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情況：
通過互聯網和微信公眾平臺面向基層黨員干部發布網絡問卷進行調查。此次問卷調查共回收問卷2299份，問卷有效率91.94%。
主要發現:
·“互聯網+黨建”工作開展較好的前四類單位為：國企，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
·不同年齡段的受訪者互聯網黨建平臺的使用效果存在差異，使用效果最好的是21-30歲群體，其次是31-40歲群體。
·互聯網黨建的“積極參與者”特征畫像為：居住在直轄/省會城市的男性黨務工作者。
·受訪黨員群體對人工智能、5G、大數據等技術應用于互聯網黨建有更多的期待。
·推行“互聯網+黨建”最需要強化的激勵措施是物質獎勵和情感激勵。
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互聯網日益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先導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將信息技術應用到黨建工作中，既是信息化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黨建工作改革創新的必然要求。當前，中央和地方不斷加快推進黨建信息化，各地區各單位推進“互聯網+黨建”工作的積極性很高，涌現出“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大數據黨建、“微黨建”、黨建云、計量黨建等各種新實踐。但也出現了重復建設、“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等新問題，國家機關、城市、農村、企事業單位，黨務工作者和普通黨員都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如何順應時代潮流、實現和提升黨建工作的科學化水平，成為基層亟須正視的重要課題。當前互聯網黨建平臺在各地“有形覆蓋”和“有效覆蓋”落實的具體情況如何，黨員群體如何看待網絡黨建與實體黨建的關系，對未來“互聯網+”賦能黨建工作有哪些新期待，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對此展開了調查，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
近九成受訪者對當前階段所在單位“互聯網+黨建”的發展程度表示滿意
近五成（49.16%）受訪者表示當前階段所在單位“互聯網+黨建”的發展程度完全滿足自己的需求，超出期待。近四成（39.47%）受訪者則表示基本滿足，但有更多的期待。只有3.36%受訪者明確表示沒有滿足需求。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黨員群體對使用過的黨建學習類APP內容豐富度（83.01%）、學習便捷度（85.82%）、交互流暢度（83.77%）、設計創新度（84.62%）、效果實用度（84.41%）等方面滿意度均超過八成。調查中，我們按照滿意的程度分別賦分：“非常好”為4分；“較好”為3分；“一般”為2分；“較差”為1分。結果顯示，受訪黨員群體對黨建學習類APP滿意度最高的是學習便捷度，整體評分為3.40分；滿意度最低的是設計創新度，整體評分為3.32分。
以“學習強國”APP為例，87.99%的受訪黨員群體認為“學習強國提供的內容優質、權威”；86.65%的受訪黨員群體表示“使用學習強國讓我的工作變得容易、高效”；86.52%的受訪黨員群體認為“學習強國能夠滿足我的學習需求”；84.55%的受訪黨員群體認可“學習強國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資源”；還有受訪黨員群體表示自己通過學習強國來“與他人分享、交流觀點”（83.99%）、“維護朋友圈和關系網”（83.49%）。
調查結果顯示，認為互聯網黨建工作對以下方面有所幫助的受訪者人數占比均超過八成：獲取政務信息（86.86%）；對反腐倡廉、作風建設的動態監督（85.74%）、支部開展教育實踐活動（85.68%）；加強群眾聯系，拉近干群關系（84.62%）；黨組織日常管理（84.06%）；發揮黨組織服務功能（83.43%）；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82.23%）。調查中，我們為“幫助很大”“幫助較大”“一般”“幫助不大”分別賦分為4到1分。分數越高，代表受訪黨員群體認為互聯網黨建工作在上述方面起到的作用越大。結果顯示，受訪黨員群體整體評分為3.36分。
不同年齡段的受訪者互聯網黨建平臺的使用效果存在差異，使用效果最好的是21-30歲群體，其次是31-40歲群體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網絡社交逐漸成為一種常態化的生活方式，人們利用網絡進行交流成為溝通常態。因此，在探索實施“互聯網+黨建”工作模式的過程中，線上能否搭建起黨組織與黨員、黨員與黨員、黨員與群眾之間的溝通橋梁，是檢驗互聯網黨建平臺使用效果的重要標準。在調查中，當問及“您一般如何使用互聯網黨建平臺”時，48.74%的受訪者選擇了“積極發表意見，與所有人交流”；18.54%的受訪者選擇了“較少發表言論，只與熟人交流”；18.26%的受訪者“只瀏覽不交流，以學習為目的”；還有13.55%的受訪者表示“根據工作需要，交流或者學習”；此外，只有不到1%的受訪者承認自己只是“按照單位規定，打卡走個形式”（0.91%）。
將五種程度分別賦分：“積極發表意見，與所有人交流”為5分、“較少發表言論，只與熟人交流”為4分、“只瀏覽不交流，以學習為目的”為3分、“根據工作需要，交流或者學習”為2分、“按照單位規定，打卡走個形式”為1分。結果顯示，整體平均分為4.01分。不同年齡段的受訪者互聯網黨建平臺的使用效果存在差異：使用效果最好的是21-30歲群體（4.11分），其次是31-40歲群體（4.00分），再次為20歲及以下群體（3.94分）。
受訪者所在地行政級別越高，所在單位“互聯網+黨建”工作發展的情況越好
受限于經濟發展水平、技術條件等因素，各地區各單位“互聯網+黨建”發展步調并不完全一致。調查中，當問及“如何評價所在單位‘互聯網+黨建’工作處于的發展階段”時，38.41%的受訪者選擇了“創新開展‘智慧黨建’新模式”，即通過網絡信息技術與大數據深度結合，完成黨建工作的規范化和創新；27.11%的受訪者選擇了“應用于黨員教育、黨務考核等工作”，即通過互聯網及新媒體傳播信息，強化互動；28.58%的受訪者認為所在單位只是將“黨建和黨務工作由‘紙上’轉移到了‘網上’”，即處于信息化的初始階段；此外，4.63%的受訪者所在單位“有帳號有平臺，但沒有進行應用”，即實現了“有形覆蓋”，但沒有實質性應用進行“有效覆蓋”；還有1.26%的受訪者所在單位“尚未開展互聯網黨建工作”，依舊采用傳統黨建模式。 根據受訪者日常所在地情況進行交叉分析，我們發現，受訪者所在地行政級別越高，所在單位“互聯網+黨建”工作發展的情況越好。再結合受訪者所在單位性質進行分析，我們發現，“互聯網+黨建”工作發展較好的前四位為：國企，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
行動上抱有積極與消極不同態度的群體，在互聯網黨建的使用效果上有明顯差異；應用互聯網黨建平臺數量較多的黨員群體，使用效果也更好
瀏覽/關注/下載/添加的黨建網站、黨建微信公眾號、黨建學習類APP、黨員微信群或QQ群四類互聯網黨建平臺個數均為3個以上的受訪者占比為24.93%，我們將其稱為“積極參與者”。四類互聯網黨建平臺個數均在3個以下的受訪者占比為5.97%，我們將其稱為“消極參與者”。
“積極參與者”男性占比（73.24%）高于整體樣本的平均水平（67.42%）；日常居住地在直轄市/省會城市的占比（52.11%）顯著高于整體樣本的平均水平（42.91%）；黨務工作者占比（92.68%）高于整體樣本的平均水平（87.36%）。即“積極參與者”特征畫像為居住在直轄市/省會城市的男性黨務工作者。
“消極參與者”學歷情況顯示，高中/職高/技校/中專占比（30.59%）高于整體樣本的平均水平（21.49%）；日常居住地在地級市的占比（34.12%）高于整體樣本的平均水平（26.62%）；普通黨員占比（27.06%）高于整體樣本的平均水平（12.64%）。相比之下，“消極參與者”中不同群體的差異化程度低于“積極參與者”。
“積極參與者”互聯網黨建的使用效果更好，“消極參與者”則更多是“被動參與”。當被問及“您一般如何使用互聯網黨建平臺”時，71.83%的“積極參與者”表示自己會積極發表意見、與所有人交流，這一比例顯著高于整體樣本的平均水平（48.74%）。進一步分析顯示，“積極參與者”群體互聯網黨建使用效果平均分為4.39分，“消極參與者”群體平均分為3.54分。即，在行動上抱有積極與消極不同態度的群體，在互聯網黨建的使用效果上也有明顯差異。
“積極參與者”更注重互聯網黨建平臺的使用體驗，“消極參與者”對是否使用仍有疑慮。調查結果顯示，“積極參與者”眼中，最影響手機端互聯網黨建平臺的因素是“網速/頁面加載速度/手機性能(CPU)”（46.20%），即“積極參與者”在認同使用互聯網黨建平臺的基礎上，開始追求質量更高的使用體驗；“消極參與者”則在意“是否需要填寫涉及個人隱私的信息”（48.24%）、“單位是否強制要求使用”（48.24%）、“單位是否有排行等激勵機制”（44.71%）等等。對互聯網黨建的應用和普及現狀，“消極參與者”的擔憂包括：擺花架子、搞形式主義，浪費人力物力財力（37.65%）、要求網絡留痕、保持在線回應影響生活（35.29%）、重視線上“鍵對鍵”忽視線下“面對面”（32.94%）等等。
相對于“積極參與者”，調動“消極參與者”的熱情需要從轉變其思想觀念開始著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41.18%的“消極參與者”期待能通過培訓教育提高思想境界、樹立與時俱進的發展觀念；40.00%的“消極參與者”期待上級部門和主管領導對互聯網黨建工作加強重視，以及合理分配業務工作壓力、調整互聯網黨建所需時間精力及回報。這一結果顯示，部分“消極參與者”之所以消極，是因為缺少接受相關培訓教育的學習機會，或所在單位的工作安排、領導重視程度等客觀環境支持性較差。在互聯網黨建的發展過程中，這些問題不是個例，應當得到足夠的重視。
受訪黨員群體對人工智能、5G、大數據等技術應用于互聯網黨建有更多的期待；未來“互聯網+”賦能黨建工作要以人為本
受訪黨員群體對未來“互聯網+”賦能黨建工作有很多新期待。“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密切聯系群眾，網絡信息技術是基層黨組織更好發揮服務功能的必要工具”這一說法得到超六成（62.99%）受訪者認同。調查結果顯示，65.10%的受訪者期待在人工智能及區塊鏈應用下，簡化留痕工作程序，生成節點化、方便調閱、便于綜合分析以做決策參考的電子日記、月評、年考工作清單；64.75%的受訪者期待緊跟5G應用趨勢，探索利用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MR（混合現實）技術，進行黨史黨建的“穿越”體驗式教學；63.76%的受訪者期待通過整合政府、公司、銀行等金融機構和出入境管理等部門的數據資源，生成詳盡的干部數據檔案和群體動態畫像，重點研判其思想動態、業績能力、作風形象等。
60.25%的受訪者認同“黨員在哪里、組織就建到哪里、工作就覆蓋到哪里”，“一個先進的政黨，必須要積極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善于利用先進技術傳播政治理念”這一觀點也得到57.09%的受訪者認同。54.63%的受訪者期待將具有互聯網思維的黨務工作人才專職化，對部分上了年紀的、具有“恐網”心理的基層黨員干部進行統一培訓。此外，還有受訪者提出，應借助一些年輕人喜聞樂見的方式（微博、抖音、快手等）推動黨建工作。此外，也有受訪者表示，不能“跑馬圈地”，應從現有的平臺、帳號入手，專業運營、做優做強。
受訪黨員群體對互聯網黨建工作的未來發展提出了很多期待與建議。45.15%的受訪者強調，互聯網、信息化、大數據只是工具，不是目的，要堅持尊重人、滿足人的需求，解放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基本理念；44.17%的受訪者強調要建立健全網絡安全管理機制，制定嚴格的黨建信息分級保密管理辦法，制定完善的網絡信息安全應急方案；41.78%的受訪者指出，要做好相關技術的科普宣傳工作，引導樹立互聯網意識；41.43%的受訪者看重做好頂層設計，構建完善的互聯網黨建體系，以解決管理系統不兼容、信息共享程度不足、發展步調不一致等突出問題；40.24%的受訪者希望在未來的發展中要堅持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原則，對運用互聯網開展工作的實際效果進行責任量化、過程量化、效果量化的“硬指標”考核；健全黨建工作信息安全懲處機制，明確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加強對基層黨員干部信息安全與遵紀守法意識的培養也得到了36.10%受訪者的認同。
超九成受訪者對“互聯網+”的發展趨勢表示贊同；推行“互聯網+黨建”最需要強化的激勵措施是物質獎勵和情感激勵
調查結果顯示，63.41%的受訪者表示完全贊同“互聯網+各個傳統行業”的發展趨勢，認為其“符合時代潮流”；30.97%的受訪者“比較贊同，但參與的積極性一般”；4.71%的受訪者不太贊同，認為“互聯網+各個傳統行業”的發展趨勢“弊大于利”；還有0.91%的受訪者完全不贊同，認為其只是“一陣風”“炒概念”。
進一步分析結果發現，不贊同“互聯網+各個傳統行業”發展趨勢的受訪者群體（5.62%），互聯網黨建平臺的使用效果（3.39分）顯著低于平均水平（4.01分）；認知上對互聯網黨建工作起到的作用評價（2.73分）顯著低于平均水平（3.36分）；認同“網絡黨建最終會回歸實體黨建”的占比（27.50%）顯著高于平均水平（19.03%）。即抵觸“互聯網+”的群體，使用互聯網黨建平臺的效果較差，同時他們也較難肯定互聯網黨建工作起到的積極作用，更認同網絡黨建最終會回歸實體黨建。
分析顯示，對“互聯網+”持贊同態度，卻認為“網絡黨建最終會回歸實體黨建”的受訪者群體占比為17.49%，哪些因素導致其贊同“互聯網+”的發展趨勢，卻不認同“互聯網+黨建”的發展模式呢？調查結果顯示，這一群體對互聯網黨建的應用和普及有以下顧慮：一是信息系統不聯通、共享程度低，重復工作（36.14%）；二是網絡發聲失范會快速傳播、放大，引發輿情（36.14%）；三是不宜公開信息、涉密信息面臨安全考驗（35.74%）。即，這一類人群認為“互聯網+黨建”相較于其他“互聯網+”發展模式有一定的特殊性，導致其思想上存在畏難情緒，行動上實踐的積極性較差，需要在工作中加以引導和培養。
調查結果表明，54.42%的受訪者認為物質獎勵、例如發放一定數額的獎金有助于激發人們推動互聯網黨建的動力；45.86%的受訪者認為情感激勵是最需要強化的激勵，即采用感情溝通、關心愛護的方式加以引導；45.37%的受訪者認為目標激勵是有效的，即用發展目標作為激勵；34.48%的受訪者認為開展爭先創優活動，授予榮譽稱號等精神激勵是最需要強化的。針對不同的群體，采取的激勵方式有一定的差異。具體來說，在物質獎勵和情感激勵方面，黨務工作者更為受用；而對普通黨員，目標激勵、精神激勵和競爭激勵更為有效。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李思琪】
責編：李 懿 / 王茂磊
（報告還對不同地區不同人群對互聯網黨建的需求情況、基層互聯網黨建與基礎建設匹配的情況等內容進行了調查研究和深入分析。因版面承載內容所限，僅在此呈現部分內容，獲取本報告完整版，可與周刊編輯部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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