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提出了“人類優先”的重要理念，他指出，“各國應該堅持人類優先的理念，而不應把一己之利凌駕于人類利益之上。我們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和舉措，共同把全球市場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機制做實、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經濟全球化動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小越好”。“人類優先”理念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延伸，是對國際社會所有成員發出的呼吁，是中國作為負責任、敢擔當大國對世界作出的莊嚴承諾。這一理念順應時代大勢，對當今全球性問題和挑戰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既有豐富的價值內涵，又有突出的時代意義。正確把握這一理念需要弄清“人類優先”的內涵是什么，為什么要“人類優先”以及怎樣做到“人類優先”。

“人類優先”是將人類的根本、長遠、整體利益放在最首要的位置

特定理念的價值內涵就是其所蘊含的價值取向，往往以價值排序的方式表現出來。價值觀是基于主體認知而作出的理解、判斷或抉擇，是主體認定事物、辯定是非的思維或取向，從而體現出人、事、物的價值或作用。價值觀具有穩定性、持久性、歷史性、選擇性、主觀性的特點，反映主體的認知和需求。價值觀對動機有導向作用，對動機模式產生著重要影響。同樣條件下，不同價值觀主體的動機模式不同，導致的行為也不同。價值觀的作用機制一方面強調認識，另一方面強調需要。“人類優先”價值內涵中的“人類”就是指地球上所有的人——不分民族、文化、地域構成的整體，是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所有人構成的整體。“優先”就是有先有后，主要涉及價值排序，將最重要之事放在最首要位置。“人類優先”是一種簡化的說法，完整的表述是將人類的根本、長遠、整體利益放在最首要的位置，而不是將個別或小部分國家的利益放在前面。

“人類優先”強調把人類共同利益放在優先地位。首先，要搞清楚“人類優先”這句話是對誰說的，這不是對中國一個國家說的，而是對所有國際行為體說的。“人類優先”首先強調責任的共同性，“人類優先”的主體是全人類，世界各國應形成共識，并采取共同的行動。其次，責任同時又有區別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承擔力所能及的責任。最后，要弄清楚威脅人類共同利益的挑戰有哪些？主要是破壞世界和平、安全、公正、發展、交流、環境的各類矛盾問題。與“人類優先”相對立的就是“私利優先”，就是把一己私利凌駕于人類利益之上，甚至為了一己私利而損害別國和全人類的利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優先”理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人類優先”是講條件的，它基于四個條件：當今世界從規范性上講應當人類優先，從現實性上講需要人類優先，從辯證性上講人類優先和國家利益相輔相成，從實踐性上講人類優先的路徑探索正在推進。對這一理念的把握不能脫離具體語境，不能斷章取義，不能作庸俗化的理解。

“人類優先”不是虛假和虛偽的意識形態。其一，歷史上曾出現過在字面上類似的“國際意識形態”。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國際關系界曾出現過理想主義的主張。這種主張源于18世紀的啟蒙主義和19世紀的理性主義。提倡在國家交往中遵循道德標準，加強國際規范，建立“超國家”組織，通過建立世界政府、世界組織來約束各國主權以實現世界秩序的穩定，理想主義色彩濃重。代表性著述是美國前總統威爾遜的《論國家》和1918年發表的關于戰后和平方案的“十四點計劃”。這種理念在帝國主義矛盾尖銳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下是一種空想，是難以實現的。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提出所謂“普世價值”，這其實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制造的又一種國際意識形態，目的是為私有資本邏輯開路。其三，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經提出“全人類利益高于階級利益”，這其實是對西方和平演變策略的思想投降，戈氏語境中所謂的全人類利益是抽象的，他放松了意識形態斗爭的警惕性，放棄了階級利益，將思想領導權拱手讓人，在應該談階級利益的時候卻以虛幻的人類利益之名放棄了意識形態陣地。事實上，全人類利益和先進階級的利益是辯證統一的。

“人類優先”理念既突出了馬克思主義為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價值取向，又突出了人類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辯證性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類優先”理念不是抽象的，其具體、歷史、現實性和針對性基于現實的條件和需要。人類內部包括不同的個人、群體、階級、階層、國家等，他們的需要和利益在歷史上要么不直接相關，要么因為在實踐結構中處于不同地位而存在沖突，這是由人類生產方式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所決定的。但是人類具體歷史現實的需要和利益關系除了沖突、斗爭的一面，還有合作和一致的一面，總體上是一種博弈狀態。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發展到今天，現實博弈中的合作成分不斷增加，人類所面臨的共同挑戰也在不斷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強調共同協同，才對各方有利。所以貌似相像的主張和理念也存在本質區別，把握特定理念一定不能脫離具體語境，一定要看在什么條件下說，針對什么來說。

“人類優先”并不是放棄國家利益或者將國家利益放在后面，而是因為當今世界發展交往方式的現實狀況決定了，只有“人類優先”才能更好地實現國家利益，如果不“人類優先”反而會損害國家利益。今天的人類利益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國家利益關系的交織交融為基礎的。這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是合作博弈有利，還是零和博弈有利的問題了。“人類優先”的潛臺詞是要正確對待國家利益，正確把握人類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關系。“人類優先”要求所有國家都把人類利益優先，而不單單是中國。如果所有國家都能“人類優先”，這對所有國家也是有利的，這是由當今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程度、社會化大生產的發育程度、社會交往的成熟程度所產生的需要決定的。“人類優先”不是一種“類”哲學的價值懸設，它是基于能有——現有的矛盾推動，而不是價值懸設的應有——現有的矛盾對立。這種語境下的“人類優先”，在此岸與彼岸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它是基于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具體歷史現實的分析。所以，“人類優先”理念既突出了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根本長遠利益的價值取向，又突出了人類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辯證性，還突出了人類交往范式轉換的具體現實性。

唯有堅持“人類優先”理念才能正確認識和解決當今世界發展面臨的各種困局

“人類優先”理念的提出具有突出的時代意義。因為當今時代是一個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是一個和平與發展仍然是主題但同時挑戰和變數增多的時代。各國利益相互交織，人類的共同利益在今天已經不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命題，而是已經成為了現實而緊迫的問題。當今人類面臨霸權主義、冷戰思維、發展鴻溝、生態危機、人口爆炸、資源短缺、國際恐怖主義、跨國犯罪和信仰危機等。這些問題超越國家和地區界限，關系整個人類生存與發展，如果人類不能攜手共同應對，就必然導致和平、發展、治理、信任四大“赤字”。唯有堅持“人類優先”才能正確認識和解決這些問題。這一理念的提出是有針對性的，針對某些國家比如美國提出所謂“美國優先”，將本國利益凌駕于他國利益和人類利益之上的行徑。這種“私利優先”的觀念和行動，是世界上諸多問題的根源。

當今人類社會發展進入了新發展階段，霸權主義、零和博弈日薄西山，人類命運共同體浮現于地平線，人類世界的理念和交往方式也應適時而變。這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江、尼羅河、亞馬孫河、多瑙河晝夜不息、奔騰向前，盡管會出現一些回頭浪，盡管會遇到很多險灘暗礁，但大江大河奔騰向前的勢頭是誰也阻擋不了的”。秉持“人類優先”理念，人類才能在新時代“共享未來”。從政治上說，建設持久和平的世界需要“人類優先”；從安全上來說，建設普遍安全的世界需要人類優先；從發展上來說，建設共同繁榮的世界需要“人類優先”；從文明上來說，建設開放包容的世界需要“人類優先”；從生態上來說，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需要“人類優先”。

實現“人類優先”理念需要秉持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

“人類優先”實際是以最大多數人的根本長遠利益為先，它是一種價值觀和認識論，但更是實踐意義上的。“人類優先”的實踐要求，關鍵在“共建”二字。“共’是共同的意思，不是一個或者少數國際行為體，而是所有國家、國際組織和民族共同參與；“建”是互動建構的意思，是通過互動建構形成新的國際關系秩序。

“人類優先”要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均衡、普惠的發展。這就需要推動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以聯合國憲章為遵循的國際規則，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干涉內政和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合作，同舟共濟，共同應對世界性難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三條倡議：第一，共建開放合作的世界經濟。強調通過協商合作解決矛盾和摩擦才是正道。應堅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堅持“拆墻”而不是“筑墻”，堅決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不斷削減貿易壁壘，推動全球價值鏈、供應鏈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場需求。第二，共建開放創新的世界經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處在實現重大突破的歷史關口。各國應該加強創新合作，努力打破制約知識、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流動的壁壘，共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而不是搞知識封鎖，制造甚至擴大科技鴻溝。第三，共建開放共享的世界經濟。謀求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加大對最不發達國家支持力度，讓發展成果惠及更多國家和民眾。這三條倡議是針對世界經濟而言的，但它的指導意義是不限于經濟的。因為經濟和政治等其他領域在當今時代是緊密聯系的。合作、創新、共享適用于國際社會的各個領域。

“人類優先”理念的實現需要有全人類參與的新的博弈交往范式作為支撐。人類國際社會的互動關系建構在本質上是博弈性的，在歷史上曾形成不同的博弈范式。過去總體上是零和博弈，雖然也有同盟形式的合作博弈，但卻是排他性的。即在同盟內部有條件地合作，這是為了一部分國家的利益，而不是所有人為了人類的整體利益而合作。而這次中國倡導的“人類優先”，在實踐操作層面是以總體性的合作博弈，取代之前的零和博弈和片面的合作博弈，可以說吹響了全人類合作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號角。

“人類優先”理念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延伸，其所倡導的新博弈構序邏輯具有一系列特征：更高更全面的目標取向、相互尊重下的主體共生和互聯互通、以對話協商合作形成利益統籌協調機制、擴大總收益并使收益分配趨向合理、以揚棄作為基本方法論，通過引領性影響力促進秩序優化，避免和化解惡性對抗、使世界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更符合世界生產力發展要求，解放和發展世界生產力。這一構序邏輯不僅側重利益統籌協調，而且將引發世界生產方式和上層建筑的深層變革。它不是“應然”的價值懸設，而是在“實然”規律基礎上從“能然”角度提出的規劃和策略。“人類優先”的理念和實踐將圍繞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國際博弈范式向合作共贏的方向邁進。它以先進理念為指導，通過理論和實踐的良性互動解決矛盾。這種構序占據道義制高點，注重整體協同，打破霸權邏輯，倡導共同構建，可以從根本上緩解一系列國際社會面臨的“赤字”。

實現“人類優先”理念需要加強主體互信，倡導國際協商民主，培育發展“先實力”與“和實力”

通過深入思考我們可以發現“人類優先”理念總體上倡導的是一種合作—演化博弈。首先，它明顯具有合作博弈的特征。合作博弈要求聯盟的整體收益大于成員單獨經營的收益之和。“人類優先”以人類的長遠、根本利益為先，強調以合作、共贏擴大整體利益，促進良性關系建構，并強調權力和義務對應，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相協調。合作博弈可在成員內部進行利益調整和轉移支付，要求信息共享且協議具有執行力。“人類優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主體互信，倡導國際協商民主，使收益分配更加合理。中國倡導的國際博弈側重集體行為，追求效率、公平、公正，事實上是通過合理的博弈范式形成積極的集體理性，增進世界各國福祉，使國際行為方獲得更大收益，明顯具有合作博弈的特征。

其次，它還具有演化博弈的特征。演化博弈是主體根據歷史選擇策略，不斷試錯、學習或創新，使博弈通過多次調整達到均衡。國際關系也是如此，大量國際行為主體通過試錯逐漸形成博弈均衡，特定國際關系結構就是演化博弈的平衡態。馬克思主義認為，主體理性是社會歷史地形成的，不同主體理性程度不同，掌握信息也不完全。這符合演化博弈的前提條件——有限理性主體。而世界生產關系發展也存在向穩定態收斂及穩定態轉換。國際行為主體從特定歷史條件出發，以有限理性作出選擇，經實踐檢驗，成功策略被不斷模仿形成“制度”化的均衡態。同時，國際博弈也會逐漸打破舊均衡態向新均衡態發展。“人類優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博弈把握住了國際社會平衡與不平衡的辯證關系，主動探索規律，帶動國際秩序優化發展。通過有效性示范，讓國際行為體逐漸認同其合理性、有效性和可行性，在共同建構下使國際交往逐漸從舊平衡態向新平衡態收斂。所以“人類優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實踐具有合作博弈和演化博弈的雙重特征，是以合作博弈為基調的演化博弈。

但是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總體合作不等于同時合作、同步共建，它仍然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總有先行者和引導者，體現為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在政治、安全、發展、文化、環保等方面，在共同努力的前提下，各國均應承擔力所能及的責任，但發達國家和大國應當承擔的責任更大一些。人類優先既需要共同構建，又需要特定國家特別是大國強國的倡導和推動。中國在這個過程中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切實推動“人類優先”理念在政治、安全、經濟、文明、生態等領域的實踐。中國倡導的“人類優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各領域的子博弈模式可概括為：安全領域——新安全觀；政治領域——國際協商民主；經濟領域——合作共贏；文明領域——溝通互鑒；生態領域——共生合作。各領域子博弈范式具有相對獨立性，但又相互關聯，構成了總體博弈。處理這些博弈關系，中國需要具備相應實力，著重發展兩種實力——“先實力”與“和實力”。

關于國家實力，國外學界提出了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和銳實力等概念，在實現“人類優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中國應當揚棄上述實力，培育發展“先實力”與“和實力”。所謂“先實力”就是不斷培育形成先進性的能力。國際領導力和領導權的支撐，是先進生產方式的國際化及與其配合的國際政治、文化要素。所謂“和實力”是將各種主體和因素統籌協調整合，使關系趨于優化的能力。“先實力”是最為根本的實力，它終將轉化為其他實力，并從根本上決定其他實力的界限和程度。而“和實力”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并注入馬克思主義內涵，同時批判借鑒現代國際關系思想精華。中國一方面揚棄硬實力，培育“先實力”，另一方面揚棄軟實力、巧實力、銳實力，培育“和實力”；以“先實力”為根本基點，以“和實力”形成特色優勢，通過結合+揚棄+創新+引領的閉環機制構建新秩序，這樣才能不斷推進“人類優先”理念的實現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原文責編/孫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