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實現了信息的爆炸式增長和裂變式傳播，為謠言的傳播提供了便利。隨著互聯網新聞信息傳播格局的不斷變化，謠言的治理呈現出不斷翻新、不斷復雜化的趨勢。互聯網時代的謠言治理，要在尊重互聯網信息傳播規律的基礎上，不斷創新謠言治理的理念思路、體制機制。

【關鍵詞】網絡謠言  政治謠言  治理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謠言，簡單來講，是指與基本事實有嚴重出入的不實傳言、報道等。謠言通常有指向、有參照物或參照的事件。無論是有意制作還是無意傳播，謠言都與其參照物或所描述的對象存在明顯的核心要素上的差異。而這種與事實或事件的核心要素不符或差異較大的謠言，通常還會產生不同的社會傳播效果，會對個體聲譽、社會治理等帶來負面影響。這也是需要重視和加強對謠言防范和治理的主要原因。

鑒于謠言種類多、范圍廣且形成原因復雜，在這篇文章中，筆者討論的是網絡環境下突發事件，尤其是經過各類媒體廣泛報道的新聞事件相關的謠言問題。從謠言的基本定義和人們在謠言問題上形成的基本共識作為討論的基點，結合謠言傳播所借助的主要媒介——帶有輿論和社會動員能力的網絡新聞信息服務或應用，分析在突發公共事件的情況下謠言的形成及傳播機理，有助于相關部門更好地進行網絡謠言治理。

謠言治理是考察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線索

謠言的產生有深刻的歷史、經濟和社會文化背景，也有個體認知缺陷等方面的原因。個體的認知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盲區或偏見，作為集體意義上的人類又處于不同的文化圈層、制度框架或公共事件的外圍，產生對某個突發事件認知上的偏差并進而在這個基礎上有意或無意地制造、傳播謠言，這成為伴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常態性的文化傳播現象。

人類文明演進和發展的歷程，也是各種謠言的表現形態以及各種謠言與民眾日常生活、政治格局變化等同呼吸、共命運的歷程。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遺留下來的記錄人類發展進程的各類文獻當中，謠言是一個繞不開的主題。

互聯網出現前的現代社會，謠言治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謠言治理的方案更加綜合。除了現代法治的核心理念與個體尊嚴、公共秩序和社會管理密不可分且謠言又是這幾個核心訴求的重要解構力量之外，還與大眾傳媒作為產業和媒體記者作為一個職業的興起和不斷壯大有直接的關系。

有了面向大眾的報紙、雜志、電臺和電視臺之后，謠言的傳播脫離了原來受到嚴格限制的地理空間，在表現形式上更加靈活多樣。謠言的傳播也更容易產生更大范圍的社會影響，圍繞謠言傳播和治理的規則體系和理論著述，也需要更加完善并且更加體系化。

因此，在現代社會，即使沒有互聯網，謠言也在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突發事件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謠言在得到越來越多規則約束的同時，謠言的傳播也因為其與重大突發事件走向關聯度的不斷提升，而成為重大突發事件出現時檢驗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標。

謠言治理在互聯網時代面臨更多的挑戰

謠言治理在互聯網時代面臨著更多的問題和挑戰。更重要的是，這種挑戰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迭代和互聯網新聞信息傳播格局的不斷變化，呈現出不斷翻新、不斷復雜化的趨勢。對于在謠言治理過程中處于中心位置的世界各國的政府來講，謠言的傳播與治理，尤其是重大突發事件的謠言治理，不僅關系到事件本身能否順利解決，還會影響社會的基本秩序。

首先，在互聯網時代，隨著信息傳播技術和新的傳播格局的重構和調整，形成了更加不平衡的信息基礎設施格局和信息傳播格局。個別國家和地區憑借互聯網技術和其他方面的先發優勢，在互聯網的基礎產業和基礎應用方面，比如作為價值觀輸出和干涉他國公共輿論并進而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帶來動亂的社交媒體平臺方面，獲得了壓倒性的優勢。這就使得在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國家利益等方面與這些互聯網信息傳播能力超一流的國家和地區存在敵對關系的國家，增加了更多來自敵對的強國并且掌控了互聯網價值觀輸入平臺、信息傳播平臺的政府甚至是民間組織，利用謠言影響本國正常發展進程的可能性。當處于弱勢的國家和地區出現重大突發事件時，比如因失業而引發大量青年人上街的情況發生時，通過謠言，而且是有組織、經過精心策劃和編織的謠言，就容易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沖突升級并使這些國家和地區陷入失序和失范的長期動蕩之中。

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社交媒體正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謠言傳播平臺的國際化加大了政府治理謠言的難度。如果采用極端措施，比如斷開國際互聯網或停止某個社交媒體平臺上的服務，又容易成為國際輿論的反面典型，并且可能面臨已經被信息和數據殖民的本國民眾的強烈反對。這導致一些國家政府在治理謠言，尤其是來自美國等發達國家服務平臺的謠言時，經常面臨難以下手的局面。

2010年以來各國前后進入到社交媒體時代，形成了不平等的國際信息傳播格局，即只有個別國家的兩三家公司壟斷網絡時代“信息航母”的現狀，給其他國家在突發公共事件上的謠言治理工作，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和難以克服的困難。

其次，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包括謠言信息的傳播，大多需要通過商業力量或商業公司控制的信息制作、轉發和分發平臺。這類平臺除了掌握信息聚合、分發和定點推送的技術之外，在信息傳播過程中還有一雙政府和普通用戶看不見的“眼”。它們可以通過對代碼的設定，使自己的信息服務過程變成價值觀輸出的過程，也可以使自己的信息服務過程服從于自己長期的商業利益。當然，在面臨國家利益的時候，有的平臺還會參與到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造假，或者給有利于本國謠言傳播創造條件。職業性的造假團隊或謠言制作團隊，比如美國等西方國家出錢雇傭的“白頭盔”，就多次配合美國等國家對敘利亞境內的目標實施戰術打擊，以報復該組織精心炮制的敘利亞政府軍對自己國民使用生化武器的行為。

失去了對互聯網最重要的信息分發、傳播絕對控制權的情況下，以及對商業平臺的技術能力，即通過技術來控制信息傳播流程，用技術來控制目標人群的情況下，出現突發公共事件，也容易成為其他敵對國家和有商業利益訴求的國際組織利用的機會。

再次，突發公共事件，往往是檢驗社會治理能力和國家綜合國力的時候。政府需要調動各方資源、運用各種力量來應對突發公共事件。而國家在管理方面出現的問題，在社交媒體上又很容易“裸奔”并成為民眾圍觀的對象，也是民眾最容易因恐慌、不滿而被引導、誤導的最佳時機。對試圖推翻政府或給政府帶來麻煩的個體、組織甚至是敵對的國家，這種情況都會被他們利用。其中，定點、定時、定向對目標人群提供精心編造的謠言，是最有殺傷力的手段。

最后，互聯網時代，任何突發事件都會在幾乎沒有時間、空間限制的情況下，以各種形式進入到網絡空間。因為無法控制突發事件的時間和場合，所以對來自現場的碎片化信息很難進行有效鑒別。在遇到突發公共事件的時候，從監管的角度，很難防止人們從不同角度、不同立場，用不同方法解讀突發事件，而這些素材的報道在大量網民心中又可能產生二次、三次甚至多次的消費和傳播。在這個過程中，因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或其他原因而產生的誤傳，會為大量虛假信息或謠言的產生提供充足的養料。在網絡空間的信息傳播平臺動輒有上億用戶聚集的情況下，產生廣泛而劇烈的社會影響，也會成為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在互聯網時代，謠言的制作、傳播會成為一項有利可圖的產業。平臺、用戶和大量躲在用戶后面的專業制作團隊，利用前期掌握的用戶信息以及現代化的手段，提供大量偽造的信息。互聯網時代的謠言治理，還需要將謠言的經濟原因考慮在內。

互聯網時代的謠言治理更需要創新

互聯網時代的謠言治理，既需要立足于互聯網出現前的謠言治理過程中積累的規則體系、創建的體制機制，更需要針對互聯網時代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及新需要，在尊重互聯網信息傳播規律的基礎上，創新謠言治理的思路和體制機制。

首先，要認真對待突發事件中的政治謠言。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樣，互聯網時代的突發事件，并不會僅僅停留在地區甚至國家的層面。任何公共事件，在社交媒體上都可能是一個國際性事件，對于中國這樣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等方面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截然不同的國家來講，中國國內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被國際反華勢力、被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媒體組織等在國際互聯網上炒作成制度性事件。針對突發事件而精心炮制的謠言，會借特定新聞事件過程中民眾的廣泛關注、已經形成的共情基礎等，把事件的發展向制度正當性、政府處理公共事件流程的合法性上引導，并通過謠言讓民眾對中國的社會制度、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政府的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輕則動搖官民之間的互信基礎，重則破壞社會安定的大局。

防止政治謠言的傳播，需要對政治謠言的長期性、艱巨性有清楚的認識。對此，要及時準確、公開透明地發布權威信息，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及時與民眾溝通和互動，讓信息走在謠言前面、讓謠言無處遁形。

其次，互聯網時代突發公共事件的處理，功夫在“詩內”。功夫在“詩內”，是指突發事件的謠言處理，事件處理的程序是否合法，處理突發事件的安排是否合理，是否及時回應民眾的要求，尤其是是否能夠及時、合規地讓民眾知曉信息，是否能夠及時回應突發事件反映的社會問題等。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一些謠言的產生與個別地方政府在處理疫情相關信息不夠及時透明有關。隨著中央政府的全面介入、全國救援力量的有序跟進以及相關新聞發布會的舉行，政治謠言隨之進入式微狀態。

中國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階段性勝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信息化建設、互聯網應用普及率以及近幾年大力發展的電子支付系統，為抗疫提供了堅實的科技支撐。近年來，大量的互聯網公司開發了越來越多用戶喜愛的音視頻應用，一些短視頻平臺滿足了許多用戶在求知、娛樂等方面的基本需要，也配合了抗擊疫情方案的有效實施。

最后，政府在治理突發公共事件中的謠言時，謠言雖然集中出現在事件發展的進程中，但也會隨著事件的結束而結束。由于謠言來的突然，并且還會多點發力，很可能還會有較高的技術含量而產生短時間的沖擊力。比如，美國在2013年之前，既可以用其他國家和地區沒有掌握的技術通過本國互聯網公司的數據監控全球，同時又建立了影響較大的價值觀輸出平臺，即社交媒體在全球范圍內定向推送特定的謠言。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在技術上、輿論掌控能力上遠遠弱于美國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很容易受到影響。當出現突發事件時，如果沒有采用系統化的應對方法，沒有政府、企業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通力協作，很容易陷入混亂動蕩的局面。

這種情況提醒我們，在互聯網核心技術的問題上，針對互聯網新聞信息和謠言傳播以技術作為內驅力的情況下，注重新技術、新應用的安全評估及安全審查問題。除此之外，還可構建更加綜合、更加體系化的信息安全長效機制，通過落實實名制等措施，加大監管力度，逐步完善平臺內部責任體系。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副院長）

【注：本文系201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網絡文化安全研究”（項目編號：19ZD12）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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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陳佳霖：《網絡謠言產生的原因及治理對策分析》，《電子技術與軟件工程》，2015年第10期。

責編/銀冰瑤    美編/陳琳（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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