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簡要回顧改革開放進程中新聞發布工作和制度建設的歷程，并從改革開放、信息公開和媒體改革的角度來闡述新聞發布與這三個維度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就新聞發布工作如何助力改革開放、服務于國家治理提出一些方向性的建議，包括：其一，以新聞發布助力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互動溝通而非單向傳播，促進問題解決而非只是闡釋問題；其二，以新聞發布創新講好中國故事的模式，不僅滿足事實披露層面，而且追求更高層次的價值認同；其三，以新聞發布來構建公共溝通體系和創新宣傳思想工作，注重實效而非只是強化過程或創新形式。

【關鍵詞】新聞發布 改革開放 國家治理現代化 信息公開

【中圖分類號】G219.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9.004

中國新聞發布制度變遷的過程，從制度建立到制度完善，始終與改革開放的事業發展同步，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同步，與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節奏同步。回顧中國新聞發言人、新聞發布制度建立和完善的關鍵節點，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新聞發布”和“新聞發布助力改革開放事業”這兩條線索。新聞發布，既是改革開放的見證者，也是改革開放的推動者。本文簡要回顧改革開放進程中新聞發布工作和制度建設的歷程，并從改革開放、信息公開和媒體改革的角度來闡述新聞發布與這三個維度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就新聞發布工作如何助力改革開放、服務于國家治理提出一些方向性的建議。

40年新聞發布制度建設回顧

回顧新聞發布工作的40年，經歷了“從內向外”和“從外向內”的兩個轉變，而新聞發布工作在這兩個重要轉變的基礎上最終實現了“內外一致”“內外互促”的統一關系。

第一階段：從內向外，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助推改革開放和對外傳播。外交部發言人制度誕生于我國改革開放之初，是我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最初嘗試，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新聞發布制度不斷完善，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展示方式。改革開放之初，世界需要了解中國，中國需要走向世界，外交部率先實施新聞發布，可謂領風氣之先。

1980年4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對外宣傳小組，專責協調國際以及港澳臺僑宣傳方面的重要事務。1983年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對外宣傳小組聯合發布《關于實施〈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和加強對外國記者工作的意見》，要求外交部和對外交往較多的國務院各部門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發布新聞。該意見與《新聞發言人工作暫行條例》主導了我國政府新聞發布制度的改革。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被任命為第一任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并舉行了首次新聞發布會。1983年4月23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簡稱中國記協）首次向中外記者介紹國務院各部委和人民團體的新聞發言人，正式宣布中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此后，新華通訊社雖然繼續承擔部分政府新聞發布工作，但已不再是政府新聞發布的唯一途徑。[1]

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折射出中國對外開放的力度強化和對外傳播的思想變化。改革開放初期，因為中國加快走向世界，需要向世界介紹開放的中國、進步的中國和發展的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新聞發布的“啟動”節奏看，其最初使命主要是對外傳播，由內向外地講好中國故事，以增進全球化進程中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認知和文化認同。

第二階段：由外向內，完善新聞發布制度，擴大政府透明度、提升公信力。2003年是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的一個重要節點。年初，中央提出建立、健全國務院新聞辦、中央各部門、各省市區人民政府三個層次新聞發布制度建設的要求。同年，“非典”的發生，暴露出一些行業和地方政府部門在收集、發布信息過程中存在的漏洞與問題。在中央政府的要求與敦促下，國家各部委、各級政府機構紛紛設立新聞發言人，建立新聞發布制度。由此，2003年成為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年。

此后，新聞發布制度不斷健全，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部門到黨委機構，逐漸實現全覆蓋和常態化。2004年12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首次對外公布了62個部委和75位新聞發言人的聯系方式。2006年，教育部、公安部、衛生部率先開始進行新聞發言人定時、定點、自主新聞發布。同年，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原則，對新聞發布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該條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2010年6月，中央宣傳部等中央部委的11位黨委新聞發言人集體亮相，受到國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

同時，各級政府部門高度重視對新聞發言人的業務培訓，一年一度的發言人培訓班成為常規安排，促使新聞發言人隊伍日趨專業化和職業化。2011年2月，全國首次黨委新聞發言人培訓班在北京舉辦，來自13個黨中央部門的新聞發言人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相關部門的200多人參加了培訓。與此同時，國資委直屬121家大型中央企業通過新華網將各自新聞發言人的姓名及聯系方式等資料向社會公布。至此，各級政府、黨委新聞發言人基本到位，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體系逐漸成形。

新聞發布工作機制的建立，離不開信息公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為了給新聞發布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相繼出臺多項通知和文件，不斷細化信息公開的重點領域和具體要求。2013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當前政府信息公開重點工作安排》，明確提出，“爭取2015年之前全面實現全國市、縣級政府全面公開‘三公’經費”。2013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回應社會關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見》發布，提出國務院各部門要建立健全例行新聞發布制度。2016年2月1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中，既明確了信息公開的具體要求，也規定了信息公開的責任主體。《意見》要求，地方政府要加強突發事件的信息發布，對涉及本地區本部門的熱點問題，“按照程序及時發布權威信息，講清事實真相、政策措施以及處置結果等”。此外，“負責處置的地方和部門是信息發布第一責任人，要快速反應、及時發聲，根據處置進展動態發布信息”。有研究指出，通過2013年以來的這些政策保障，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已經提升到信息公開和輿論引導的戰略層面，伴隨新聞發言人隊伍的壯大和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完善，新聞發布和輿論引導的效果獲得極大提升。[2]

從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新聞發布制度實施過程中的平臺選擇和傳播渠道緊跟技術變革的趨勢，越來越移動化和智能化。2008年底，中央政府部門和地方省市一級全部建立了政府門戶網站。2011年，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紛紛開通微博，利用微博進行信息發布，這一年因此成為“微博政務元年”。目前，微博、微信、微頭條、客戶端等“三微一端”已成為各級黨政機關在互聯網新聞發布和信息公開上的標配，發展勢頭迅猛的抖音政務號亦開辟了政務信息傳播的新載體。此外，新聞發布的形態也在持續創新，從過去單一的文本信息逐漸拓展到圖文、數據、短視頻等融合形態。有觀點預測，由于短視頻符合碎片化的閱讀場景和公眾高效獲取信息的習慣，也更加符合新生代網民群體的媒介使用偏好，短視頻將成為未來新聞發布的主要方式。[3]

改革開放與新聞發布的關系特征

縱觀過去40年的新聞發布工作和改革開放事業，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來總結其內在關系特征：

新聞發布與改革開放同步：既見證改革開放又助力改革開放。從社會轉型和國家發展的歷程看，20世紀80年代對外開放、公眾面對啟蒙浪潮，90年代市場化快速推進、社會監督熱潮興起，新世紀以來中國日益融入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新聞發布工作的制度化推進過程，始終與改革開放同步，既真實見證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又以不同方式助力改革開放的推進，不同時代改革和發展的主題，在新聞發布制度建設和實踐過程中均得到有效貫徹。

新聞發布與信息公開同步：既依賴于信息公開又促進信息公開。新聞發布制度在建立、完善和實施過程中，與信息公開制度的建立密切相關。新聞發布工作既有效促進了政府信息公開，信息公開制度也從機制上確保了新聞發布工作的順利開展，由此構建了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傳播和風險溝通的新觀念和新體系。比如，2003年非典發生初期，一些地區和部門存在瞞報非典感染人數的情況，經媒體曝光后，各級和各地衛生部門快速響應，開始進行每日疫情發布，重新贏得公眾信賴，有利地恢復和提升了政府公信力。

值得一提的是，新聞發布工作在探索中也出現了“隱性新聞發布”的特殊現象。作為傳統官方新聞發布的補充或替代，政府部門還會通過其他非官方或半官方渠道來發布官方信息，即所謂的隱性發布。但由于隱性發布沒有做到足夠的信息公開，沒有向社會充分告知發布主體的身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對發布效果有所制約。[4]

新聞發布與媒體改革同步：依托媒體變革又引領媒體業發展。新聞發布工作必須緊跟媒體行業發展和變革趨勢。在傳統媒體占據主導的時代，新聞發布會、新聞通氣會是政府部門做好新聞發布工作的主要形式。而伴隨微博、微信、頭條號、抖音等社交媒體傳播手段的興起，全國各地各級政府部門建設了數十萬個政務機構號，由此大大提升了新聞發布的自主權和影響力。微博發布、微信發布等，逐漸成為新媒體語境下新聞發布的主要形式。從線下新聞發布走向線上新聞發布，從以傳統媒體為主要信息中介的新聞發布走向多元利益主體協同的新聞發布，從“以我為主”的單向傳播式的新聞發布走向“你問我答”的雙向交流式的新聞發布，媒體變革成為新聞發布工作的重要助推器。

面向未來的新聞發布實踐創新

盡管我國的新聞發布制度取得了巨大成績，國務院新聞辦負責人仍然沒有回避當前新聞發布工作存在的挑戰和問題，比如：一些部門和地區新聞發布議題設置能力和發布效果亟待提高；在新聞發布會上講成績進展過多，但回應社會關切不夠；一些部門和地區發布活動數量過少，有些依然沒有建立定時定點的例行新聞發布制度，回應公眾信息需求不及時，等等。[5]

面向未來，新聞發布工作要繼續探索、持續創新，就要服務于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中國夢”，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和信息工作制度的完善。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以新聞發布助力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互動溝通而非單向傳播，促進問題解決而非只是闡釋問題。縱觀改革開放的40年，也是中國新聞發布制度從探索到建設不斷發展和完善的40年。未來新聞發布要產生信息公開和輿論引導的實效，必須從輿情發展和溝通過程中把握重要問題，從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高度以新聞發布來服務和推動國家治理。

首先，從塑造政黨認同的角度來看，新聞發布制度有利于公眾及時了解事實真相，避免不實消息的流傳，維護社會穩定。同時，通過議程設置，有利于加強輿論引導，放大社會正能量。新聞發布制度的建立為我國政府、政黨形象在公眾心中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次，從服務地方治理的角度來看，新聞發布制度為政府、公眾的溝通與公眾參與搭建了有效平臺，有利于建立透明的、有公信力的地方政府形象。政府權威信息的發布為公眾正確認識現實問題、參與意見、獻計獻策提供了可能，也使公眾參與公共事務及社會治理成為可能。

最后，從講好中國故事的角度來看，新聞發布為各國媒體提供了有關中國事務的權威信息，在讓世界了解中國、維護國家利益和形象、助推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滿足了國內公眾對外交事務的知情權和參與權，踐行了中國外交是人民外交的理念，培育了政府與民眾的密切關系。比如，外交部發言人扮演著中國對外傳播與交流的重要角色，要做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創新對外傳播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以新聞發布創新講好中國故事的模式：不滿足事實披露層面，而追求更高層次的價值認同。過去的新聞發布，主要傳播方式是及時披露事實，而未來，比事實傳播更重要的是表達價值。以深圳市羅湖區在全國率先開展的基層政府“雙周發布”的新聞實踐為例，自啟動以來，一系列反映羅湖產業、消費、交通、醫療、教育、街區等發展成效的亮點和話題，逐步勾勒出羅湖的全息畫像，塑造了一個“具體、形象、有厚度、有溫度”的城區形象。[6]有學者認為，羅湖“雙周發布”可以實現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對區域發展價值轉化和提升，也有評論員指出，羅湖將面臨一場全國性的價值再發現。[7]

總體上，傳統新聞發布在回應社會關切、引導主流輿論時，多通過正面事實和積極信息的披露，從“歷史合法性”和“績效合法性”兩個維度來強化國家的制度認同和政黨認同。而未來，以“績效正當性”為主的新聞發布話語，要不斷走向“價值正當性”和“文化正當性”為主的新聞發布話語。這方面，需要圍繞國家發展的重大議題，不斷探索具有說服力、公信力和影響力的闡釋話語和主導框架，才能追求公眾更高層面的價值認同。

以新聞發布來構建公共溝通體系和創新宣傳思想工作：注重實效而非只是強化過程或創新形式。總體上，網絡化社會形態下的信息傳播，正經歷深層次的技術革命和業態重塑。新聞發布工作對構建政府的公共傳播體系、創新宣傳思想工作都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應充分借鑒傳播學的政治傳播、社會心理學的心態調適和政治學的意識形態等跨學科理論資源，不斷提高新聞發布工作者的輿論觀和心態觀，提高新聞發布工作對“時、度、效”目標的追求和把握。

伴隨智能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應用的日益普及，信息傳播的速度更快、范圍更廣、成本更低，網絡監督的主體、渠道和范圍也將更為廣泛。2016年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與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以信息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統籌發展電子政務。[8]2010年以來，中國各級政府相繼開通政務微博、微信，搭建政府與公眾與溝通的新機制和新平臺，推進可溝通型政府的建設。一項以關于上海市政府新聞辦主管的政務新媒體“上海發布”為案例的研究發現，把公共服務與政治溝通有機結合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9]“上海發布”推送的信息豐富全面、貼近性強，提供了政府和公眾直接溝通、互動的平臺。可見，依托互聯網、新媒體和移動傳播的新載體，政府新聞發布正努力做到更及時、更公開、更透明，以不斷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10]

我國的新聞發布工作已經在實踐中逐漸明確了“誰來說”的制度性安排和“怎么說”的技術性問題，接下來，重點要解決的是“說得怎樣”，即新聞發布的實效評估。[11]歸根結底，檢驗新聞發布工作是否成功的關鍵標準在于：公眾的質疑是否減少了，各種流言是否被澄清了，目標群體的身份認同和國家認同感是否提升了。新聞發布工作是政府公共傳播體系的重要組成，只有與信息公開、對外傳播、宣傳思想等工作保持高度協同，中國的新聞發布工作才能實現滿足公眾知情權、促進公眾表達權、發揮媒體監督權的多重功能。

（本文系2016教育部哲學社科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大數據時代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風險與防范體系構建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6JZD006）

注釋

[1]閆雨辰：《論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成因及其對我國新聞事業的影響》，《新聞世界》，2012年第2期。

[2]劉笑盈：《當前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的進展與挑戰》，《對外傳播》，2016年第12期。

[3]陳溯：《專家：短視頻將成未來新聞發布主要方式來源》，中國新聞網，2018年10月10日，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8/10-10/8646613.shtml。

[4]張志安、李春鳳：《隱性新聞發布的類型、動因及反思》，《新聞與寫作》，2017年第12期。

[5]吳姍：《全國新聞發布考核結果首次公布 新聞發布哪家強？》，人民網，2017年5月24日，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524/c14677-29295404.html。

[6]吉學方：《框架中的“舞者”——深圳羅湖區“雙周發布”新聞實踐的場域理論分析》，《特區經濟》，2018年第11期。

[7]嚴圣禾：《大數據顯示深圳羅湖的價值正在被重新發現》，光明網，2018年1月20日，http://difang.gmw.cn/sz/2018-01/20/content_27401612.htm。

[8]金江軍：《以信息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網，2016年5月24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524/c1003-28376417.html。

[9]張濤甫、徐亦舒：《政治溝通的制度調適——基于“澎湃新聞”“上海發布”“上海網信辦”的考量》，《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10]張志安、羅雪圓：《中國互聯網20年與新聞發布變遷》，《新聞與寫作》，2014年第6期。

[11]張志安、李春鳳：《新聞發布評估機制變遷與構建研究》，《新聞與寫作》，2017年第10期。

責 編／周于琬

Press Release Helps with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view and Prospect

Zhang Zhian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work of press release and its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s release and other three dimension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media reform.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some directional suggestions on how news release can help with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erve national governance, including: 1) press release helps to modernize national governance, realize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rather than one-way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e problem solving rather than just explain problems; 2) innovating the mode of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by news release not only meets the need of fact disclosure, but also pursues a higher level of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3)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onstructing public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innovating the publicity and ideological work by news release, and to focusing on practical results instead of the processes or innovative forms.

Keywords: press releas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dernize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張志安，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導，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新聞業、新聞社會學、大數據與互聯網治理。主要著作有《深度報道：理論、實踐與案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