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無論是從傳統安全的角度還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西方”陣營都是客觀存在的。在西方國家內部，極端勢力的增長動搖著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基礎。在國際范圍內，非西方國家的影響力在不斷增長，削弱了西方國家發揮影響的能力。“西方的缺失”不僅是西方國家需要思考的問題，在全球化遭遇到多重政治阻力的情況下，未來的世界體系將何去何從，也成為世界各國需要探究和思考的問題。

【關鍵詞】西方的缺失 全球化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5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2月召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給出了一個看似出人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的主題——“西方的缺失”。有評論認為，這是德國人的文字游戲，并沒有得到與會各方的積極回應。然而，從此次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的字里行間，都可以讀到最近一些年來，歐洲的政治界、知識界以及公眾輿論中普遍存在的對未來發展前景的憂慮。這些憂慮不僅涉及到歐洲內部的穩定與繁榮，而且事關未來國際體系的整體走向；它們也不局限于傳統安全領域，而是反映了歐洲人對其基本制度與發展模式及未來全球發展走向的思考。

慕尼黑安全會議素有“西方世界的家庭聚會”之稱。主辦方在這樣一個場合拋出了這樣一個頗有爭議的主題，一方面是基于對發展前景的焦慮，另一方面顯然是希望能夠在西方世界內部推動更加深入的討論，并針對種種現實問題構筑西方世界內部的共識。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缺失”不僅僅是西方國家需要思考的問題，因為被匯總在“西方的缺失”這一主題之下的種種政治、經濟和社會現象是超出西方世界的范圍的，它們程度不同地在全球不同國家中以不盡相同的方式呈現出來。冷戰之后，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從不同的方面沖擊了戰后民族國家體系穩定的基礎，這是西方世界所面臨的種種挑戰的根源。在全球化遭遇多重政治阻力的情況下，未來的世界體系將何去何從？這也是世界各國需要探究和思考的問題。

理解“西方的缺失”首先必須理解什么是“西方”

西方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它同時具有豐富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內涵；它也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而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語境之下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僅聚焦于20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西方”所界定的地理范圍和國家群體就發生過翻天覆地的變化。在20世紀初期，“西方”通指“西方列強”，它們多是歐洲國家。這些國家最早經歷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業化，并開始在全球進行殖民擴張，它們不僅把資本主義和現代工業文明帶到了歐洲以外的地區，而且在全球復制自身的政治和經濟體體系，因此，與“西方”緊密相聯的一個概念就是“西方化”，這也常常被視為“現代化”。一種迄今為止仍然被廣泛接受的觀點認為，西方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唯一道路，其他地區和社會或遲或早將走上西方的發展道路。

兩次世界大戰帶來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也改變了“西方”的地理范疇。二戰結束后不久即開啟的冷戰，將原本為西方世界地理中心的歐洲分為兩半，歐洲本身成為東、西對峙的前沿。“西方”逐漸與北約融合在一起，并加入了意識形態和經濟內容，除了北約所確立的軍事同盟關系外，政治領域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經濟領域的市場經濟體制也成為維系西方陣營的重要紐帶。在這一時期，“西方”對立面不僅有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還有廣大的第三世界。“西方”國家是富裕的發達工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多半還是農業國或處于工業化的不同階段，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遠低于發達國家，處于國際經濟政治體系的邊緣位置。冷戰重新塑造了“西方”這個概念，意識形態與發展成為與“西方”密切關聯的兩個議題。

冷戰結束后，盡管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都出現了重要的變化，但是，“西方”這個概念仍然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與“西方”有關的種種討論也往往集中在政治、安全和文化等領域。以此次慕尼黑安全會議為例，其報告明確指出，“西方”世界的基礎是尊重基本人權的自由民主制度、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以及在國際性機制中的國際合作。這種認識使得報告關于“西方的缺失”的討論被限定在政治與安全領域。報告認為，“西方的缺失”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西方國家內部極端政治勢力的興起挑戰了西方社會以自由、民主、開放、多元為核心的主流價值觀念，已經影響了相當多西方國家的政府構成和政策走向，而無論是西方的政治精英還是現有體制，都無法有效應對這些極端勢力帶來的挑戰。第二，在傳統安全領域，西方國家管控全球性和區域性危機的能力受到挑戰。目前，中東、北非、烏克蘭、阿富汗等地區的局勢持續動蕩，不僅帶來了這些地區的人道主義災難，也影響到西方國家的內部安全與社會穩定，而西方作為一個整體沒有展現出有效應對危機的能力。第三，戰后西方國家借以維持國際秩序的國際機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長期以來，呼吁對聯合國和WTO進行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而近期一些西方國家的政策和做法更使得這些國際機構的處境雪上加霜。就塑造未來國際秩序來說，西方國家的整體影響力也在下降。

毫無疑問，這些討論清晰地反映出了西方國家的憂患意識。但是，將討論局限于意識形態、政治和文化領域，則會妨礙深入理解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冷戰之后的一些重要的變化并非發生在這些領域，比如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推動下的經濟全球化；隨著經濟全球化，市場力量不斷超越民族國家的疆域和制度限制而不斷國際化，其擺脫國家干預的能力不斷增強；新技術正在不斷地重新塑造生產方式和工作方式，向現有的治理方式和治理體系提出挑戰，等等。《慕安會報告》中提到的極端政治勢力也往往持有反全球化的觀點，是“逆全球化”的重要支持力量。因此，需要擴展觀察的視野，才能深入理解“西方”世界面臨的種種挑戰。

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西方”概念所導致的片面認知

從意識形態和政治入手的觀察導致了對社會經濟體系運行規律的片面理解。西方國家中普遍流行的觀點是，民主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制度保障，而市場經濟又是實現經濟繁榮的唯一途徑。在冷戰結束后，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公共輿論之中，這種觀點一枝獨秀，占據了壓倒性的優勢地位。然而，這種理解無視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根本規律，并沒有準確反映西方國家的歷史進程。

“西方”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不可分，資本主義最早發源于歐洲，在冷戰時期西方陣營作為資本主義陣營，是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面。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人類的經濟活動與前資本主義社會有著本質的不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及其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在二戰接近尾聲的時候，匈牙利經濟史家卡爾·波蘭尼在馬克思批判性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催生了“自我調節的市場”，它獨立于人類社會，并帶來了資本主義體系不可避免的“雙向運動”：一方面，市場的自由發展必然會給人類的社會生活帶來災難性影響，另一方面，社會會組織起來尋求自我保護。市場與社會成為一對矛盾體，必須有“市場干預”才能保證社會的平穩發展，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國家承擔起了進行市場干預的職能。

在西方世界內部，不同國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進行市場干預的方式是不同的，受到各個國家內部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和主流價值觀念的影響，與政治制度的關聯甚微。在資本主義及工業化最早發生的英國，社會主流觀念長期認為貧困等社會問題是由于個人的原因造成的，“個人責任”觀念占據主導地位，國家任由市場力量自由發展，很少采取大范圍的干預措施為底層勞動人民提供基本的保護。緩慢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帶有強烈的“補缺”色彩，領取救助的社會群體往往需要進行強制勞動，救助的水平也低于勞動收入。而在歐洲大陸的德國，其工業化起步之時面臨著截然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環境。原本在封建制度之下的權利義務關系還沒有被完全瓦解，例如行會這樣的組織仍然承擔著為成員提供社會保護的責任，加之一些封建領主轉變成了新興資本家，其仍然抱有封建大家長的觀念；社會主義思想已經在英法等國興起，并傳播到德國，一些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封建領主在自己的領地內開始了社會主義實驗；同時，普魯士王國為了實現德國統一，需要獲得底層人民的支持。這些因素推動著德國在19世紀70年代率先建立了社會保險制度，雇主、雇員共同付費來為有需要的勞動者提供幫助。這是一種與英國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提供保障的方式不同，而且其所確立的權利與義務關系也不同，它還反映了背后不同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念。

西方國家之間社會制度和觀念的差異持續至今。瑞典著名學者艾斯平－安德森在其名著《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中，詳細分析了以英美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模式、以德國為代表的保守主義模式（也稱俾斯麥模式或歐洲大陸模式）以及瑞典等北歐國家的北歐模式之間的區別。可以看出，最早建立起資本主義體系的西方國家，盡管它們面對的問題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發展歷程和社會條件的差異，它們也選擇了不同的方式，建立了有差別的社會經濟制度。而僅以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為基準的“西方”概念則抹去了西方世界內部的制度性差異，甚至也忽略了主要西方國家之間社會觀念的差異。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代議民主制才在西歐國家中鞏固下來。民主制度的穩定與戰后西歐長期的經濟繁榮聯系在一起，自由、穩定與繁榮成為冷戰時期西方陣營政治宣傳的重要內容。但是，民主制并不是給西歐帶來經濟繁榮的唯一因素。

在戰后初期，西方國家采取了多種手段來緩和階級矛盾，穩定內部的經濟和社會秩序。例如，德國1951年頒布了“共同決策法”，規定在大型工業企業中勞工代表有權列席管理層的會議，并就企業經營事宜發表意見。在多數西歐國家內部，一種“三方對話”機制被鞏固下來，雇主和雇員會就與勞動者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工資水平、社會福利等議題展開對話，國家（政府）居間組織和協調。“三方對話”極大緩和了二戰之前歐洲的階級對立和沖突，體現了勞、資之間的妥協。一方面，勞工組織約束自己的行為，并提高了勞動力市場的效率；另一方面，作為回報，企業主承諾將自身收益的一部分重新投資到國民經濟之中，以最大限度地保證國民財富的增長。這些協商和對話機制為“社會團結”逐步發展成為社會主流觀念創造了基礎。由于勞動者的經濟和社會權益得到保障，產權制度也得以重建和鞏固。資本家在企業中的權威重新確立起來，關于生產過程中所有權等基本問題的爭論讓位于投入、產出和生產效率等，工作道德和工作紀律不再只是資本家強加在工人身上的外在的要求，而且成為工人自律的行為準則。有學者認為，正是這些以“社會團結”為基礎的制度安排成就了歐洲戰后經濟的快速發展。

此后代議民主制在西歐國家中普遍確立下來，從理論上看，民眾可以通過選舉左右政府的政策，維護自身權益，但是，在現實之中民眾影響政策制定的能力受到了多方限制。“三方對話”機制緩和了歐洲原本存在的勞、資之間的緊張關系，重新塑造了勞動者對自身地位的認識，影響了主流的社會觀念，并改變了占據主導地位的政治議題。戰后西歐各國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十分相似，它們一方面通過社會和稅收政策，實現社會再分配，讓勞動者受益；另一方面要求企業主為雇員承擔更多的義務，因此，收入再分配問題與非經濟的、社會政治的、以及文化的爭論攪在一起，黨派之間的深層政治沖突不是體現在對權力的爭奪上，而是體現在對有限資源的集體分配上。黨派斗爭變成了為配置資源而進行的“民主程序”的斗爭，對勞動者的劃分不是根據財產而是根據教育程度、職業情況以及性別和就業領域等新的標準，而按照這些標準分類的勞動者所關心的政治事務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個人，尤其是勞動者，不是通過直接的政治活動來爭取和捍衛自身權益，而是被納入不同的利益集團，被疏導到不同的協商過程中，并由此進入錯綜復雜的政治制定程序。沒有被代表的個人利益也就無法進入決策者的視野并成為影響最終政策的因素。

代議民主制是推動西方福利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方面，勞動者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利來爭取社會權益，政黨出于競選的需要也不斷做出社會福利方面的承諾；另一方面，出于冷戰時期制度競爭的需要，西方國家需要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也不斷增加社會領域的投入。國家承擔的經濟社會職能不斷增長，政府支出中的社會支出也迅速增長。戰后西方國家持續的經濟繁榮為這種增長提供了物質基礎。由于西方各國主要的社會團體都不同程度地從戰后的經濟發展中獲得了好處，因此，很少出現體制外的斗爭方式，政黨政治活動圍繞著競選、立法程序以及在政府機構之間建立合作機制等展開，主流政黨的政策也出現了趨同的傾向，傳統的“左”“右”政治譜系逐漸模糊起來。在這種背景之下，無論是極端的政治主張還是非常規的政治動員方式都沒有生存空間。

但是，普選和政黨政治也導致了西方國家社會福利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匹配的過快增長。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經濟危機終結了西方國家、尤其是西歐福利國家的“黃金時代”，經濟危機也促成了對民主制度本身的反思。1975年，包括塞繆爾·亨廷頓在內的分別來自美、日、歐三國的三位政治學家受托撰寫了一份報告，標題為《民主的危機》。報告深入分析了在美、日、歐三個地區所面臨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指出經濟危機的實質是戰后西方國家確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危機，在代議民主制下社會中普遍培育了對國家責任的過高期望，政府過多地承擔了經濟和社會責任。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是一個轉折點，此后西方國家內部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從主流觀念到具體政策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西方的缺失”：癥結何在

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認為，來自非西方國家的制度競爭是造成“西方的缺失”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西方國家內部，極端勢力的增長動搖著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基礎，在國際范圍內，非西方國家的影響力在不斷增長，削弱了西方國家發揮影響的能力。這種觀點不僅忽視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內部持續至今的經濟和社會體制的變化，也錯誤地判斷了西方世界所面臨的挑戰的性質。

在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之后，“新自由主義”逐步替代了“凱恩斯主義”成為占據主流地位的經濟理論，限制國家干預、弱化國家角色、強調市場機制的學說漸漸占了上風，并終結了福利國家的“黃金時代”。迫于經濟形勢的壓力，英美兩國率先開啟了福利國家改革，一方面降低稅收，另一方面降低社會保障給付水平和加強領取資格限制。撒切爾和里根大刀闊斧的改革，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成效。開啟了西方陣營內部的制度競爭，歐洲大陸國家也被迫開始改革自己的福利國家制度。在這一輪的改革進程中，在西方國家內部從觀念到國家和社會組織再到具體社會政策等多個方面都出現了轉折性的變化，其目的是改變“干預主義的國家”，限制國家的經濟和社會職能。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對自己的社會保障體系進行了結構性改革。一些因政治阻力過大而難以推進結構性改革國家，也采取了技術手段，通過“參數改革”來達到結構性調整的目的。為了實現各種社會保障計劃的財政可持續性，西方國家通行的做法是在社會保障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和市場力量，其整體的趨勢是國家承擔的社會責任在減少，勞動者更多地暴露在市場風險之中。目前，“福利國家”改革仍在繼續。這一輪改革打破了戰后確立的國家、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平衡關系，國家進行市場干預和保護社會生活不受“自我調節的市場”侵害的能力不斷削弱，市場力量不斷加強，勞動者的社會權益不斷削減。而且，外部環境的變化也強化了這樣的改革趨勢。

與福利國家改革同步的是經濟全球化、科技進步與新知識經濟的不斷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大量地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結構調整貸款”，通過貸款項目帶動這些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推進私有化，創造有利于自由市場經濟的制度環境。在蘇東陣營解體后，中東歐國家和俄羅斯等蘇聯國家推行了社會代價沉重的經濟改革措施，這些經濟改革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為指導，旨在實現徹底的私有化并建立自由市場經濟。這些事件為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而科技進步又為市場力量超越國家的邊界提供了條件。經濟全球化飛速發展，生產過程碎片化，為了最有效地配置各種要素，跨國公司開始全球布局，將生產大量轉移到勞動力價格低廉的發展中國家，而將研發、服務等高附加值的活動留在本國，出現了全球價值鏈。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帶來貨物、服務、資本和人員的全球流動，挑戰了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治理體系，也動搖了西方國家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基礎。

在福利國家改革和經濟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西方國家內部發生了深刻的經濟和社會變化，最突出的表現是貧富分化加劇，造成貧富分化加劇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經濟結構的變化，跨國公司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而向海外轉移生產的行為以及全球性的市場競爭加劇，使得西方國家普遍出現了制造業萎縮的現象，制造業在整體GDP中的比例不斷降低，提供的就業崗位也不斷減少。一些原本在制造業部門就業的高技能、高薪酬的勞動者在這樣的結構性變化中或者長期失業，或者不得不從事較低收入水平的工作。其次，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在西方國家中普遍出現了“就業極化”的現象，即就業崗位向高技能、高收入及低技能、低收入兩端聚集，而中等收入水平的就業崗位不斷萎縮。第三，新的知識經濟加快了勞動者技能更新的頻率，被迫轉換職業及學習新的技能是許多勞動者的現實處境，而在職業轉換時期他們或將面對失業風險。第四，跨國經濟活動侵害了國家進行市場干預和提供社會保護的能力，除了難以維持嚴格的勞動市場規則之外，國家的財政資源也受到侵害，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各個國家之間稅制的差異，轉移利潤，逃避稅收，尤其是高科技企業逃避稅收的做法更加普遍。因此，許多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都面臨財政可持續性的問題。第五，原本為勞動者提供保護的一些社會組織和社會性制度安排也遭到侵蝕。例如工會，雇主有多種方式可以回避工會的影響，可以向海外轉移生產，也可以雇傭難以組織工會的靈活就業人員。同時，新知識經濟條件下各種非常規的靈活就業方式不斷發展，勞動者群體內部的利益訴求多元化的傾向日益突出，限制了工會代表勞動者利益的能力。

這些變化動搖了戰后西方國家政治穩定的基礎。由于戰后緩和社會矛盾的種種制度安排松弛了，在福利國家“黃金時期”實現的“共識政治”和“左右共治”受到沖擊，不僅出現了中左、中右的主流政黨影響力下降、極左翼和極右翼政黨勢力上漲的普遍趨勢，而且體制外的政治活動也呈現上升勢頭，各種街頭運動層出不窮。更為重要的是，西方國家內部的變化也影響到了國際機制。首當其沖的是WTO。由于福利國家給受到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沖擊的勞動者提供了替代收入，那些因外部競爭而陷入失業的勞動者不會生活無著，也就不會推動政府采取各種產業保護和貿易保護的措施。因此，有觀點認為，正是西方國家內部的社會保障制度保證了世界范圍的自由貿易。但是，當福利國家在全球化和市場自由化的沖擊之下不斷收縮的時候，自由貿易造成的傷害就變得不可承受。因此，曾經擔任WTO總干事的拉米先生就曾經無奈地表示，“資本主義是有效率的，但是，它會給社會帶來傷痛”。

我們不能片面地將戰后促使西方穩定、繁榮與有效運轉的國際機制歸功于民主制度，同樣，“西方的缺失”所概括的西方國家遭遇的種種挑戰與困境也不能片面地歸因于非西方國家或所謂“集權國家”的制度競爭，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市場力量快速地全球擴張給民族國家體系造成的沖擊。西方的問題不是地區性的、局部的，而是全球各國都必須面對的。西方國家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們根據自己國家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和主流價值觀念，較早地建立了糾正市場失靈的社會保障體系，公民的社會權益已經成為其公民權利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目前，其福利國家改革的總體趨勢是降低社會保障水平，其政治阻力顯而易見，其改革的政治后果也更加不可預期。

鞏固“西方”陣營是未來的出路嗎

從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報告來看，主辦方提出“西方的缺失”這樣一個具有爭議的主題，顯然是為了加強“西方”陣營的內部團結，共同尋找解決方案。問題在于，鞏固“西方”陣營是否能夠為這些西方國家提供有效出路？

會議主辦方對“西方”的理解充滿了意識形態的色彩，無論是從傳統安全的角度還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西方”陣營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放大觀察的視角，納入基本的經濟和社會制度，“西方”世界就不是鐵板一塊。歐洲大陸國家和英美兩國分別被劃歸到不同的福利國家類型之中，由于根本社會制度和主流社會觀念的差異，歐美兩國針對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立場也存在很多差別。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歐洲學界普遍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反對“市場萬能”的種種觀點。因此，歐盟及其成員國的領導人不斷地強調“歐洲的生活方式”，不斷地表示要捍衛“歐洲社會模式”。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顯然不是多數歐洲國家希望的發展方向。

“西方的缺失”所提到的問題源自于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是否可以通過加強西方國家之間的合作來解決這些問題？顯然，也是不可能的。西方國家之間加強合作，有可能緩解困境，但不可能徹底地解決問題。跨國的經濟活動、人員流動以及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已經將全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宣傳口號而是現實，新冠肺炎疫情清楚地證實了這一點。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固守意識形態邊界的種種做法都是違背歷史潮流的。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韓拓 美編/王夢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