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對初期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一些城市的智慧城市平臺未能發揮期待的“抗疫”效力。針對智慧城市建設中的防疫“短板”，要學會轉“危”為“機”，推進以人民為中心的建設新轉向：理念上注重“智”“慧”結合，“技”“用”整合；項目方案設計中強化“集體性”和“個體性”防疫需求融合；參與主體層面打造應對疫情的多元主體協同共治模式；智能化平臺運行維度加強與基層社區的關聯；重視抗疫中的信息分類與隱私維護。

【關鍵詞】疫情防控  智慧城市  用戶需求  技術應用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嚴重程度遠超以前的非典，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任何國家都難以單獨應對之。雖然中國疫情防控已經進入“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階段，取得了顯著的抗疫成績，贏得了世界多國的贊賞，但是同時也暴露了不少城市在治理疫情中面臨的短板，尤其是智慧城市建設中設計的各種智能化平臺，并未能很好地在疫情防控中發揮其應有的效力。

疫情防控實踐表明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設還存在短板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圍內的迅猛肆虐，疫情防控已然演變為社會治理的重大問題。利用智慧城市建設平臺，借助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展開疫情防控理應成為非常重要的手段，在疫情防控中發揮智能預防、疫情管控、信息篩選、物質匹配等功能。但是，一些城市的疫情防控實踐顯示，這些“高大上”的技術平臺并未能充分發揮期待的功能，達致想象的效果。實際上，疫情的有效防控離不開依托社區實施、進行物理隔離的基本措施。那么，以技術追求和效率至上為標志的智慧城市建設，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究竟暴露了哪些問題和短板？經梳理分析，這些問題和短板主要表現如下：

由于智慧城市的理念設計不夠親民，普通民眾對智慧城市建設平臺了解不足、參與度低，致使平臺難以有效發揮抗疫作用。智慧城市理念更多地偏重技術應用，忽略用戶體驗和接受程度。如今，智慧城市理念在城市聯盟和政府體制中愈發流行，成為政府體制創新的重要策略。但是在中國智慧城市規劃與建設中，更多地重視政府需求和技術創新，對用戶體驗和適應不夠關注。無論是政府權威還是技術提供者，在智慧城市項目建設中，都有明確的技術創新要求和項目成效追求，對市民的生活需求和個體體驗缺乏重視。然而，忽略用戶體驗和適應性的技術產品是沒有生命力的。“發達技術”需要與“民眾智慧”有機結合，才能煥發其生命力。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智慧城市的平臺和產品由于缺乏市民體驗和適應性，未能很好被廣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防控效果。

智慧城市目標上過多地追求效率和經濟發展，弱化民生與社會建設指標，影響了抗疫效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總體上歸屬于社會建設領域，隸屬社會風險管理范疇，與民生工作息息相關。然而，多數智慧城市建設項目的方案和實踐放大和拓展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追求，僅僅通過技術創新聚焦于效率和經濟發展，忽略市民重視的社會建設維度和生活品質需求。對于技術提供者和城市權威而言，智慧城市建設的解決方案具有明顯的經濟效益追求，忽視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主題。面對起初來勢洶洶的疫情，注重經濟追求的建設項目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等社會災難時，常常顯得力不從心，無法僅靠技術創新手段解決之。

以集體性和公共性訴求為主的智慧城市項目實踐，忽略了市民的個性化、創造性生活追求，影響了智慧平臺的抗疫效率。借助該類項目展開疫情防控行動，雖有技術優勢，但公眾卷入程度受限，勢必影響防疫效果。一些城市的智慧城市項目實踐更多聚焦服務使用者的集體性而導向公共面向，而非傾向于市民生活的更具創造性、政治學或民眾的維度。面向城市基礎設施、經濟建設和技術創新的智慧城市建設實踐，對市民個體追求和生活便利欠缺考慮，致使不少市民對多數智慧城市建設項目興趣不足、關注不夠，卷入程度嚴重受限。在抗疫活動中，很難將這些平臺有效地在民眾中推廣使用。

智慧城市建設的政策支持體系常常受到經濟維度政策驅動，而非為多元政策帶動，由此影響了技術平臺在抗疫等民生領域中的有效應用。對智慧城市建設而言，單一政策支持，尤其是經濟發展導向的政策支持，常常致使建設方案趨向于經濟增長訴求和GDP高速增長追求，忽視社會建設、政治參與、文化娛樂等其他維度。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經濟支持固然重要，但是醫療救助、居家隔離、心理疏導、政治參與等都是疫情防控的重點，病毒預防與治療的基層社區智能化服務更是重中之重。相關政策體系支持的匱乏，導致智慧城市項目在疫情應對中難以有效發揮智能防控功能。

在智能化平臺運行中，智慧城市建設實踐未能與抗疫基礎重地——基層社區深度結合。智慧城市建設多為由上而下推行，相比城市層面的智慧化程度，基層智慧社區建設顯得相對滯后。雖然有些社區地理位置較好，擁有充足的資金和技術支持，能夠為城市其他社區提供建設模板，但是這類社區畢竟是少數，城市中老舊社區、回遷社區等欠發展社區智慧化建設程度較低，一些資金和政策缺位的普通社區也難以達到較高的智慧化建設水平。然而，疫情防控工作遍布每個社區，一些智能化平臺運轉流暢的社區也許能夠借助新技術有效防控疫情，但智能化水平不足的社區卻無法有效地借助智慧技術進行抗疫，造成基層社區工作人員殫精竭慮、來回奔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防控疫情動態的后果，智慧城市平臺難以在其中有所作為。

由于宣傳不足和設計局限，出于對個人隱私和信息安全的考慮，用戶對智慧城市平臺心存芥蒂，影響平臺抗疫效果。智慧城市建設進程常常面臨兩種威脅：網絡安全與技術過火。在中國智慧城市建設進程中，片面注重技術創新，對市民的真實需求關注不夠，為推行技術甚至存在泄露市民隱私的風險，設計的“人機互動界面”不成熟，這些智能化平臺由此帶來消極的用戶體驗，致使市民對智慧城市建設的卷入度降低。針對疫情防控，智慧城市雖有智能化技術平臺和優勢，但對普通市民的吸納度不高，難以利用數據庫有效分析疫情信息，未能實現有效的病毒預防與管控。

概言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迅猛傳播等類似公共衛生事件中，中國當下的智慧城市建設實踐難以發揮期待的效力。無論是過于強調技術應用的理念設計，追逐經濟指標的目標設定，注重效益忽略市民生活的項目實踐，還是偏倚單一維度的政策支持體系，忽視與基層社區關聯的智能化平臺，弱化市民適應性和卷入度的建設效果，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智慧城市建設對公共衛生事件治理的有效介入，背離了該項目設計的初衷。如何設計有效的智慧城市建設方案，以切實應對類似新冠肺炎肆虐等公共衛生事件，進而不斷提升城市規劃的智能化水平和政府公信力，是城市治理需要思考的重要議題。

轉“危”為“機”，以人民為中心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構成全球范圍內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安全事件，為國家治理帶來嚴峻挑戰。智慧城市建設平臺在此次事件應對中未能利用先進技術實現有效防疫，本身具有雙重性，消極層面的效率低下蘊含著潛在改進訴求和機遇，即技術平臺如果運用得當、深入人心，將會比宣傳、廣告等手段更能促進其推廣與應用。如何利用此次疫情切實改善智慧建設項目，做到轉“危”為“機”，有效發揮技術平臺在疫情治理中的功能，是城市權威和技術專家需要認真反思的問題。

為此，需要深入考量近年來智慧城市建設的總體設計方案和項目實踐執行情況，重新規劃智慧城市建設方案，完善項目實踐中的細節，進而不斷提升城市建設水平，持續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疫情防控實踐表明，新時代的智慧城市建設需要“以人民為中心”，重視技術創新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兼顧社會建設與民生需求，建立應對風險的技術平臺支持，將新冠肺炎疫情等類似高風險事件轉化成智慧城市建設的“機遇”，使項目建設深入人心。利用疫情防控轉“危”為“機”的智慧城市建設，需要做到如下幾點：

一是理念上注重“智”“慧”結合，“技”“用”整合，經濟與民生指標兼顧。智慧城市應注重“技術創新”與“中國智慧”有機融合，將技術創新與市民需求密切關聯。技術創新不足，將嚴重制約智慧水平提升；缺乏中國智慧，則無法將冷冰冰的技術有效應用至具體城市實際。疫情防控中，追求經濟和技術效率的同時，需要強化民生工作的智慧化程度。比如，與騰訊、阿里巴巴等互聯網企業合作，建立疫情公布的大數據平臺，將準確的疫情信息即時發布于各類平臺，使民眾盡快知曉疫情狀況，消除其疑慮，不斷提升政府公信力。

二是項目方案設計中強化“集體性”和“個體性”防疫需求整合。缺乏公共性的智慧城市建設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其合法性，而缺乏個體性關注的建設項目則活力不足，難以為受眾廣泛接受。在疫情應對中，各類智慧平臺需要市民廣泛參與，才能發揮抗疫效力，因而，這些公共性項目需要兼顧用戶體驗和個性追求，使市民知曉平臺并廣泛使用，由此才能高效地在平臺推出抗疫服務。

三是平臺參與主體層面打造應對疫情的多元主體協同共治模式。智慧城市建設離不開政府、市場、社會等多方力量的協同配合。城市智慧平臺應充分整合其他平臺優勢，分類梳理安全人群、密切接觸人群、疑似確診人群的動態，不斷增強疫情防控的針對性與有效性。各類“健康碼”應用即為：在基層政府、支付寶平臺、用戶、社區多重力量的相互配合下，對各類人群進行有效分類，基于技術應用提升疫情防控效果。其本質是構筑于技術平臺的多元主體協同防控模式，該類“親民”且應用廣泛的平臺多多益善。在技術平臺建設中，政府需要提供包括經濟發展、社會建設、政治參與、文化娛樂等層面的多元化政策支持，以有效推動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疫情防控。

四是智能化平臺運行層面加強與基層社區的關聯。智慧城市平臺的“重宏觀、輕微觀”現象在多市均有體現。此次疫情防控的重心在于社區，智慧城市建設需要關注基層智慧社區建設，不斷提升其防疫的智能化水平。智慧社區建設核心在于智慧人群素養提升，實現各類人群尤其是老年群體對技術的可及性。同時，智慧人群素養提升也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可以通過教育培訓、創造力提升、創新意識培養、鼓勵參與等方式，不斷促進社區居民對智慧化平臺的適應和參與。

五是注重信息分類與隱私維護，不斷提升防疫水平。在智慧化平臺疫情信息維護中，需要提升信息分類管理能力，不斷提高抗疫水平，在“無癥狀感染者”出現時尤為如此。有效區分平臺收集的一般機器信息、關聯性信息和其他非結構式信息，做好準確分類管理，在注重保護市民隱私、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前提下，有效利用這些信息實現科學防護，為經濟社會發展與穩定生活秩序提供安全保障。

借助前沿技術和有效治理對城市建設進行理性化設計已有多個世紀。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人指出，數字時代凸顯的城市結構和空間安排將會深刻影響人們對經濟計劃和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公共對話的特征與內容、文化互動的形式、權力的實施，持續塑造人們日常的各種經歷。時下人們更是日趨生活于一個新的數字生態系統中，這一系統由云端、數字網絡建筑、物聯網、不斷增加的智能自動產業控制、監控和數據整合網絡所塑造，構成了智慧城市建設的技術前提。然而，技術需要為人類服務，尤其是為廣大民眾服務，智慧城市建設的技術應用亦不例外，只要注重用戶需求和體驗，贏得人民的廣泛參與，項目實踐就能有效發揮作用，在對抗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衛生事件中發揮技術優勢，不斷提升城市建設水平，進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國家治理能力。

（作者為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教授、安徽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網絡社會治理中的政府‘互動型’角色轉向研究”（項目編號：15BSH074）及安徽大學文科創新團隊“網絡化時代鄉村振興路徑優化研究”（項目編號：S030314002/017）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Waleed Ejaz and Alagan Anpalagan. Internet of Things for Smart Cities: Technologies, Big Data and Security.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9.

②Andrew Karvonen, Federico Cugurullo and Federico Caprotti, eds. Inside Smart Cities: Place, Politics and Urban Innovation. NY: Routledge, 2019.

③Joseph N. Pelton and Indu B. Singh. Smart Ci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9.

責編/于洪清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