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基礎上，以深邃的歷史穿透力、深刻的理論感染力和深厚的時代感召力，提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從“總目標”到“總體目標”的提出，是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和實踐認識的升華。

關鍵詞:國家治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制度自信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和根本要求、顯著優勢和制度安排等重大問題作出系統闡述，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作出莊重宣示，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綱領性文獻，賦予“中國之治”以新的時代內涵，譜寫了科學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新篇章。

制度：根本保障、優勢和特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在黨的文件中最早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聯系在一起的。2011年，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把“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看作是我們黨經過90年的奮斗、創造和積累形成的，也是黨和人民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不斷發展的“根本成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是一個有機統一體，其中道路是實現途徑，理論體系是行動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緊密聯系，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黨的十八大對這一制度進行概括時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理論的新發展，提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在“四個自信”中，不僅突出了“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而且也強調“我們要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保障，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各個領域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

“總目標”的推進和升華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成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顯著特征。關于“總目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這項工程極為宏大，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勇于實踐、重在發展、不斷創新，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全面推進和發展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特別是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方面水平明顯提高，為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人民幸福、社會安寧、國家統一提供了制度保障，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在這一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總目標”中“兩句話”的關系，即“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前一句話規定了根本方向，我們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后一句話規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鮮明指向。從“兩句話”體現的根本方向和鮮明指向的內在統一性上理解“總目標”，才是完整的、全面的。

黨的十九大正式作出“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安排，提出了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到“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步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涵，是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重大躍升。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歷了一個時段雖然不長、但卻極不平凡的過程。在這一時段，黨的十八大期間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得以鞏固、延續和深化；面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以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各個方面，也展示出更加向好的新成就、新變革、新氣象；在制度完善和國家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同樣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績單。

制度體系和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智慧和顯著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是黨領導人民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砥礪前行、堅韌不拔地干出來的，是歷經艱辛探索而得出的規律性認識。對黨的十八大以來實踐中不斷得到豐富、發展和檢驗的成功經驗和思想智慧的凝煉，對黨的十九大作出的戰略安排一步一個腳印地堅定推進、與時俱行，使我們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同時又賦予馬克思主義以新的時代內涵，是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同時又彰顯時代意蘊、具有世界意義，深得中國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不是任何別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翻版”，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因勢而新的理論結晶，特別是對中國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多方面的顯著優勢的思想凝練。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對這些顯著優勢作出全面概括，主要包括：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顯著優勢；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的顯著優勢；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權利的顯著優勢；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顯著優勢；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顯著優勢；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的顯著優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顯著優勢；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善于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使社會充滿生機活力的顯著優勢；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的顯著優勢；堅持黨指揮槍，確保人民軍隊絕對忠誠于黨和人民，有力保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顯著優勢；堅持“一國兩制”，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顯著優勢；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作出貢獻的顯著優勢。

對這些規律性的深刻認識和對這些顯著優勢的深刻把握，成為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據和根本力量，也成為我們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定力和信念，成為我們提出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體目標”的底氣和底蘊。

“總體目標”升華的意蘊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基礎上，以深邃的歷史穿透力、深刻的理論感染力和深厚的時代感召力，提出了“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的“總體目標” 。

從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到“總體目標”的提出，是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和實踐認識的升華。

這一“總體目標”，涵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各個方面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各個環節，構成一個有機的“總體”。《決定》對國家治理各方面各環節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一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二是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三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四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五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六是堅持和完善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鞏固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七是堅持和完善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八是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九是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十是堅持和完善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確保人民軍隊忠實履行新時代使命任務；十一是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十二是堅持和完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十三是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

這一“總體目標”，在對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改革和發展目標設定中，凸顯了實現“總體目標”首要的政治優勢就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對此《決定》強調，“必須堅持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可見，“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黨是領導一切的”，成為“總體目標”中“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的“普照的光” 。

這一“總體目標”，站在新時代的高度，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和鮮明指向作出新的概括，必將在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重要保證的牢固基礎。

參考文獻

[1]《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

[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

[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本文作者為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

責編：周素麗 / 羅 婷（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