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地調查發現一些地方存在“浪漫的田園牧歌式情懷”和“似是而非的逆城市化暇想”兩種思維傾向，值得我們警惕。這對當前正在貫徹落實的鄉村振興戰略產生了明顯的干擾和沖擊。因此，我們必須立足于工業化與城市化這個時代大背景和發展大趨勢，分析我國當前的“三農”問題，積極推進本地區的鄉村振興戰略，加快實現傳統農業農村向現代農業農村的轉型。

【關鍵詞】鄉愁 鄉村振興戰略 工業化 城市化 農業農村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識碼】A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些縣鄉兩級地方基層干部借國家強調糧食安全和實施鄉村振興的機會，大張旗鼓地宣傳諸如“堅持‘以糧為綱’的農業方針”“進城打工，誤人子孫”“有糧無錢享福，有錢無糧遭罪”等，甚至將這些口號涂寫在墻壁上和田埂上。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錯誤的認知和行為都需要加以警惕與反思。為此，我們基于歷史來分析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業農村的關系，以期糾正散見于地方基層干部中的認知誤區與錯誤思維傾向，確保鄉村振興戰略的科學落地實施。

當前兩種流行的錯誤思維傾向

當前一些地方存在兩種思維傾向，值得我們高度警惕。一種是浪漫的田園牧歌式情懷。不顧歷史早已邁入工業化、城市化的客觀現實，仍然沉浸在傳統鄉土社會形態的價值觀之中。抱有這種想法的人總覺得過去的男耕女織、自給自足，以及那種牧牛悠悠、漁舟唱晚的農村生活，才是人類最自然、最和諧、最美好的社會形態。這種思維有著濃厚“鄉愁”情緒的外包裝，流露出來的卻主要是封建時代鄉土社會形態的理想色彩。另一種是似是而非的逆城市化暇想。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不愿接受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必然趨勢，不想贊同農業要素向非農領域轉移是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規律，更不承認農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是農民群體追求幸福生活的時代特征。只是固執地認為導致今日農業農村工作困難重重，而且始終難以有效突破的“罪魁禍首”，就是迅猛發展帶來的“孤軍深入”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

兩種思維傾向雖有不同的內涵與訴求，但實質上是緊密聯系、相互呼應、彼此支撐的一個邏輯整體，代表著傳統觀念與現代意識的對立，對當前正在貫徹落實的鄉村振興戰略產生了明顯的干擾和沖擊。為了深刻領會黨中央的戰略意圖，正確引導鄉村振興，我們需要努力糾正思想認識上的偏差和貫徹執行中的錯誤。

正確認識工業化與農業農村的關系

發展經濟學奠基人張培剛先生曾對“工業化”一詞下過定義：制造業領域“—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即工業改變了傳統的生產要素組合關系，推廣應用了全新的生產要素組合模式，最后發展壯大成為一種完全處于支配地位而覆蓋整個社會的生產函數或生產方式。這說明國家是自然而然地進入到工業化社會的發展階段?！豆伯a黨宣言》中曾對工業化作過明確闡述：由于“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使得工業社會的主導者和統治者——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而且，它還創立了巨大的城市社會，讓城市人口在農村人口不斷地轉化中迅速增長。工業化進程中的活力大解放、經濟大發展、文明大飛躍，充分證明了工業社會取代農業社會的必然趨勢，反映的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與發展質量不斷提升的客觀結果。

因此，自工業革命之后，世界范圍內的農業農村便開始走下坡路，優勢漸失、輝煌不再。以農業強國的美國為例，農業收入所占比例從1829年的35%降到1929年的13%；農業工作人口所占比例從1830年的71%降到1930年的23%。到1950年，美國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的比重再減少到12%。1970年，全美國農業人口僅占總人口的3.1%。20世紀20、30年代的中國社會，正沉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潭之中，以土豪鄉紳為主體的社會資本無法繼續在農業農村生存與發展，紛紛轉向城市工商業和金融領域，廣大農民群眾也將耕地撂荒，成群結隊涌向周邊城鎮去尋找新的活路，導致農村社會不斷凋零衰敗。就像魯迅筆下描繪的那樣：“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絲活氣。”為了避免小農經濟這一國之根基墜入解體“破產”的深淵，以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盧作孚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愛國實業家，掀起了一場旨在挽救農業、教育農民、改造農村的偉大實踐，史稱“鄉村建設運動”。雖然運動的失敗往往歸因于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但面對波濤洶涌的工業化、城市化浪潮，無視傳統農業社會衰敗沒落的客觀必然性，恐怕任何“振興”的努力都很難奏效。

科學把握城市化與農業農村的關系

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在工業社會之前，城市的興起基本上對“三農”沒有很大的排斥性，大部分時間里，人、財、物等生產要素呈雙向性流通。工業革命之后，新領域、新經濟、新業態與新模式像雨后春筍層出不窮，極大推進了城市建設的現代化進程，而城市的新興與昌盛又反過來推動著工商業朝著更高更新更優層面的轉型升級。進入20世紀之后，伴隨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信息化的相互融入深化，包括農村在內的整個社會的人口和財富都在加速向城市集中，世界各地的城市數量呈幾何倍數急劇增加。

新中國成立之初，廣大農民借助翻身解放的機遇，開始向附近城市大規模轉移。1949—1953年間，中國的城市人口凈增了2016萬。但這個洶涌澎湃的進城浪潮很快被政務院于1953年4月17日頒發的《關于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緊急遏阻。1958年，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工業化、城市化建設出現新高潮，大批青壯年農民在國家統一調度下進入城市。不久，為克服“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1961—1963年間，國家將“大躍進”時期從農村選調進城的2500萬城市居民和1833萬原本屬于城里人的公有制單位職工“精簡下放”到農村。所以，直到1978年，中國城鎮化率僅為17.9%。1985年后，國家覺得傳統的封堵已經無濟于事，加之城市化建設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增長極與主戰場，于是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城務工經商。伴隨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推進，先后有6.4億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2018年底中國城鎮化率已達到59.58%。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迅猛、壯觀。

傳統農業社會中的那種“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開始分崩離析，“耕讀傳家”的生活方式逐漸被更具魅力的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方式顛覆。大量農民涌入城市之后，農村社會的老齡化、空心化、衰敗化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美國是世界農業強國，但與傳統的落后的農業國家一樣，面臨著后繼無人的困境。從1870年到1940年，美國農業勞動力無論是絕對量還是相對量都有大幅減少。就絕對量而言，1940年的農業勞動者只有1870年的56.6%。就相對量而言，農業勞動者在全體就業人數中的占比從1870年的47.3%，減到1940年的17.5%。日本目前與農業相關人口尚不足400萬，其中老齡人口近200萬，占到了50%左右。韓國2014年的務農人口數量僅為1970年的19%，農村老齡化率也達到了空前的39.1%。同時，韓國全職農業經營戶占總農戶數比例亦從1981年的82.1%下降到2010年的53.3%。據統計，2000年中國尚存360萬個自然村，到了2010年，已有90萬個自然村在中國版圖上“消失”。這就意味著平均每天有將近250個自然村在“消失”，其中還包含了眾多幾百上千年的古村落。這些情況都需要我們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給予足夠重視。

（作者為武漢體育學院期刊社編輯）

【參考文獻】

①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③胡月、田志宏：《如何實現鄉村的振興？——基于美國鄉村發展政策演變的經驗借鑒》，《中國農村經濟》，2019年第3期。

④ 周偉林：《中國村鎮的死與生》，《文化縱橫》，2018年第3期。

責編/趙博藝 美編/陳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