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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主流媒體的對華意識形態特征(3)

——基于《華盛頓郵報》的文本分析

《華盛頓郵報》涉華社論報導角度


關于中國的社論討論,《華盛頓郵報》是從什么角度展開?本文以近期熱度較高的貿易問題為例,從“貿易”(Trade)的語義網絡及其用詞特點入手,觀察《華盛頓郵報》對華意識形態建構角度和方式。

本文采集語義在網絡構建時,以詞語為節點,以兩詞共在一個段落中為邊,以兩詞共現次數為權重,以此所得到的語義網絡圖如圖3所示。再使用社會網絡的模塊功能,將此語義網絡的內部進行聚類分析,得到四個話題模塊,在圖3中由四個小模塊來表示。

 

郭鳳林圖3

 

從模塊分析來看,圍繞貿易主題,《華盛頓郵報》社論主要從四個主題展開:一是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二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問題,三是中國貿易順差問題,四是特朗普加征關稅問題。就主題變遷而言,傳統對貿易問題的討論主要在經濟領域內進行,關注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經濟身份問題,以及中美貿易順差問題,意識形態色彩較為薄弱;投資、進口、出口、開放、經濟、增長以及準入、規則、協議等構成對貿易中的涉中元素討論的重點。但在特朗普政府任內,朝鮮、關稅、核、戰爭等構成一個模塊,成為貿易的主要討論角度:中國貿易問題不再單純在經濟范疇內討論,而成為國際競爭和地緣政治的組成部分,意識形態強度顯著上升,顯示出美國強意識形態國家的特征。

 

《華盛頓郵報》涉華社論詞匯選擇


對貿易主題的討論上,以《華盛頓郵報》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體主要選擇了什么詞匯來描述?這里提取貿易相關段落中的形容詞,以考察《華盛頓郵報》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角度。

為了更好地考察《華盛頓郵報》對中國貿易相關問題的意識形態變化,本部分以美國總統任期為界,區分克林頓(1993~2000)、布什(2001~2008)、奧巴馬(2009~2016)、特朗普(2017~2018)四任總統期間的對華社論貿易相關的形容詞。

郭鳳林圖4

 

整體來看,《華盛頓郵報》社論在對中國貿易相關問題進行描述時,認為中國經濟“巨大”“偉大”“大”“開放”“重要”等詞匯在四任政府時期都頻繁出現,顯示出媒體對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規模與方式的認可,但對“大”的強調也顯示出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焦慮感。

分時期來看,布什政府時期,朝鮮問題在貿易中的重要性上升,但整體對中國貿易的評價側重于“便宜的”“低端的”“貧窮的”等形象,對中國仍然表現出經濟范圍內的“俯視”姿態。但到了特朗普政府時期,貿易的詞匯選擇變化為“不公平的”“軍事的”“朝鮮的”等詞匯,顯示出美國對中國貿易問題超出經濟范圍的考量。

同時,奧巴馬和特朗普政府時期都頻繁提到“不公平的”一詞。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對不公平的討論主要局限在經濟領域本身,注重從雙方對等投資以及國際規則等角度來構建中國的所謂“不公平”市場參與形象。比如,《華盛頓郵報》文章認為中國不遵守美國制定的國際通行規則,采用多種方式增加自己在貿易中的收益,使得遵守國際規則的美國在競爭中受到相對損失。而相較于奧巴馬政府時期對經濟不平等的強調,特朗普政府時期則對經濟不平等帶來的政治安全威脅更為重視。比如,《華盛頓郵報》文章認為中國的崛起正在威脅美國的經濟安全,因此必須對中國展開貿易戰,并且還要引導世界范圍內的類似斗爭。這意味著伴隨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美國焦慮感的增強,經濟貿易層面的話題有可能上升到社會形態方面的“主義”之爭。

從上可見,即便是在對貿易這種非典型意識形態領域的討論上,《華盛頓郵報》也顯示出強烈的意識形態取向:注重利用所謂對等原則、國際規則、經濟安全等傳統國際秩序概念,建構其批評甚至批判中國的合法性基礎;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世界影響力的增強,《華盛頓郵報》對經濟問題上的意識形態討論呈現激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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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guod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