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0年是全面脫貧之年，本次疫情對農村地區造成的沖擊不容忽視，主要表現在短期內城鎮對農村勞動力需求減少，農村人均收入降低，農村種養殖業面臨困境等方面。本文聚焦于脫貧攻堅和農民增收，評估和分析了疫情對這兩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短期負面影響，特別是對于就業和產品需求兩個方面的沖擊，并基于這些分析給出應對該短期沖擊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脫貧攻堅 農民增收 經濟短期沖擊 全面小康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給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較大的短期負面沖擊。自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以來，在疫情防控的指揮調度、傳染源控制、物資保障、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的迅速建立、民心穩定等方面有了重大轉機。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在將防控疫情作為首要工作時，不能因此而忽視其他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任務，要努力將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最小化。本文重點分析了此次疫情對2020年脫貧攻堅、農民增收的短期沖擊，并結合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發展目標，提出應對疫情和保障農村民生的對策建議。

疫情在短期內對2020年農村民生問題帶來的挑戰

為了防控疫情的傳播，各地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人員流動，除了部分主干交通還在維持通行外，縣鄉鎮村的大部分毛細交通網絡基本上被切斷，導致大部分人員和物資的流通暫時中斷，城鎮部門的復工進程也被放緩，這些都直接影響著供應鏈和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2020年是全面脫貧之年，本次疫情對農村地區造成的沖擊不容忽視。此次疫情在如下五個方面對2020年全國和局部地區農村帶來短期挑戰。

第一，對農村的一個關鍵挑戰是延遲近3億農民工外出務工，這會顯著降低他們2020年的人均收入，大大增加2020年脫貧攻堅難度。據國家統計局2019年數據，2018年全國有2.88億農民工，其月均收入3721元；其中有外出農民工1.73億，其月均收入4107元。這個收入水平與當前的貧困線年收入標準相當甚至略高，這意味著1個農民外出務工1年的收入相當于12個貧困人口的年收入。有研究發現，外出務工增加非農收入是農戶脫貧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渠道。然而，民工返城務工在當前疫情防控下受到阻斷。按照目前疫情的進展，據估計，近3億農民工2020年將大概少掙1個月的工資。這不僅拖累2020年全體農戶收入的增速，而且還會大大增加2020年底消滅現行標準下絕對貧困的難度。

第二，疫情對城鎮部門的服務業和居民消費形成負面沖擊，進而降低這些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導致農民工失業率上升。一方面，服務業是受這次疫情沖擊最大的行業。不同于2003年的SARS疫情，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工比重已經高達50.5%，其中從事住宿和餐飲業的農民工比重為6.7%，從事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農民工比重為12.2%。而這些服務業因為城市部門復工延遲和疫情防控受到極大的負面沖擊。2003年SARS導致城鎮登記失業率上升0.2%，而在服務業占比已經顯著高于2003年的今天，此次疫情的沖擊之下，服務業很可能迎來更高的失業率。如果失業率提高0.3個百分點，則意味著至少會有50萬個農民工失業。這將減少留守農戶得到的匯款收入，不利于農業生產的資本投入，減少返鄉創業者的數量，從而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造成負向沖擊。另一方面，城鎮居民的農副產品消費下降，降低農戶農副產品的銷售收入，增加留守農戶增收和脫貧的難度。國家統計局2020年數據顯示，2019年農戶的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比41.09%，而家庭經營收入占比39.96%。由于城鎮居民目前大多采取居家隔離以最大限度減少外出，一個明顯的表現是城鎮居民以及餐飲業目前對蔬菜、生鮮、家禽等農副產品的消費水平明顯下降，特別是餐飲業的需求下降幅度更大。每年的一季度和四季度是城鎮居民食品煙酒消費占比最高的兩個季度。當前的疫情發展會抑制一季度城鎮居民的食品消費以及餐飲業對農副產品的需求，降低農戶收入中占比第二的家庭經營收入，從而不利于農戶增收和貧困人口脫貧。

第三，增加家禽和豬牛羊養殖戶的經營風險，降低農戶的家庭經營收入，并導致禽肉和豬牛羊肉供給的下降。疊加2018年非洲豬瘟導致的生豬存欄量下降，可能繼續推升2020年的CPI。筆者調研發現，由于鄉鎮村的道路封閉，很多豬牛羊和家禽的養殖戶無法購買飼料，也無法銷售產品，養殖戶儲備的飼料大多只能維持半個月左右。當前疫情較嚴重的湖北和河南兩個中部省份的生豬存欄量占全國的15%，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將直接推升CPI，并制約2020年的貨幣政策空間。2019年最后一個季度，居民的食品煙酒CPI已經突破了10%，最后兩個月的居民CPI也都高達4.5%，在疫情的沖擊下，2020年1月份的CPI已經破5（國家統計局，2020）。我們預期，后續月份有進一步破6的可能。這一方面不利于低收入家庭，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貨幣政策的實施空間。另外，養殖戶以及其他中小企業或個體戶的破產會直接帶來新的失業，并不利于農民工工資性收入的提高。由于生產的中斷，部分中小企業面臨著資金鏈斷裂和破產的風險，大部分中小企業的現金難以撐過兩個月；另外，還有很多家禽養殖戶面臨著由于活禽運輸的限制而無法找到買家的難題。

第四，疫情的發生會直接降低中國2020年的出口增長，降低出口訂單需求，對于穩定就業和穩定農民收入帶來負面影響。疫情的發生無疑會直接降低其他國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尤其是我國農產品出口受到較強烈沖擊，其他產業也面臨著出口訂單減少的困境，進而導致相關出口部門減少對農民工的雇傭需求以及降低他們的工資水平。特別是傳統的紡織、家用電子等制造業的出口部門，雇傭的大多是農民工。外部需求的降低也對提高農民收入和脫貧攻堅構成挑戰。

第五，對湖北省及其他疫情嚴重省份（如河南、湖南、浙江、廣東等）的農村經濟發展帶來嚴重挑戰。其中，湖北、河南和湖南是中部地區的糧食主產區和生豬飼養大省，以及勞動力輸出大省，這三個省份的生豬存欄量、農民工數量占全國總量的比例都達到15%以上；而廣東和浙江則是中國進出口的重要地區，2018年它們的進出口總額位居全國第一和第四，兩個省份2018年的進出口總額占全國總額的比例為21.67%。進出口受疫情的負向沖擊將會減少國內企業的海外訂單，而浙江和廣東外向型企業雇傭的大多是農民工。因此，此次疫情對這幾個省份的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會進一步擴大至全國范圍，進而直接或間接造成全國農民增收壓力。

應對疫情沖擊，實現脫貧攻堅和農民增收的對策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底提出的精準扶貧思想，具有非常高的科學性，在實踐中也取得了連續幾年每年減貧超過一千萬的良好效果。因此，我們也要有信心，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精準扶貧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完全有能力戰勝疫情并打贏脫貧攻堅的最后一戰，妥善解決好疫情對農村的民生保障造成的短期負面沖擊。為此，本文基于上面的分析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要及時高度關注武漢以及湖北周邊疫情嚴重地區所面臨的醫療人員和物資短缺情況，盡快打贏疫情阻擊戰，縮短疫情對扶貧攻堅和其他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負面影響的時長。從2月5號開始，疫情較嚴重的武漢及周邊地級市，以及與湖北接壤的其他省份的部分地級市相繼出現醫療資源告急的情況；2月6號，河南省信陽市和南陽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因面臨醫療物資短缺而向社會求助。為此，建議在舉全國之力支持武漢和湖北的同時，也要及時動員其他地區協助湖北以外的疫情嚴重地區（與湖北省接壤的其他省份），解決當地面臨的醫療資源短缺困境。待疫情結束后，應在2020年一號文件的基礎上及時補上落后地區面臨的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基礎設施短板。202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已經提出了要彌補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短板，而此次疫情中暴露出來的公共衛生設施等資源短缺正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面臨的重要問題。因此，建議在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部分資金必須用于增加如鄉鎮縣一級衛生院的病床配備，以提高農村地區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

第二，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前提下，盡快解除道路封閉對物流的阻礙，保證生產生活物資運輸的暢通，讓供應鏈各個環節逐步運轉起來。疫情不嚴重的省份，在做好發熱病人篩選、工作場所防護的前提下盡快開足馬力恢復生產。2月6日商務部發布了允許部分企業開工生產的文件，2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也發布了做好公路交通保通暢的通知，但目前很多鄉鎮村的道路依然處于封閉或者中斷狀態，很多飼養戶的飼料和產品無法運輸，建議公安和路政部門也適時發布文件要求基層政府和村委會、居委會解除對鄉鎮村道路的封閉措施，否則恢復生產的步伐依然難以邁出。

第三，通過減免稅費和房租、延遲繳納員工社保、到期貸款予以展期等綜合性扶持政策，加大對勞動力密集型中小企業的政策支持力度，降低中小企業破產風險，維護就業和民生安穩。中小企業的生存直接關系到全國80%以上的就業，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建議對中小企業采取稅費房租等一次性減免（例如減免一個月的稅費）的簡單措施，員工社保等延期一個月繳納，如果貸款到期無力償還，銀行應予以展期1—2個月；建議中央政府推動各地政府拿出“真金白銀”專門用于支持中小企業度過危機，防止中小企業破產帶來大面積失業。

第四，要保持精準扶貧政策的連貫性，要求各級地方政府不能因為疫情而隨意中斷各項精準扶貧舉措。不得擠占挪用各項扶貧資金，各省級財政不能因為疫情而對下級政府的各項扶貧資金、資源的投入斷供或減少，必須保持扶貧政策和扶貧資金的連貫性。同時，各級地方政府高度關注此次疫情帶來的因疫致貧人口。建議城鎮民政部門和農村扶貧部門密切關注疫情中有主要勞動力或者家庭經濟主要來源患病或者死亡的家庭，對于在此次疫情中致貧的家庭必須及時納入農村精準扶貧和城鎮最低生活標準的保障范圍。同時，建議中央財政對受疫情影響最大的湖北、河南等省份增加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專門用于幫扶尚未脫貧以及因為疫情而返貧的農戶。建議該專項轉移支付直接統一發放到貧困戶的銀行或養老金賬戶中，以便事后進行檢查和審計。另外，還要防止用工部門對來自湖北、河南等疫情嚴重地區的勞動力的就業歧視，用工企業不得歧視來自這些地區的身體健康的務工人員。

第五，建議中央糧食儲備單位針對河南、湖北、湖南等省的生豬進行收購，一方面解決疫情期間投放儲備凍肉的減少，另一方面應對未來可能上升的肉價。當前由于餐飲業的下降以及交通阻斷，導致很多養殖戶面臨飼料無法運進來的同時，還面臨著生豬無法銷售的困境，此時正是增加中央儲備凍肉的時機，既可以彌補春節投放導致的儲備下降，又可以降低養殖戶的破產和損失，也能為政府未來平抑肉價奠定基礎。

最后，目前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其他國家，如韓國、日本、伊朗、意大利、英國、美國等國的疫情卻呈現出爆發態勢，如果這些國家不能夠像中國那樣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來遏制疫情，則很可能導致疫情在全球的進一步擴散，這對于全球實體經濟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負向沖擊。為此，中國一方面要充分做好應對外國感染病人入境的檢查和隔離措施，另一方面要做好重點刺激國內需求的準備。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續，必將對中國的外部需求帶來進一步的壓力，而中國經濟體量大、韌性強、產業體系完整，因此激發內部需求還有很大潛力，除了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外，應更多地考慮運用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來激發國內的消費和增長潛力。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結構變遷、城市發展與中國經濟增長”（17JJD790005）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時期扶貧開發理論與政策研究”（71833003）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章元、李全、黃露露：《習近平精準扶貧思想的理論基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2期。

[2]章元、李全、沈可：《論精準扶貧思想的實證基礎》，《農業經濟問題》，2019年第4期。

責編：董 楠 / 李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