現協同，都是新的監管難題。

“共享經濟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發展中出現各種問題，是因為尚未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管理制度體系，比如相關法律法規不夠健全、新型監管服務機制尚未建立、社會信用體系不夠完善等。”洪群聯認為，要讓共享經濟實現健康有序發展，就必須及時完善管理機制。

“當前共享經濟面臨的問題，以及今后可能出現的新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都可以通過進一步的發展解決。”張新紅表示，目前共享經濟雖然正處于矛盾和問題突出的轉型期，但整體依然保持較快發展速度，看到問題的同時，我們也要相信共享經濟是大勢所趨。

讓共享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監管松緊適度，分類施策；多方協同，促進企業誠信經營

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共享經濟在技術、模式、路徑和趨勢等方面都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這是令人生憂之處，但也是其魅力所在。

采訪中，不少專家和企業認為，要使共享經濟實現平穩健康發展，關鍵在于兩條：一是要把握好監管的度，既保護好創新又防范其野蠻生長；二是發揮好治理的合力，多管齊下、多方發力，開展多層次、多模式的動態協同治理。

把握好監管尺度，需要明確底線、松緊適度。

“新生事物的特點往往就是新、快、不定型。對共享經濟的監管應該堅守底線思維，只要沒有越過底線，就可以先觀察一段時間。當然，底線思維還有另外一層含義——越過底線該管就得管了。政府部門、平臺企業、資源提供者、用戶的行為都應該有底線，不該做的事堅決不做。”張新紅說。

“比如，治理共享單車，有的地方尚未明確出臺管理制度，有的地方采取‘一刀切’，禁止新增投放，只允許存量企業運營，還有的地方允許符合要求的企業投放，實行配額制、動態管理。”張治東認為，監管在“底線之上”應當松緊適度，按市場規律辦事，盡量少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把握好監管尺度，也要分類施策、有的放矢。

“要合理界定不同行業領域共享經濟的業態屬性，分類細化管理。”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院長荊林波表示。

事實上，近年來不少地方已經在共享經濟監管上采取了更為精細的措施。比如，江蘇常州采用大數據技術，建立共享單車規范治理系統，通過自動感應控制停車姿態，以智能預警減緩站點擁堵；浙江實行租房安全準入制，通過總臺登記、身份驗證、單元門禁等一系列輔助設備為安全把關。

讓共享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既要靠政府的積極作為，也要靠企業的主動改進。

“共享經濟平臺作為一個節點，匯聚著供需兩側機構、個人、第三方等多方參與者，既是交易平臺、數據平臺，也是信用平臺、消費者保護平臺。”張新紅認為，共享經濟平臺企業要加強平臺治理和安全保障，嚴格規范經營，積極協助政府監督執法和承擔社會責任，從而將內生治理機制作為政府監管體系的重要補充。

“政府部門要高度重視平臺企業的自我規范，對一些難以明確定性、調查取證難且影響復雜的監管難題，如新型價格歧視、平臺間相互屏蔽、收集和使用個人數據引發安全風險等，要積極支持各類專業機構、行業組織和個人以及新聞媒體，共同監督平臺企業的市場行為，促進平臺規范、誠信經營。”熊鴻儒說。

“在新的消費需求下，我們會把用戶體驗和自身可持續發展放在首位，這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我們愿意協助主管部門一起治理共享單車，也希望消費者多為企業提供批評建議。”張治東表示，對于未來共享單車行業的發展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