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態是一段時間內廣泛存在于整個社會和各類社會群體中的，由社會情緒、社會認知、社會價值觀和行為意向構成的宏觀的、動態的、突生的社會心理態勢。我國當前的社會心態總體態勢良好，但也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這些社會心態特點有其社會現實基礎，更是直接與人們對社會的想象方式有關，重塑社會想象方式是培育良好社會心態的關鍵切入點。

當前我國社會心態的特點

綜合來看，當前我國社會心態總體態勢良好。表現如下：一是廣大人民對黨中央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較高。隨著從嚴治黨、反腐力度的加強，信任度有所提升，民意基礎進一步鞏固。民眾對各類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充滿積極期待，相信黨和政府有決心、有能力解決好問題。二是對已有成就充滿自豪感，對未來發展持樂觀預期。人民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偉大成就，特別是對我國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國際地位提升都是滿意的、自豪的；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持樂觀預期，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充滿信心。三是社會價值觀務實理性，進取精神不減。當前社會價值觀呈現出務實、實用的特點，更容易產生理性行為；雖然民眾利益訴求多元化，但整體而言，追求上進、自我提升和自我實現的進取精神依然充沛，這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動力基礎。四是群際關系相對和諧，集群行動風險可控。雖然存在一定的社會矛盾和群體性事件，但參與者尚無明確的階級和階層認同，集群行動主要是表達經濟訴求，希望懲惡揚善，并無明確的政治訴求①，社會風險尚且可控。

社會心態是當下民眾整體的、彌散性的社會情緒、社會認知、社會價值觀及社會行為意向的綜合體。毋庸諱言，社會心態的某些方面存在需要關注的消極問題。

第一，與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有關，相對剝奪感和怨恨情緒突出。我國城鄉之間、行業之間、社會階層之間財富和收入差距依然較大，與此有關的是彌漫在公眾心里的“相對剝奪感”和“仇富”情緒，對富裕群體的消極刻板印象（如為富不仁、奢侈腐化），對社會利益分配不均和難以打破的階層壁壘的不滿和憤怒②。

第二，與優質教育資源、醫療資源、就業機會的稀缺有關，社會焦慮與心理壓力彌漫。例如，由于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擇校成為廣大中小學生及其家長經常要面對的焦慮來源。在這一背景下，各種輔導班盛行，正常學校教育的作用受到干擾，教育的本質（培養人）有被教育市場不斷異化的苗頭，而廣大家長則在擇校壓力和教育異化的兩難中糾結、焦慮。教育、就業、醫療這些民生剛需，也是很多社會群體的主要壓力源。大學生就業形勢嚴峻，一些專業大學生面臨一畢業就失業的風險；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雖有好轉，但依然存在。

第三，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延宕為泛化的物質主義價值觀。過去幾十年一直鼓勵人們對物質和財富的合理追求，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工作動力。今天人們大多衣食無憂、物質生活富足，但有些人對物質和財富的迷戀，或者“拜物教”心態，已經形成一種“滯后存在”的慣習，并泛化為一種不斷加強的物質主義價值觀。另外，伴隨市場化、現代化進程中對競爭的鼓勵，對個體利益的追求，人們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在減弱，而個體主義價值觀在增強；其他一些積極的價值觀，如誠信、友善均受到沖擊，社會信任度下滑。

重塑人們認知和想象社會現實的方式

心理和心態是社會現實的反映，社會心態問題的根本解決有賴于作為其基礎的現實問題的解決。例如，民眾相對剝奪感的減緩，有賴于財富與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家長對子女擇校焦慮的消除，有賴于教育資源配置的均衡化以及向上流動渠道的多樣化。

社會心態對社會現實的反映，未必是直接的映射，可能會存在“折射”，折射發生的中介是人們對社會現實的時空結構所形成的表征。換言之，人們如何認知和想象社會現實比現實本身更直接地決定了社會心態的特點。有學者從時間感知、空間觀念與人際關聯思維三個角度分析了我國改革開放過程帶來的社會想象方式嬗變③，這一分析基本是合理的，下文結合社會發展趨勢，進一步深化闡述其未來走向。

一是要從以“速度”為中心的時間感知，轉換為“速度”與“品質”兼顧的感知方式。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以追求“速度”為鮮明特點。從深圳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到很多城市建設所追求的“一年一變樣，三年大變樣”，再到GDP的迅速增長、房價的快速上漲以及互聯網和高鐵的不斷提速，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像開足馬力的列車飛速前進。之所以凡事追求速度，是因為我國作為后發型國家面臨著比西方發達國家更艱巨的發展任務，這些國家用更漫長時間實現的現代化進程，包括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等，要擠壓到更短的時間范圍內實現。這種“多化疊加”意味著時間的短缺要靠速度彌補。不僅國家在競速，國家目標會延伸至社會的各個層面，引發社會不同群體、不同成員之間的競速，從而讓人們的時間感知格外敏感，形成了以“速度”為中心的時間感知模式。這一時間感知模式帶來了積極、向上、進取的社會心態，帶來了“時不我待”的緊迫感、“與時俱進”的使命感，但也伴生著一些負面社會心態。例如，在追求速度的過程中產生急躁和浮躁情緒；凡事總要力圖趕上發展的快節奏，而出現害怕落后、唯恐錯過機會的普遍焦慮；現代化中的“多化疊加”帶來人們適應社會的茫然和壓力；隨社會秩序迅速演進，傳統價值觀衰落而新型價值觀不彰引發價值迷失和人生方向失焦。凡此種種，皆是“追趕型心態”的表現。

在發展模式上，不可能一味追求高速增長，也不能一味改革而不做積淀。當前我國強調高質量發展、強調“守正創新”，就是適應新時代要求的積極轉換。速度和體量的增加都是解決外延問題，而品質才是內涵問題，內外兼顧的發展模式正在逐漸形成中。發展模式的轉換會帶來社會想象方式的變化，今后應形成相應的“速度”與“品質”兼顧的時間感知方式。這種新的時間感知方式的形成，不僅為現實的發展模式所決定的，還可以主動調整，以適應未來發展趨勢的需求。例如，將雄安新區建設定位為“千年大計”，反映出當今更從容的時間觀念；人們逐漸形成了“快工作”與“慢生活”區分的時間觀念，就是部分地還原了生活的本質——生活不是追逐比賽。

二是在空間表征上要從“分化”向“和合”轉化。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主要是做“分”的工作，通過分化的結構，打破一潭死水，點燃民眾創富熱情和社會活力。農村的包產到戶、國有企業的改革都是要打破大鍋飯，鼓勵多勞多得；東部沿海開放、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均是根據地域空間差異分別施策；地方競賽式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引入地區競爭機制提升地方政府績效；由來更久的城鄉分治，也是為了保證以城市為中心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物理空間之外，社會空間也在從簡單結構走向不斷分化。例如，原來的工農兩大階級，分化成了十大階層或更多階層；原來數量較少的職業類別，正不斷分化出新的職業和行業。

物理和社會空間結構的分化伴隨的是利益格局、資源分配、發展機會的差異，從而誘發了社會流動。改革開放后，人們在空間結構中的位置不再穩定和固定，出現了頻繁的變動和流動。就物理空間而言，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推動著人口、信息、資本和技術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國家之間不斷流動、遷移、分散與聚集。就社會空間而言，在職業和階層上的社會流動總體上依然強勁；雖然近年來有人在爭論“階層固化”，所謂“固化”只是向上流動的可能在減小，但向下墜落的風險卻有增無減。

物理和社會空間結構不斷分化、社會流動不斷加劇的客觀現實帶來了人們認知現實的方式的變化：認識到空間結構的分化及其后果而主動尋求流動。人們從眷戀故土、安土重遷逐漸轉變到走出家園，尋找新的發展機遇；從忠于職業崗位以求有序晉升，到學會在不斷“跳槽”中尋求自我價值；深刻體驗到社會分層的后果，從而不斷尋求向上流動的階梯，避免階層下墜的危險。

當前社會心態的諸多特點，多源自這種對空間“分化”和“流動”的表征。就積極方面而言，對資源、利益和機會的結構性不均這一現實的認知，是個體人生夢想的來源，是推動其自我奮斗的動力；向上流動的成功，也是人生成就感、價值感、幸福感所在。這種空間表征的消極方面表現在：社會資源分布的不均，會讓很多人產生相對剝奪感、不公平感和失落感；人口的空間流動帶來了不確定感、不安全感和陌生感；向上流動的失敗，會積累挫折感和憤怒情緒；階層下墜的焦慮，正是當下不斷升溫的擇校熱、報班熱的心理根源。

如上所述，這種“分化”帶來了發展動力的同時，也造成了不少負面社會問題和社會心態問題。近年來，“和諧社會”“城鄉統籌”“區域協同”“大城市群建設”“一帶一路”倡議 、“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嶄新發展理念的提出，就是在糾正以往過度強調“分化”的偏差，體現“和合”精神。“和合”也可以產生創新的動力，推動變革和發展。在分分合合之中，歷史不斷前進，人們的社會心態也會因而重新形塑。

三是人與人之間的關聯思維在經歷“群體取向”到“個體取向”的改變后，要建立“群己兼顧”的新模式。傳統的家族、村落以及城市中的單位式社區（大院）這類生活共同體的存在是以血緣、地緣、業緣等為維系紐帶，然而近幾十年來對速度的追求，社會結構分化和社會流動的加劇，在不斷沖擊著人與人的關系，瓦解這些生活共同體。人們的集體取向、人與人之間的有機聯結在衰落，而代之以個體主義、原子化的生存方式。相應的社會秩序，從禮俗秩序逐漸轉變為法律秩序。個體不再直接對他人負責，也不需要像原先那樣絕對忠誠于特定的群體，而是要對法律制度規定的個人權利義務負責。不僅法治化，而且市場化，更是催生人們成為個人利益的主體，成為為個人利益算計的“經濟人”，成為善于計算、精于選擇的“理性人”。在這樣的社會現實面前，人們思考人與人關系的方式，也從“群體取向”轉換成“個體取向”。法治化的積極之處在于用制度去管理每個原子化的個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了無差異化和去人格化，讓社會管理不為倫理綱常和差序格局所累；市場化的積極之處在于用價格和利益交換，給萬事萬物賦予了統一尺度和交易規則，而無關感情、道德、靈魂和信仰，無關主體的意義世界?？傊?，法治化和市場化所隱含的個體主義假定，是現代社會簡化、統一“人的管理”的有效前提。然而，這一定程度上也帶來了負面的社會心態，如日益強化的物質主義和精致的利己主義價值觀，他人取向與人際聯結的持續衰落，社會信任與人際支持的弱化，道德情操與公序良俗的失守。

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可在現代意義上著手建立“群己兼顧”的新模式。個體取向與群體取向、利己與利群、經濟人與社會人均應是社會推崇的價值觀和人性觀，它們是一個維度的兩端，不可偏廢。一方面，我們要承認法治化和市場化對“個體”價值和作用的認定，另一方面我們要弘揚國家認同，挖掘傳統的倫理觀和群體觀，推廣現代公益理念和契約精神，以此來校正狹隘的個體主義。

綜上所述，我國當前社會心態的特點，無論是積極面還是消極面，均是社會現實的反映，這種反映以人們對社會現實（經濟發展模式、社會結構及變遷）的認知和想象方式作為中介。這種社會想象方式，在時間感知、空間表征和人際關聯思維方面在不斷嬗變，由此帶來了紛繁蕪雜的社會心態表現。我們要從社會現實根源以及人們對此的社會想象那里去尋找社會心態的前因，從而決定如何更好地培育社會心態。當前，通過改革來調整社會現實之外，可將社會想象方式的調諧作為統領和抓手，來培育社會心態。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社會與心理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