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決策的優化、生育過程的優化和生育結果的優化

——優化生育：具有深遠意義的新提法

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提出，“優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質量”。“優化生育”這一新提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意味著計劃生育和人口控制的舊時代即將落幕，優化生育和人口優化的新時代即將開啟。

優化生育的內涵至少包含了生育決策的優化、生育過程的優化和生育結果的優化。為此，需要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系統完整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首先是生育決策的優化。就人口與國家的關系而言，人口是社會生活的主體，是社會生存的基礎，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中國世無其匹的迅疾人口轉變的經驗和教訓表明，低生育目標的實現，絲毫不意味著人口問題的終結，相反倒是如影隨形地伴隨著人口問題的轉型，這就是以低生育為源頭和核心的新人口問題的產生。事實上，從1990年代初開始，我國人口就慢慢滑入負能量十分隱蔽的低生育陷阱。在社會各界對低生育逐漸達成共識的今天，嚴格的生育控制政策顯然已完全不合時宜，而是應該結合新的情勢迅速實現生育的優化。

生育決策的優化包括：其一，恢復生育決策的本來面目和基本邏輯。生育具有雙重屬性，即工具性（如養兒防老、傳宗接代）和人文性（如天倫之樂、人類偏好），我們既要重視生育之用，也要重視生育之好。將生育決策權回歸人民和家庭，就是尊重了生育的基本規律，即生育的主體性、自主性和分散性。因此，我認為，現行生育政策完善的方向是，從國家決策、代理決策和集中決策轉向家庭決策、自主決策和分散決策。具體來說，路線圖是先取消生育的限制，緊跟著就是適時從懲罰多生轉向鼓勵多生，政府拿出真金白銀以降低家庭難以負擔的生育成本，以改良我國生育率持續低迷的狀況。可以預期，取消生育的行政限制，將完整的自主生育權利交給人民，讓生育決策回歸常態和家庭計劃的本義，國家和政府主動承擔起促進性與生殖健康、生育服務和社會保障的責任和義務，是優化生育政策的核心取向。

其二，生育不等于生殖，生育歸根到底是關乎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的理性社會行為，在低生育時代需要強大的政策支持和正確的社會引導。生育決策的優化要與生育條件、生育環境和生育文化的優化和引導相得益彰，才能降低決策的風險，有利于微觀生育優化。現實地看，全面二孩政策要真正奏效、充分釋放政策紅利須有生育服務與保障政策、產假制度、生育津貼制度、入托入學政策等一系列的配套支持。完善生育配套政策、實現家庭生育成本的部分社會化是當下生育優化的側重點和突破點。構建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應該是優化生育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

其三，優化生育決策包含了引導和幫助國人科學、理性決策適度生育的含義，即社會要倡導和支持適齡、適時、適量的生育。“適齡”是說理論上存在一個適合優孕優生的年齡區間，譬如從我國女性合法的結婚年齡20歲算起到生殖醫學上一般認為的高齡產婦35歲為止，最佳生育年齡大概是25-30歲左右。“適時”是指生育的各項主要條件是否可以滿足以及生育間隔是否合適，包括身體條件、時間精力、經濟狀況以及后續的職業安排和嬰兒照顧的人力支持等方方面面的情況，需要綜合考量。“適量”是指生育孩子的數量，即生育水平要適當；人口學理論認為，有兩個孩子的家庭可稱之為“合適之家”，這也是可以維持人口再生產的更替水平生育率。孩子是財富和幸福的源泉，也是希望和未來，有條件的家庭還是應該選擇生育兩個甚至三個孩子。毋庸諱言，獨生子女生育和不生育、零生育（所謂丁克現象）都是一種風險型決策；從風險發生的概率來看，前者的風險是指唯一性（可能遭遇失獨、獨子傷殘和老年空巢的風險），后者的風險是老無所依、老無所養。

其次，生育過程的優化是指從結婚成家到生兒育女的生命歷程中要努力確保優婚優孕。這方面政策優化的訴求是提高婚姻質量，包括婚姻的穩定性、抗壓性、凝聚力以及和諧度，降低離婚率。保護婦女兒童的權益，加強優孕指導，確保孕婦健康。

再次，生育結果的優化一般是指優生優育，在大生育框架里還包括全生命歷程的優成優才。確保母嬰健康、生殖健康和出生質量，降低高齡產婦分娩率、出生缺陷發生率，從優生優育到優成優才，關注人口發展的生命全周期、健康全過程，提高每一輪出生人口的成才率，強化生育優化完整的政策和制度保障體系。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