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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融合”唱響鄉村基層治理的“協奏曲”

核心提示: 在鄉村轉型發展的關鍵環節,鄉村社會發展中所存在的各種矛盾正在逐漸凸顯出來,大力推進“三治融合”,提升鄉村基層治理效率也成為鄉村發展的必由之路。現階段,鄉村基層治理要找準切入點,促進自治、法治、德治效能發揮,形成基層治理合力,促進鄉村發展。

【摘要】在鄉村轉型發展的關鍵環節,鄉村社會發展中所存在的各種矛盾正在逐漸凸顯出來,大力推進“三治融合”,提升鄉村基層治理效率也成為鄉村發展的必由之路?,F階段,鄉村基層治理要找準切入點,促進自治、法治、德治效能發揮,形成基層治理合力,促進鄉村發展。


【關鍵詞】“三治融合” 鄉村振興 基層治理 【中圖分類號】D267.2 【文獻標識碼】A

受制于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我國鄉村發展及基層治理改革明顯落后于城市地區。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地實施則為鄉村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宏觀條件,此外,站在新時代的歷史高度下,現階段我國正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推動鄉村社會改革創新發展尤為必要。鄉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則塑造了一種新型鄉村治理模式,提供了鄉村治理優化升級新方向。

“三治融合”是鄉村基層治理的必由之路

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在鄉村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傳統鄉村基層治理在具體治理組合方面較為單一,難以跟上時代發展的腳步,也無法滿足鄉村均衡發展的現實需求。以“三治融合”為核心的現代化鄉村治理體系實現了鄉村治理資源的統籌利用,是解決鄉村所面臨的各種現實性問題的根本手段。

自治是鄉村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打造高效鄉村基層治理形態的基礎。鄉村自治在鄉村地區已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伴隨著鄉村的血脈延續,鄉村自治也得以逐步升級。長期以來,家庭是鄉村基層社會組成的基本細胞單元,自治作為一種調節家庭內部矛盾、優化家庭事務管理的方式有效推進了鄉村的全面發展。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步提升,自治的界限范圍已經逐步拓展到更為寬廣的范疇之上。自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發以來,村民自治已經成為我國法律認可的鄉村基層治理機制。在進入新時代之后,鄉村發展所面臨的內部環境與外部條件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鄉村基層治理所擔負的職責更為艱巨,要想維護和諧穩定的鄉村秩序,引領鄉村健康發展,就必須要堅持優化鄉村自治模式,提升鄉村基層治理效率。

法治是鄉村基層治理的兜底性保障。在鄉村基層治理實踐當中,自治必須要始終堅持以法律為準繩,德治也必須要以法治為藍本,只有這樣才能塑造文明的新鄉風。由此可見,在“三治融合”中法治具有基礎性兜底保障作用,是鄉村基層治理的根本依據。現如今,隨著鄉村轉型升級的全面推進,利益格局復雜化現象格外突出,不同社會群體所崇尚的價值標準與社會心理都存在顯著差異,完全依賴于村民自治勢必難以有效均衡社會公眾之間存在的利益矛盾與糾紛。這就需要充分發揮法治作用,以法律為依據化解社會矛盾,打造公平公正的鄉村社會環境,維護鄉村社會的健康與穩定發展。此外,鄉村基層治理是一種基于公權力的社會管理行為,涉及到廣大農村居民的切身利益,治理公權力必須要被置于制度的籠子之中才能規范治理主體的具體治理行為,防止以權謀私、監管缺位等現象。

德治是自治與法治的有效補充,能夠補足自治與法治的缺陷。德治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對社會治理的客觀要求,且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治國之道的有機組成。從理論角度來看,無論是自治還是法治都強化了制度與法律法規的約束作用,都需要以強制約束力來約束社會公眾的行為。這種手段雖然能夠維持社會的表面和諧,但卻難以根治社會心理痼疾。實踐證明,只有堅持剛性約束與柔性引導相結合的方式才能達到標本兼治的目標。實際上,在鄉村基層治理中,德治是法治的升級版,德治能夠以法律法規為基礎將傳統道德、民俗等塑造成約束鄉村居民行為實踐的精神力量,并依托社會輿論實施對全體社會公眾的有效監管。由此可見,德治能夠成為鄉村基層治理的有效手段,能夠將社會治理延伸到自治與法治難以觸及的地方,以教化替代治理,破解深層次的社會問題。

強化基層黨組織建設與基層自治制度建設,全面推進鄉村基層自治

不斷強化基層黨組織建設,堅持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權。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時我們黨在長期的治國理政實踐中也積累了大量鄉村治理經驗,只有始終堅持黨對鄉村治理的領導權,才能全面貫徹“三治融合”的戰略部署,打造現代化的鄉村治理體系。一方面,基層黨組織要以政治建設為著力點,提升黨組織的凝聚力、領導力與公信力,為基層自治提供強有力的后盾。在基層治理實踐中基層黨組織還要抓住鄉村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斷創新治理方法,全面推進“三治融合”。另一方面,要優化“三治融合”治理機制設計,有效保障黨組織對鄉村基層治理的領導權。具體而言,應圍繞基層治理需求,合理劃定基層自治的范圍及其對應權責,對一些關鍵性問題,其治理權要歸于基層黨組織。此外,還需要確保黨組織具有對其他治理主體的監督管理權,從治理制度入手將基層黨組織打造成鄉村基層治理的骨干力量。

完善鄉村治理民主協商制度建設,為基層自治的實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鄉村基層自治必須要建立在有效的民主協商基礎之上。為此,現階段鄉村基層治理要積極探索提升基層政治民主的有效形式,為基層自治打造一個平等溝通、協商的平臺,引導鄉村自治走上規范化與制度化發展之路。首先,要強化社會公眾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保障力度,按照民主原則建立基層自治隊伍,確保基層自治主體能代表鄉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其次,則需要建立健全民主決策機制,鄉村自治隊伍所作出的治理決策必須要及時向村務監督委員會匯報并向社會公眾公示,以理性的群眾訴求作為治理決策的基本遵循。最后,則需要建立健全鄉村自治監督檢舉機制,確保鄉村自治不偏離正確的方向。村民自治委員會應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制定村民自治公約與章程,并按照規定接受社會公眾監督。此外,還應開通信訪舉報、線上舉報等多元化檢舉路徑,打造陽光透明的自治新模式。

堅持依法治村理念,促進以德治村效能發揮,保障鄉村自治健全優化

加強鄉村基層法治建設,為鄉村基層治理塑造一個合理的制度框架。黨的十九大再次重申了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性,加強鄉村法治建設不僅是響應黨和國家的客觀需求,同時也符合鄉村基層治理的客觀規律,能夠強化對鄉村居民合法權益的法治保障。一方面,要做好鄉村普法宣傳工作,為依法治村提供必要的社會空間??偟膩碚f,現階段我國大多數鄉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都相對較低,法治素養不高,法治意識淡薄,依法治村的推行存在一定阻力。為此,鄉村地區基層政府要進一步加大法治宣傳力度,圍繞鄉村生產與生活實際情況做好法律宣傳工作,提升廣大村民的法治意識。另一方面,則應進一步創新法治教育方式,增強鄉村居民法治素養,引導鄉村居民依法行使自身權利、自覺履行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堅持以德治村,營造健康和諧的社會氛圍。道德建設與基層治理相輔相成,在特定的地緣空間范圍內,道德會對社會公眾產生強烈的行為約束力,加強道德建設對社會氛圍的演化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良好的社會氛圍也能提升道德文明建設的聚合力。在新時代,要想全面發揮以德治村的作用就要把道德作為解決鄉村問題的基本手段,以柔性引導替代剛性管制約束。在鄉村基層治理的過程中要重視道德建設的重要性,全面發揮道德模范帶頭作用,傳播正向道德力量,為以德治村指明正確的前行方向。此外,還要大力倡導中華民族道德文化,樹立起堅定的文化自信,鞏固鄉村文化陣地,讓傳統美德滲透到鄉村的每個角落,厚植鄉村社會道德水平,推動鄉村的良序善治。

(作者為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注:本文系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新時代文化民生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9CXSXJ06)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劉守英、熊雪鋒:《中國鄉村治理的制度與秩序演變——一個國家治理視角的回顧與評論》,《農業經濟問題》,2018年第9期。

②王文龍:《新鄉賢與鄉村治理:地區差異、治理模式選擇與目標耦合》,《農業經濟問題》,2018第10期。

③丁志剛、王杰:《中國鄉村治理70年:歷史演進與邏輯理路》,《中國農村觀察》, 2019年第4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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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谷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