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重大理論命題，是對新時代中國必須走全面、跨越發展道路的系統詮釋，它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發揮著舉旗定向的關鍵作用。多重現代性和新型現代化的出場語境，不僅使“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統一是具有鮮明個性的發展之路，也使中國道路呈現顯著的外溢效應，為具有相近歷史記憶和正處欠發達社會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探索自身的現代文明提供了有益啟發。

【關鍵詞】“八個明確”  “十四個堅持”  新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2    【文獻標識碼】A

作為黨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論創新，“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不僅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么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發，整體闡明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也以“中華民族復興”“科學社會主義振興”和“人類文明興盛”的使命意識，清晰概括了中國新型現代化道路的基本內涵和基本方略。因此，“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是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統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和人類文明演進史的統一。我們既要從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具體實際出發，融會貫通掌握和運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解“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所規制的中國道路的鮮明個性，以實現中華民族全面的、跨越式的現代發展；也要基于世界歷史的視野，把握“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作為后發國家發展方案的共性價值，為具有相近歷史記憶和正處欠發達社會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探索自身的現代文明提供有益啟發，從而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新現代化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說，新現代化的發展不僅存在直接的可能性，也有著深刻的必然性。首先，國際結構變化及其呈現的多重現代性趨向，是孕育現代化道路的新契機。作為復合的歷史概念，器物的科學化、秩序的民主化和精神的理性化是現代化的重要維度。毋庸置疑，現代化的“社會發展范式”始于西歐，并逐漸擴散到北美乃至世界。這種時序性與不平衡性不僅為“西方中心主義”提供了宗教之外的土壤，也塑造了歐美對建構科學、民主和理性的道路、理論、話語的壟斷地位，使“歐美現代化模式”成為了影響其他民族、國家未來命運的因素之一。然而，無論是新興國家跨越式發展所引起的全球制造業、市場中心的轉移，還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發言權的上升，這都意味著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有資格、有能力、有機遇為自身發展爭取更多話語權，更讓這些國家破除現代化“先入為主”的外部迷思，構建進入發達階段的自我版本成為可能。這種不可逆的世界多極化格局，觸及國際力量對比的革命性變化的同時，也催生了發展中國家探索和設計自身現代化道路的批判精神。

歐美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及其顯露的發展赤字，是揭示現代化道路的依據。縱觀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普魯士鐵血革命以來的歷史進程，誠然歐美各國通過開創性的現代化樣板，實現了人類生產生活的極大改造和飛躍。不過，形成這種發展模式縱然離不開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聚攏社會變革力量（如先進科技、新興階級、制度創新、世界市場），但同樣是地理環境、歷史傳統乃至宗教情感等特定因素的結果。更要看到，這種現代化道路是工具的、排他的、宰制的，是以資源的殖民掠奪和人的畸形發展為動力或表征。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對歐美現代化模式依舊持有“拿來主義”，這不但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選擇，而且是缺乏實踐條件的主觀臆想。尤其是20世紀末以來，從俄羅斯“休克療法”之后的動蕩不安，到 “阿拉伯之春”以來的亂象叢生，再到全球恐怖主義、民粹主義的泛濫，歐美現代化方案所出現的現代經濟發展的失靈、現代制度推廣的失效、現代社會治理的失序，終究說明其本身絕不是完美無缺的，甚至面臨致命性危機。所謂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正是基于先發國家現代化的形式、質料、動力的教訓，依靠內生性、體系性的價值主體、發展方向、理論話語和戰略布局，開創適應本國歷史進程和現實需要的現代化道路。

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折射出現代化道路的多元化。生存環境、生產方式、生活習性的不同，決定了文明的源起和演變的差異特征。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生動指出，“文明具有多樣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種的多樣性一樣，一同構成我們這個星球的生命本源”。現代化雖然是一個包羅宏富、 多層次、多階段的歷史過程，可以從實存現象、制度秩序、價值觀念、話語體系的不同標準加以理解，但歸根到底是人類自新航路開辟以來的發展道路，是相對于“野蠻狀態”的文明的應有之義。現代性意指處于發展前列的國家，在技術、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諸領域的先進特征，但作為獲致現代性的過程，現代化絕沒有一個模板，更不是一個套路。每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現代化路徑，設定什么樣的現代化目標，獲取什么樣的現代化動力，因各國的歷史傳統、現實機遇而不盡相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曾照搬西方模式，依附于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力量來進行現代化發展，最終失去發展的自主性，或成為了他國的附庸，或步入了發展停滯不前的局面。近100年來，“北美模式”“蘇聯模式”“東亞模式”相繼登上世界歷史舞臺。事實證明，這些現代化模式雖然因依附、封閉、僵化存在諸多發展缺陷，但也從另一方面說明歐美國家只是由傳統到現代轉向的先驅，而不是其他國家現代化的唯一遵循，也就揭示了現代化不等于西歐化、全球化不等于普世化的人類文明真諦。

以大歷史觀觀察孫中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1978年改革開放掀起的“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的“偉大革命”，不難發現，中國近當代“三次革命戰役”的主軸在于建設什么樣的現代文明，如何建設現代文明。“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指導綱領，不是突如其來的。時代需要有個性、有代表的現代化道路，也需要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創自我認同的全面、跨越的現代文明。正是這一背景，構成了“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現實的出場語境，闡明了由此規制的現代化道路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進而實現了民族性與世界性的融通。

“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統一是具有鮮明發展個性的新現代化之路

“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涵蓋了發展階段、發展矛盾、發展機制和發展實質等各方面的分析，是中國近代以來現代化探索的經驗積淀，反映了社會主要矛盾深刻轉化的總體要求，蘊含著政黨執政和文明演進的雙重含義。可見，“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是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內生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之中。在這一意義上，“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統一凝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走全面的、跨域的現代化道路的發展智慧，實則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有著個性鮮明的統領作用。

“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統一是有靈魂的現代化之路。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始終將馬克思主義作為現代化發展的內在靈魂和精神旗幟。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道：“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無論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和美麗的旨歸，還是以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為內容的中國夢，“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追求，一直融入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原則、理念目標和實踐方法與“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結合。而從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界定社會主義矛盾的變化，到堅決反對虛無主義、普世主義、封閉主義的顛覆性道路，再到以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增強黨的建設和領導，更加凸顯“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是黨根據自身角色和歷史方位的變化，不斷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科學化的規律性認識，使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綻放真理性光芒。

“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統一是有方向的現代化之路。由現代文明所構成的“理想國”，既要傳承和汲取過往的歷史經驗，也要破除和脫胎傳統的路徑依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指出：“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接力跑，我們要一棒接著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為下一代人跑出一個好成績。”一方面，“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展示了中國的新現代化之路不是顛覆性的社會改造，而是在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連續敘事中，傳承中華文明治世、賢能的價值追求，承載近代以來自立、自強、自覺的現代化訴求，遵循現代文明的中國本色和社會主義底色，不斷鞏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深刻涵義意味著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是偉大事業與偉大夢想的主軸，它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現代化，也是沿著共產主義理想的康莊大道的文明體系的重生，讓中華民族為世界和諧永續發展貢獻更多力量。

“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統一是有原則的現代化之路。“有原則”體現的是既不依附他國發展，也不是重蹈“左派”幼稚的空想主義，而是順應時代潮流、扎根中國大地、體現人民意愿、適應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依據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這樣整個邏輯才成立。如果前提都不要了，就完全變成了實用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不動搖、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一以貫之，時刻表現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梁八柱”，集中體現為新時期內政國防外交、治黨治國治軍的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從主體原則看，“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把黨的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把黨的建設作為新時代的偉大工程，把黨作為現代化道路的領航者和主心骨。從價值原則看，“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取向，使“發展為人民、發展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民理論、人民話語和人民戰略，與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緊密相連。從工作原則看，“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方位，體現了黨從理論自覺到實踐自覺的全方位思考。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更為強調“頂層設計”，依托“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協調城市與鄉村、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提升戰略定力和規劃布局能力。

“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統一是有胸懷的現代化之路。只有比較，才能認知中國；只有比較，才不會走向盲目自信。中國的現代化是反思、修復和完善的過程，它既是指歷史到現實的“吐故納新”“新陳代謝”，也包括本土與外來的“相互傳導”“固本強元”。“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是開放的、外向的、包容的，是基于世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創制。正因如此，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在與歐美現代化模式、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涇渭分明的同時，從未脫離時代脈搏和全球視野，而是在經貿聯通、人員互通中淡化意識形態歧見，探索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新型關系。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以文明交流互鑒的姿態，吸收和借鑒一切現代文明的優秀成果，汲取和參照他者現代化建設的正反經驗；另一方面，從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減免貧困地區債務，到引導成立亞投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國根據自身發展能力，高揚國際精神和世界情懷，秉持正確義利觀，勇于承擔國際責任，使更多國家和地區搭乘中國和平發展的“順風車”，共享中國開放的紅利。

“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統一是具有外在示范效應的新現代化方案

以“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使命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任何一種現代道路及其文明形態的生發，必然在原創和特殊中具有外溢意義。“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提出是以中國經驗回應中國乃至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以中國方案解決中國乃至世界問題的標志性事件，具有改造中國與改造世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全球化的雙重意蘊。正是在振興科學社會主義、破除資本邏輯、變革社會治理、繁榮人類文明等層面，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呈現了示范效應。

“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統一為革新科學社會主義注入了新活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致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遇重創，各國共產黨紛紛改旗易幟，新自由主義不斷在原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地理擴張，更有甚者發出馬克思主義已然過時、資本主義必然勝利、社會主義敗局已定的“歷史終結論”。然而，改革開放在書寫中國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過程中，彰顯了黨的歷屆領導集體矢志不渝堅持和發展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的民主法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責任與擔當。正是在這一理論和實踐基礎上，“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所代表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宣告了“休克療法”并非是醫治傳統社會主義病癥的最優選項，彰顯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生命韌性。

“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統一為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邏輯開創了新范式。考察人類現代化進程的世界歷史，就會發現少數西方國家通過率先完成現代化，得以創立不平衡和壟斷性質的全球經濟、政治和文化體系。但在這一“核心與邊陲”的不平等體系中，發展中國家時常忍受因生產鏈低端和周期性經濟危機所造成的社會發展的脆弱性。“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尤為強調國家的總體安全和人民的發展需要，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武器，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致力于去除資本邏輯帶來的貧富分化、單向發展、經濟危機等一系列負面清單，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利用資本和限制資本、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之間尋找到一個“平衡點”，為解決困囿發展中國家的“結構依附”“中等收入陷阱”等發展難題提供了“坐標系”。

“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為發展中國家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新參考。當今世界，西方社會治理秉持消極自由主義理念，強調政府是一種“有限政府”，以尋求個人自由的最大私人空間。“有限政府”主張將政府限定為“守夜人”角色，而通過發展強大的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來完成國家、經濟與社會的治理。西方現代化模式的主要困頓就在于社會治理面臨嚴峻的矛盾擴散、資源分散和供需失衡的挑戰，而社會動亂也是制約其現代化發展的最大障礙。“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顯性目標即是勾畫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路線圖”，探索出一條新的富有建設性和執行力的現代治理方案。在發展過程中，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在結構上突出黨的主體力量，依據現實訴求推進國家機構的全面調整，確保社會變革的穩定性；在方式上基于“國家—地方”的立體、定期的戰略規劃，通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領域的聯動，實現社會發展的全面性；在內容上優先解決與人民生活需要緊密相關的公共問題，重在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無論是多元聯動、協商共享、增量改革的總體方法，還是從中體現的系統思維、民生為本、問題意識的基本導向，都鐫刻著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是對西方自由主義現代化模式的超越，為人類設計出良序正義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治理提供了中國主張。

“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為實現人類文明的繁榮進步賦予了新內涵。毋庸置疑，現代化是具有共同價值話語的文明概念，但“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所展現的新時代的“中華文明體”，深刻揭示了現代文明的衍生因地域條件、人文積淀乃至民族性格的區隔而迥然不同。這種新的文明形態所作出的非凡貢獻，并不是步西方模式或蘇聯模式的后塵，向其他國家和民族強制性、無差別地輸入“中國模式”，而是印證人類現代文明是多元的而不是普適的，表明廣大發展中國家只要基于主體的自覺意識，對自身文明有“自知之明”，實現本國文明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創建，就能夠內生出適應自我歷史特點和現實境遇的現代文明。這種新的文明形態所帶來的百年未有之變局，并不是以“新殖民主義”“債務陷阱”等形式剝奪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現代文明的自主權利，而是與世界人民一道，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達富有中華文明基因的“和合共生”的理想圖景。

（作者為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姚淳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作為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研究”（項目編號：16BKS065）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羅榮渠：《現代化新論》（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③吳海江、徐偉軒：《新時代的文明意義——中國正在開啟一種新型文明》，《理論視野》，2018年第11期。

責編/賈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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