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美經貿摩擦進一步升級。美國繼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的關稅從10%上調至25%后，又動用國家力量對華為等中國的高科技企業進行斷供打壓，妄圖通過極限施壓的方式迫使中國屈服。中國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反制措施，如對美國600億美元輸華商品加征5%-25%不等的關稅，警告對美國的稀土產品出口實行管制，并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在當前，中美之間的經貿摩擦將趨于長期化、反復化和尖銳化。中國應妥善理性應對，積極出臺政策措施緩解甚至消除經貿摩擦對國內經濟造成的負面沖擊，堅定不移地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促進中國開放型經濟的協調、持續和穩定發展。

理性看待當前的中美經貿摩擦

中美經貿摩擦問題高度復雜，既外在表現為兩國經貿領域的利益分歧和政策關切，又內在決定于綜合國力的競爭、高科技創新制高點的爭奪、經濟發展體制模式的競賽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對立等深層次因素。中美兩國自1979年建交以來，基于經濟結構的高度互補性，雙邊經貿關系快速發展，形成了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經貿格局，互為對方最為重要的貨物、服務貿易伙伴之一，并成為推動中美關系穩定發展的“壓艙石”和“穩定器”。目前，美國是中國最大貨物出口市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地，是中國第二大服務貿易伙伴，而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服務出口市場。中美互相開展了大規模投資。截至2017年底，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存量約830億美元，在華美資企業約為6.8萬家，而中國對美投資存量約670億美元。中國外匯儲備大量投資于美國金融資產，持有約1.4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和機構債券。

毋庸置疑，貿易失衡是威脅中美經貿關系穩定發展的一個長期隱患。這一問題之所以長期引而不發，一個重要原因是雙方均能從貿易中獲利。對于中國而言，向美國出口大量商品，可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掙取大量外匯；通過“邊干邊學”效應，不斷提升企業的技術水平和國家實力；利用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對于美國來說，利用美元的全球關鍵貨幣地位，通過征收“發行鑄幣稅”的方式（印刷紙鈔），大量購買中國生產的質優價廉的商品，既可滿足美國國內消費者的需求，又能降低其物價水平；可向國外轉移其不具競爭優勢、附加值低、環境污染較大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集中精力發展高附加值的先進制造業、科技行業和服務業；中國積累的外匯儲備回流美國，大量投資于美國的國債和機構債券，降低了美國政府、企業和居民借貸的利息成本；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下的國際分工體系，期望通過接觸的方式來影響中國政治、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方向與進程。

中美經貿長期存在著一些分歧和摩擦。中方關切美方履行市場經濟待遇（在對華反傾銷調查中停止使用“替代國”做法）、濫用貿易救濟措施、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給予歧視性審查等問題，而美方關切貨物貿易逆差、知識產權保護、營商環境、財政補貼、產能過剩、產業政策等問題。以往，中美雙方通過談判磋商基本能緩解分歧和摩擦，繼續推動經貿合作向前發展。

當前，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動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貿易摩擦，一個直接的動機是，利用極限施壓的方式，打開中國市場，獲取經濟利益。美國政府要求中國擴大美國產品的市場準入，大量購買美國的商品，大幅減少中美貿易差額，同時要求大幅放開投資準入壁壘，保護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以幫助美國企業搶占中國市場，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美國挑起經貿摩擦背后更為重要、更為深刻的動因是遏制中國的崛起，打壓中國的追趕步伐，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對于美國而言，一個理想的狀態是，中國一直被鎖定在價值鏈的低端，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而美國牢牢占據價值鏈高端和高附加值環節。然而，現實的情形是，中國通過大規模的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技術進步迅速，在5G等部分高科技領域已趕超美國，在經濟規模上已與美國大幅接近，并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鼓勵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顯然，中國的快速發展，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危機感。為鞏固美國的霸權地位，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貿易戰和科技戰來封殺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打亂中國的生產供應鏈，迫使大量企業特別是外資企業離開中國；指責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政策，妄圖打斷中國行之有效的發展模式。

美國將遏制中國的重點放在科技領域，體現在：一是簽署《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的高新技術出口限制；二是簽署《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重點防范中國企業通過投資獲取美國的技術；三是2018年對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25%的關稅，此舉主要針對《中國制造2025》包含的高科技產品；四是以所謂國家經濟緊急狀態為由，禁止美國企業使用被視為對國家安全造成風險的外國電信設備，將把華為公司及其70家附屬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

中美經貿問題對中國進出口規模、就業、經濟增速以及國內投資者信心等影響有限，總體可控

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轉型步伐的加快，消費驅動經濟增長的能力顯著增強，出口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度急劇下降。總體上看，中美經貿摩擦對于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是有限、可控的。

第一，中國的貨物出口和貿易順差的規模將會減少，但下降幅度有限。美國作為中國的一個主要出口市場，若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因加征關稅受阻，中國的貨物出口和貿易順差毫無疑問會下降。但是，中國不會單獨承擔加征關稅而帶來的成本，而是與美國、其他國家分擔福利損失。體現在：一是中國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下降必然導致中國對日本、韓國等國的中間產品進口需求減少，從而中國貿易順差的降速會慢于對美出口；二是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仍然具有國際競爭力，美國在短期內難以找到替代商品，美國的企業和消費者將會承擔較高比例的加征關稅成本。

第二，經貿摩擦和技術壓制將導致中國出現失業增加、產業鏈轉移與技術進步放慢等問題，但程度可控。表現在：一是對美出口受阻，將會導致一些出口行業的就業崗位下降。二是為規避美國加征關稅的負面影響，中國企業對越南、印度的直接投資將增加，從而使中國在國際分工產業鏈中的調整步伐將加快。三是以美國為目標市場的部分外資企業可能選擇撤資，或推遲對中國的投資計劃。近年來，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環保約束的增強，推動了大量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對外投資，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中美經貿摩擦將助推這一進程，這與中國產業升級的方向是一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的出臺和推出的大幅降低外資進入壁壘的舉措，將會鼓勵外資進入中國，可有效對沖因經貿摩擦而引致的外商撤資風險。四是中國企業通過購買、投資等方式獲取美國技術的難度會增大，但這也會激勵中國政府和企業加大研發投資力度，加快自主科技創新步伐，降低對美國技術的依賴。

第三，經貿摩擦將會導致中國高科技產品對美出口遇到較大的困難，但中國經濟規模大、動力強、韌性足，經濟增長率僅會有小幅下滑。中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較弱，美國加征高額關稅將導致中國輸美的航空航天、造船、技術硬件、通信、電子、機械等產品的競爭力損失較大，但替代性較差的日用消費品的市場份額損失將較小。不過，經過多年的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中國經濟已實現內需主導，出口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度顯著削弱。2018年，中國的消費和投資的增長貢獻率合計超過100%，凈出口的貢獻率為負值。考慮到中國的經濟規模和抵御外部沖擊的韌性，中美經貿摩擦不會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的態勢不會改變。

第四，經貿摩擦會削弱國內投資者的信心，對股票市場的穩定性、短期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但程度可控。中國股票市場發育程度不高，波動性較大，未能有效發揮服務實體經濟和引導實體經濟發展的“晴雨表”作用，2018年中美經貿摩擦確實對國內股票市場產生了較大的負面沖擊，但在目前的低股票價格指數下，股票市場繼續下調的空間很小。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受阻，雖然可能導致中國貿易順差將大幅度減少，甚至出現逆差，但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和有效的資本項目管制措施將會提供強有力的緩沖力量，預計不會出現短期的大規模資本外逃問題，人民幣匯率將會維持總體穩定。

理性、務實和節制地反制美國的經貿霸凌行為，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堅定擴大對外開放，構建多元化、可持續的對外經貿關系

首先，從中國長遠利益出發，理性、務實和節制地反制美國的經貿霸凌行為。鑒于雙方經貿摩擦的長期性、反復性和尖銳性，中方在應對時要有理性認識和思想準備，尤其是對于美方漫天要價的行為要堅決抵制。例如，中方堅決不能接受在短期內（如未來2-3年內）逐年增加采購1000億美元美國商品的要求。原因在于，在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的條件下，中國可選擇的商品種類非常有限，如農產品、芯片、飛機和能源，且美國的供給能力有限。如此大規模采購要求顯然違背市場經濟原則，會造成中國財政資金的巨大浪費（大量資金用于不需要的商品上）。而且，美國制裁華為給予我們的一個警示是，美國不是一個可靠、安全的供應者。即使在貿易協議達成后，中國也應避免對美國供應鏈的過度依賴。例如，中國未來從美國油氣的進口規模不能過大，其份額不能超過15%-20%的安全水平，否則，美國一旦實施油氣禁運將會對中國能源供應安全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對于中國而言，與其通過采購大規模不需要的美國商品來降低貿易順差，不如采取加征進出口關稅（美方征收進口關稅、中方征收出口關稅）、實行出口管制等反制措施，后者給中國帶來的福利損失明顯低于前者。同時，考慮到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大，在加征關稅等反制措施方面，中國應根據國內相關商品的供需狀況適度反制。中國將建立的“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將對不遵守市場規則、背離契約精神、出于非商業目的對中國企業實施封鎖或斷供的美國企業，形成一定的威懾力。

其次，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加快由出口導向、投資驅動向內需拉動、科技創新驅動轉變。當前，在中國對美出口受阻和投資者預期不穩的條件下，實施“六穩”政策，實行適度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從中長期角度看，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向內需驅動和科技創新驅動轉變顯得更為重要和緊迫。事實上，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任何國家都沒有能力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足夠的市場空間。如何激發國內居民的消費需求和完善居民消費環境，進而引導中國經濟實現內需驅動增長，是中國政府需要著力解決的一個重點問題。而且，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或經濟體出于對中國技術進步的忌憚和防范，已大幅收緊了外資并購本國技術企業的政策，這意味著中國企業今后難以通過跨境并購方式來獲取先進技術。因此，如何激發企業的科技創新動力、吸引國內外高端人才和實現科技成果轉化，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最后，堅定擴大對外開放，構建多元化、可持續的對外經貿關系。美國政府對華為實施的斷供行為，意圖是利用其在全球經濟科技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將華為逐出現行主流的科技網絡體系。同理，美國也企圖通過經貿摩擦將中國孤立起來，隔離于全球經貿體系之外。因此，中國要想打贏貿易戰，一個充要條件是，要更為深入地融入世界經濟，與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建立密切的業務聯系，才能挫敗美國政府孤立和封鎖中國高科技產業乃至中國經濟的企圖。為此，中國要加快對外開放步伐，大幅降低外資進入壁壘，著力改善國內營商環境，大力吸引外資特別是技術含量高的企業入駐，以對沖因經貿摩擦流出中國的資本。中國應加大市場開放力度，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更多的商品，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作出貢獻。中國應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建立多元化、可持續的對外經貿合作關系。同時，中國應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WTO改革，商談多、雙邊貿易投資協定，助推建立開放、公平、科學的國際經貿規則。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