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發展質量和發展效益不斷提升，正在實現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歷史性轉變。特別是2018年以來，盡管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但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增長放緩、外需乏力的不利條件下，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取向明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穩中向好、長期向好是中國經濟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的大趨勢。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具備充足支撐條件”。文章將圍繞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所具備的支撐條件進行探討。

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是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義

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推進“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進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新判斷，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準確理解高質量發展這一概念的內涵，對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支撐條件具有重要意義。

從理論上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是一對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一般認為，經濟增長僅僅是一個具有數量含義的概念，是反映一國或地區的經濟水平或生活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標。而經濟發展既包括經濟增長狀況，還包括伴隨經濟增長過程而出現的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優化、經濟和社會制度變遷、居民福利改善狀況以及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從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來看，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基礎和核心，沒有一定水平的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就無從談起。所以說，在重視發展的同時，必須保持一定水平的經濟增長。

根據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等主要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可以劃分出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我國經濟學家一般把經濟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和“集約型”。所謂“粗放型”的增長，也可以叫做“數量擴張型”的增長，主要是依賴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大規模投入推動的增長；所謂“集約型”增長是指以技術進步為主要驅動力的增長。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個較長時期里，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就一直是黨和政府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任務，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聯系在一起。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特別是對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外經濟發展和宏觀調控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的認識不斷深化，先后提出了“經濟發展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具有全新意義的新判斷、新概念和新發展理念，為改革開放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的指導。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科學論斷。

依照黨的十九大報告精神，要想準確理解高質量發展，必須正確認識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一方面，高質量發展是與高速度增長相對應的，意味著我們在制定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時，不再把較高的增長速度作為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概括起來說，即不可把高速度增長等同于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要根據國際國內環境變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條件，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這個“適度”就是要兼顧需要和可能的平衡，圍繞潛在增長水平進行考慮。當經濟增長條件較好的時期，一定不能錯失良機，該快一點的時候可以適當快一點；經濟環境不好的時候適當放慢增速也是合理的；經濟增長在不同年份之間的波動很難避免，應當視為正常現象。

從我國所處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目標來看，在今后一個時期要達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我國的經濟年均增長率保持在5%-6%這個區間還是非常必要的。只要保持這樣一個平均增長速度，我們的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經過一個時期就會躍上一個新的臺階，特別是我國的人均收入在達到一萬美元后，一定會順利跨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或經濟體的行列，之后再奮斗十五年，可望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所以，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分步走目標來看，適當的經濟增長是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寶貴的人才資源、充足的資本供給、消費需求升級以及研發投入的增長等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支撐條件

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既是必要的，也是需要有諸多條件支撐保障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從供給側來看，我國具有豐富的人力或勞動力資源。勞動力是生產力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是創造價值和財富的源泉。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投入，就可以帶來產品產量的增長，就可以帶來產業的擴張和繁榮。而勞動力的投入，一看人口總量，二看人口結構，三看勞動制度或政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實現長期的高速增長，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關系十分密切。根據國家統計局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目前的總人口近14億人，其中城鄉勞動力總人數約9億人，城鎮勞動力總數達到4億人，最近幾年每年新增的城鎮就業人口就達1300多萬。盡管我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已經非常明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但是考慮到我國城鄉勞動力之間流動還不夠順暢，今后隨著勞動力市場的進一步完善，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趨勢還會隨著新型城鎮化的進程延續一段時期，為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形成持續動力。

從人力資本角度來看，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狀況是提高勞動力素質的最重要的因素。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必然會提高人口和勞動力的質量，使之能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具有更強的創新創業能力。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目前受過高等教育和擁有技能的人口規模達1.7億，這些人口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力資源，而是屬于具有高素質的人才資源。這一大規模的人才資源是我國長期以來能夠承接西方發達國家產業轉移，能夠大規模利用外資，能夠建立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業體系，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條件和基礎。同樣的，這一寶貴的人才資源也是支撐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基礎。

充足的資本供給是支撐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重要物質基礎。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一個時期，曾經出現過資金短缺的狀況，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遠遠得不到滿足，資金缺口很大，對利用外資的需求迫切。積極利用和引進外資以彌補資金缺口，成為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政策。隨著我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一方面，對外資的吸引力不斷增強，使我國成為引進外資的熱土，十多年以前，引進外資規模在世界上就位居第二，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位居第一。另一方面，我國城鄉居民隨著個人收入和家庭財富的不斷增長和積累，儲蓄率逐步提高，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主要經濟體中儲蓄率最高的國家或地區之一，較高的儲蓄率，使企業、個人和政府的投資需求得到滿足。應當說，這一點也是外資利用規模不斷增長的重要基礎條件。

從需求側來看，城鄉居民的收入和財富的不斷增長，特別是規模不斷擴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是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和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的基礎，也是推動消費需求升級換代優化的基礎。高質量發展，不僅僅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還蘊含著需求側結構的優化。過去較長一個時期，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需求和凈出口的拉動，“三駕馬車”中消費的作用一直發揮的不夠充分。這種狀況屬于高速發展中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性特征。黨和國家早已作了預見性、前瞻性的決策，在繼續發揮投資和外貿重要作用的同時，大力培育消費市場，改善消費環境，擴大國內需求，使消費對經濟增長發揮更大的作用，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最近幾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顯著增強，2018年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108.6%，其中最終消費貢獻率達76.2%。當然，不斷增長的收入，使更多的城鄉居民跨入中等收入家庭或更高收入家庭行列，這不但有利于中國經濟更好的發展，同時也是推動世界經濟穩步增長的重要因素。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能夠高達約30%，這其中消費的作用不可忽視。

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企業等市場主體和政府對科技的投入不斷增長。研究和發展（R&D）投入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不斷提升，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顯示，2018年我國研發投入占經濟總量比重約為2.18%，中國的研發投入在全球排名第二，這一持續的高比例投入為更好的發揮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雖然我國在不少核心技術上還比較落后，但是只要科技研發投入持續增長，特別是企業的研發投入不斷增長，我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會逐步縮小。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會更加顯著。當然，研發投入的增長不僅對經濟增長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優化提升產業結構，特別是對于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持續發展的作用不可替代。最近幾年，在黨和政府的科學引導和大力推動下，我國在“互聯網+”等新興產業領域發展勢頭良好，成為創新創業的主戰場之一。這些新動能現在還在剛剛形成之中，處于初級階段，今后對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不可估量。

愈加成熟的宏觀調控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

首先，愈加成熟的宏觀調控能力是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支撐。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環境，我國不斷借鑒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和做法，緊密結合中國實際國情，在宏觀調控能力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例如，在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期間，我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綜合運用產業政策等宏觀調控工具，使得危機期間我國經濟增長水平領先于世界總體水平。又如，在最近一年多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期間，我國采取的積極主動的調控措施具有很好的預見性，提出實施更加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和就業優先的就業政策，這些都是有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條件。

其次，“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有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民族精神，有改革開放以來持續高速發展積累的雄厚物質技術基礎，有巨大發展韌性、潛力、回旋余地，有豐富的宏觀調控經驗和充足的政策空間，我們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有信心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其中，“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重要制度優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特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其列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之一，是我國面對各種艱難險阻制勝的不二法寶，無疑也會成為我國新舊動能轉換期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法寶。

最后，更重要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領導人民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特別是全面深化改革，不斷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活力。全面深化改革激發了億萬人民群眾和成千上萬的企業家的創新能力和企業家精神，發揮了我國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個體經濟、集體經濟以及外資經濟等各種經濟形式的巨大創造力，是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活水”。通過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依法治國，建設高素質專業化的干部隊伍，使得腐敗現象得到有力的遏制，政商關系顯著改善，并逐漸形成了“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為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營商環境。黨的十九大以來實施和完成的黨和國家機構制度改革，都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的制度保障。

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要注意“保持經濟適度增長”這個重中之重，不過度追求經濟高速增長，更要利用好豐富的勞動力、資本等資源、消費需求升級等物質支撐條件和發揮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引領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邁進。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盧倩倩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