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 境

此修正雖然從同質化的集體管控機制中逾越出來，擬在社會流動中實現可能的自我治理，卻又被誘導進另一種規范之中。金融資本通過信用貨幣、信貸業務和創業精神來激發個人欲望和活力。同時，這種誘導也意味著權力金融化及其知識和機構在市場流動中的重新布控。金融網絡的部署在保證流動性的前提下，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通過個性化且奢華的景觀渲染以及網上金融服務業務的拓展，將基于儲蓄的消費生活從壓抑引誘至基于競爭、借貸和投資的消耗型生活，以加速市場流動。如果福柯將西方治理實踐中自由主義的轉向視為擺脫主權統治和國家理性壓抑以實現自我治理的策略，此策略卻忽略了金融化的誘惑力。在個人欲望的過度釋放下，主體沉浸在巴塔耶和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所批判的非生產且非壓抑的象征消耗中，自我治理的初衷被修正為一種看似逃離主權和國家機器的自由，實則從屬于金融擬像。

二是雖然金融機制調節的流動性誘導主體從壓抑的生產現實向“比現實更真實”（hyper-real）的虛擬景象逾越，但無法擺脫以債務（debts）為導向的規范性管控（normative control）。換言之，金融化的治理模式以個人欲望及其消耗為條件，并將借貸作為技術，從策略上評估貸款人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即其還款能力），進而引導其消費行為乃至生活理念。而此評估和引導需要對個人詳細信息進行收集、分析和評測，以衡量借款的額度和償還期限。實際上，這就是金融資本通過信用機制，在基于國家法幣體系的工資模式以外，對個人欲望及其參與競爭的意愿和能力所進行的投資，從而形成一種無所不在的債務關系。債務關系不僅基于對個人財務、工作、家庭等信息的掌控，更通過對消費行為、生活理念及習慣的引導，潛移默化地以金融話語中“貸”與“還”之間的“信用關系（credit）”來取代道德倫理層面的“信任（credibility）”或信譽，從而將債務關系建構為一種社會權威規范，并以此來鑒別和區分處于良好信貸關系的群體，從而在金融網絡支配的生活中將其呈現為值得信賴的人。實質上，這種金融主體化技術仍被金融財團操縱。雖然其與傳統主權及國家機器的控制方式不同，更具滲透性和誘惑性，但信用貨幣虛擬出來的債務關系，以及基于此關系的信用體系無法掩飾其背后的從屬性。[22]

從屬性的另一面則是消耗型的主體建構。消耗意味著過度，進而逾越壓抑的安全生產規范，看似同質化危機中的救贖。但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此誘導機制不得不在泡沫及景觀幻滅的同時，面臨過度放縱的異質化，以及如何再次引導并消耗這種逾越而出的欲望流動。在傳統左翼意識形態下通過建構式的生產理性和福利機制來引導并重塑社會已難奏效。因為金融化所改變的不僅是知識生產及表述中的權威話語，或權力機制的部署，更是非生產性的主體化，其看重的不再是生產現實中的壓抑、積累和否定，而是享受慵懶愜意的閑散生活。大眾們不再熱衷于二元對立的傳統左翼政治，而是在壓抑與反抗的征途之外尋求逃逸或逾越的可能。高福利為逃逸的主體性提供了悠閑生活，而金融資本渲染的浮華景觀則為尋求風險的逾越行為提供“試煉場”。但在此非生產性的渲染中，逃逸的前提是寬松的公共財政政策及國家的高負債（比如08年后的歐洲），逾越所帶來的則是金融催化下個人意志的膨脹以及風險社會的形成。在2008年前，如果公權力與金融壟斷的一體化尚能在債務和泡沫之間找到某種互惠平衡的話，危機之后所暴露的不僅是金融精英對大眾慵懶生活的侵害，更是債務危機下“逃逸之夢”的破碎。面對逃逸的困境，新自由主義放縱的非生產性主體已不愿回到同質化的生產生活中，卻要保持悠閑而體面的生活，只得以群體方式逾越新的壓抑。當民情激蕩時，法西斯化則以民粹主義之名死灰復燃。

法西斯主義并不只是資本寡頭或軍事強人以獨裁的方式，在主權至上及國家安全之名下，通過對國家機器的壟斷將社會生活全面政治化，而是立足于政治美學的煽動，來渲染并釋放那些不被理性且功利的民主代表機制和生產、分配及消費體系容納的底層欲望。從本質上看，法西斯是將西方資本現代化中難以被功利且同質的生產理性壓抑的情感、沖動、暴力等主體性因素，以個人或群體的方式，從生產機器和壓抑的商品崇拜中逾越而出的一種極端異質化過程。[23]其首要特征是通過政治化使主體情緒“過度地釋放和消耗”，在美學上實現對功利現實的超越。正如巴塔耶所言，法西斯化即“綻放之美”，其結果必然是逾越和無限釋放后的毀滅。如果說，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為了逾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同質化危機，誘導個人欲望在金融資本編織的擬像中進行消耗，嘗試擺脫壓抑型社會的話，一旦欲望之門被打開，而在市場經濟層面又無法一味通過單調的消費景象滿足它時，欲望的流動必然集聚、凝結，以尋求另一種消耗。再加之，基于金融化和景觀社會進行誘導的副作用是在“去監管”下削減公共投資，瓦解福利機制，擠壓公共空間，形成貧富差距，激勵個體承擔風險以“創業或自我投資”的方式參與競爭，在促進資本流動的同時，侵蝕中產階級的既得利益和安定生活，使其面臨淪為社會底層的危險。換言之，在異質化的欲望流動中，精英階層的消耗和放縱伴隨著社會公眾利益的損失及民眾情緒的降解。一旦感官上的物像誘惑發生坍塌，在兩極分化下，被迷醉的大眾情感不僅無法接受現實回歸理性，更可能將其放縱且厭倦物像消耗的“內在體驗”再度異質化，不再沉醉和逃避，而在“討回公正與民主”的民粹話語下粉墨登場，以暴力方式逾越而出，發泄積聚已久的社會暗流。在街頭暴力抗爭的蔓延之勢下，民粹話語通過身體的激情、內在意愿的釋放和行為的沖動，以消耗式的政治表述，在精英階層及其言語所習慣的協商或妥協式的理性政治以外，尋求并保持與后者之間的錯位。這種解構式的權力關系與過去極右化的不同之處在于其不再寄希望于某個政治強人或領袖的出現，而是在去官僚和反精英的流變狀態中無盡沉浮。正如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所言，法西斯與民粹化一體兩面，有共同的內核，此極端政治決不僅是少數精英對看似駑鈍且沉默寡言的民眾的操縱和代言，而是后者旺盛精力和激情逾越而出的內在需要。[24]

結 語

自9·11事件后，西方國家安全在恐怖主義威脅下所面臨的敵人比冷戰乃至殖民時期更具報復性、顛覆性、滲透性和隱匿性，而且對敵斗爭在基督教政治神學的渲染下，與白人至上的種族文化形態交織。這些特點意味著在安全前提下，國家機器在對內治理過程中對暴力的運用更注重技巧性和策略性，同時在程度和范圍上，對知識、技術及人口流動中個人及群體信息的監控也更加隱密。基于安全前提的規范管控，與1980年代前工業資本對社會安定的治理模式相比，新自由主義治理模式產生斷續性，比如：左翼政黨及工會勢力在修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邏輯下建立的公共福利體系。換言之，國家干預下的福利體系與規范性的安全監控機制均面臨主體化過程中基于資本生產的異化和同質化而產生的同質性危機。無論是個體規訓還是群體管控，作為被“照顧”或監管的客體，均呈現為資本主義國家理性在生產功利性之上的自我驗證和發展。此同質性危機進而催生出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義的轉向。此轉向也基本奠定了當下西方對內治理的范式，擬在社會流動的事件化、行為的復雜性中期盼自我治理的可能，從而在主體化過程中實現異質性的共存。

此多元主義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不得不再次面臨困境。一是對自由主義古典政經傳統的揚棄始終將市場流動性視為一種形而上意義的“自然法原則”，以“看不見的手”來強調流動過程中個體行為和事件之間偶然且離散的博弈關系，過分注重博弈理性中個體經濟人在趨利原則上的次優選擇和自我平衡，而利用自由競爭市場以及市（公）民社會來掩蓋競爭主體在理性和功利原則之外對風險、壟斷以及控制的無限欲望。這種逾越性無法在市場機制中得到自我引導和約束，反而占據和利用市場流動性，以保障自由競爭之名來加速資本流通和增值，從而使新自由主義轉向中期盼擺脫同質且壓抑的公共監管的自我治理，被扭曲為金融資本的寄生和誘導。

而且，新自由主義治理理性在與國家干預及安全規范機制的對峙中，過于強調公權力對流動性的控制和同質化，擔憂規范性管控在公共權利關系下對基于私有財產的個人自由的侵害，而忽略了其對市場競爭下公平和安全的保障，比如對破產、貧困等弱勢狀態的保護。去監管的“隱性”方式及其對灰色地帶的寬容，看似與國家或政府從外部干預的“顯性”管控對立，卻在金融資本的誘導下形成了以債務關系為主導的規范性控制。在此控制下，所謂的“自由”被轉化為多元主義中以“差異共存”為導向的自我愛護、抑或兩極分化中金融資本驅動的自我放縱。

無論是自我愛護還是放縱不僅在新自由主義流動性中消解生產現實，更在主體化中著重非生產性。如果資本主義現代性基于功利生產及社會安全對人口進行的鑒別和分類難以擺脫同質化，而將創造力同化為勞動力且壓抑于權威規范之下，那么面對此生產性危機的則是在反現代資本主體化中的異質化逾越。此逾越首先肯定非生產的主體性。從歷時性看，二戰中的法西斯化通過戰爭機器將異質化以暴力和個人崇拜加以升華的同時，則是以死亡和毀滅的方式降解；之后，新自由主義轉向的再次逾越將非生產的異質化在美學和文化表現上通過金融擬像加以渲染，其另一面則是貧困。從效應上看，新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西方現代性中呈現為一種逾越性的共生體，可視為資本主義在同質化危機中以不同方式逾越而產生的兩次突變。而在9·11和2008年金融危機兩個節點之后，此共生關系在形態上再次突變。當精英階層將其呈現為超級富豪與政客的相互勾兌時，底層大眾則在反精英和暴力的街頭政治中聚集民粹“暗流”，在與理性話語的悖論中尋求其逾越行為及非生產性主體表現的例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