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想打贏脫貧攻堅戰，財政支出是保障。財政支出結構狀況，反映了政府減貧工作的重點，關系到動員扶貧資源的程度。為此，要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既要保障資金投入、調整支出比重，也要創新扶貧政策、完善制度設計，提高財政扶貧精準度，助力貧困人口脫貧致富。

【關鍵詞】精準扶貧 財政扶持 支出結構 

【中圖分類號】F812.8    【文獻標識碼】A

自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理念以來，我國扶貧工作取得了決定性進展，正以每年減貧1300萬人以上的成就，譜寫著人類反貧困史上的中國奇跡。當前，農村減貧工作向縱深推進，為確保打贏脫貧攻堅戰，必須充分發揮財政支出的保障作用，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多方調動扶貧攻堅資源，持續助力農村減貧。

財政支出減貧效應的機制與助力農村減貧的作用

財政支出減貧效應的機制。財政支出結構反映了不同類型分項支出在總支出中的占比。財政扶持貧困支出體現在農業支出、醫療衛生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和撫恤救濟支出等方面。從減貧治理角度來說，反映了政府扶貧工作的重心，關系到政府動員扶貧資源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減貧的效果。貧困人口致貧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災害、基礎設施不完善、環境惡劣等外部原因，也有內生動力不足、患病、教育缺乏等內部原因。政府保障性公共支出解決了貧困地區群眾的基本生存問題，財政支出結構性安排和專項扶持，提高了農田水利、醫療保障、教育教學、交通設施等水平，有效化解農村發展問題。在扶貧過程中，財政支出要強化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扶持原則，根據貧困地區資源稟賦和優勢，就地取材，通過發展生態旅游業、養殖產業、特色產品等，確保扶持資金靶向精準，切實提升農村減貧效應。

財政支出助力減貧的作用。一是降低貧困規模。財政支出結構優化，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提高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拓展了農民增收渠道，為深度貧困地區減貧提供了資金保障，也為農業部門扶貧帶來溢出效應，全面降低了貧困人口規模。而且，經濟增長又倒逼財政支出結構更加合理，促進了農業健康可持續發展。二是減緩貧困效應。財政支出結構優化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增加農民收入來源渠道，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帶動農村經濟，從而使得深度貧困地區貧困人口數量大幅降低。三是積極發揮政府財政職能。無論是投資性支出還是消費性支出，都是政府主體行為。扶貧專項貸款及扶貧發展專項資金，加速了農村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進程，確保了貧困群眾獲得必需的農業生產資料，改善了貧困地區勞動者人力資本狀況，增加了貧困戶收入，充分發揮了政府財政職能。

我國扶貧專項資金大幅增長，財政支出減貧效應省級差異減少，助力減貧成效顯著

扶貧專項資金大幅增長，轉移支付力度不斷加大。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央和各級財政不斷加強扶貧投入力度，財政扶貧資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以及在轉移支付中的比重都呈現逐年遞增態勢。2019年5月17日，據媒體報道，2019年中央財政補助地方專項扶貧資金已全部下達，共計1261億元，連續四年保持每年200億元增量。但也要看到，我國正處于決勝脫貧攻堅戰的關鍵節點，貧困地區條件差、經濟結構不合理、產業帶動不強，亟需加大財政扶持力度，讓群眾享受更多改革紅利，發揮支撐和保障作用。

地方債務資金支出助力脫貧攻堅力度增強。2016—2017年，每年安排不低于600億元地方政府債務資金支持貧困村實施基礎設施建設。2018年，中央財政明確用于扶貧的債務資金規模達到1091億元。但也要看到，貧困地區文化、教育支出占比僅為5%左右，農村地區貧困群眾尚未享受到與城市、發達地區同等的改革紅利。

扶貧資金監管力度加強，財政支出減貧效應省級差異減少。近年來，在中央財政扶持貧困地區力度不斷加大的情況下，財政支出減貧效應的省級差異逐年縮減。加之，扶貧資金運行動態監管平臺建設持續發力，財政預算編制導向與約束作用不斷增強，財政扶貧資金績效管理成效顯著，補齊脫貧短板助力脫貧攻堅目標基本實現。但也要看到我國中西部地區貧困發生率仍然較高，人均財政支出額相對較低，貧困人口基數依舊較大，并且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財政民生資金的支出總額與貧困人口基數尚不匹配，人均財政支出額度與貧困發生率存在一定差異。

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要保障資金投入、調整支出比重、創新扶貧政策以及完善制度設計

保障資金投入，促進財政扶貧產業化發展。一方面，全力保障扶貧專項資金投入。認真領會并切實貫徹執行財政支出在脫貧攻堅中的制度安排，有效履行中央對于地方政府劃分的財政支出責任，合理分配財權、事權及支出責任。強化中央政府穩固的財政資金支持力度，協調東中西部農村地區減貧工作，依托中央財政支出，強化地方財政扶貧力度。另一方面，優化財政資金支出路徑。擴大民生資金支出在現有支出中占比，擴大扶貧支出比重，并將新增財政收入更多投向民生和扶貧領域，改變并擴大民生資金支出規模，促進扶貧產業升級，提升創新創業力度。在農林水支出存量不足、結構不夠合理的情況下，要采取措施增加存量，調整結構，擴大支出總量規模，形成穩步增長機制。

調整支出比重，優化財政扶貧支出結構。首先，加快政府機構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減少財政管理層級，科學厘定財權事權，增加扶貧領域財政支出，加大對重點領域經費保障，引導相關財政支出向農村、民族地區、困難群體傾斜，確保惠及更多貧困地區和群眾。其次，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規范投融資平臺建設，提高扶貧資金流動效率，確保扶貧攻堅專項資金穩定可持續。最后，合理安排城鄉間的資金支出比例。縮小城鄉差距，進一步完善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保障制度，提升農村貧困人口“造血”能力。

創新扶貧政策，提高財政扶貧精準度。第一，深化貧困地區涉農資金整合試點。推進扶貧領域“放管服”改革，修訂扶貧資金管理辦法和限制規定，多措并舉落實整合資金保障要求。尤其是對貧困人口的資金扶持，要建檔立卡、動態跟蹤與監督，確保財政資金流向“有始有終”，從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和財政扶貧精準度。第二，推進資產收益扶貧政策。通過政府引導、幫扶指導的方式，促進資產收益扶貧項目和生產要素向深度貧困地區傾斜，激發貧困地區市場活力，提高貧困人口財產性收入水平。第三，實現貧困地區差異化扶貧。針對不同深度貧困地區致貧原因尤其是在自然條件、經濟基礎方面存在的先天差異，要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增強財政調控能力，為減貧提供充分的財力保障。

完善制度設計，強化監督評價制度保障。一是強化財政資金運行監督機制。探索動態監管體系，突出內外結合多層監督，強化內部審計通報與整改反饋制度，細化財政監督責任分工，健全信息共享與協調機制，做好“追索有徑、問責有人”的責任追究工作。二是規范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制度。加快績效評價法治化進程，完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綜合進行定量與定性分析，落實績效評價配套設施，增強財政信息透明度，規范各種評價主體行為，做好信息披露、通報以及問責工作。三是深化政府購買與投資制度改革。加強政府財政職能制度設計，擴大社會需求與供給規模總量，通過政府購買、政府投資等影響生產要素價格，實現有效拉動農村地區經濟增長的目標。

（作者為東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博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①李艷紅：《財政支出規模與結構變化的分析》，《時代金融》，2016年第23期。

②劉暢：《農村公共投資、公共服務與中國益貧式增長》，《農業經濟問題》， 2012年第6期。

③盧現祥、徐俊武：《中國共享式經濟增長實證研究——基于公共支出、部門效應和政府治理的分析》，《財經研究》，2012年第1期。

責編/謝帥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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