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持續上升，大國競爭的范圍和程度不斷加劇。作為一次全球性“黑天鵝”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以突如其來且難以預料的方式揭開了世界變革的序章。“重大變革”“重要拐點”“重大契機”等具有沖擊力的關鍵詞，不僅成為世界范圍內的高頻詞匯，也成為人們日益深切感知到的一股具有重塑性的強大推力。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正經歷著歷史性的劇烈變遷，無論是主動或被動，我們都將在這股勢不可擋的潮流中走向未知與未來。“疫后的世界”，成為人們尤為關注并將長期關注的一大重要命題。

疫情如何沖擊了世界？

作為當前全球治理領域最顯著的危機，新冠肺炎疫情對人類社會造成的沖擊是深刻的，也是全方位的。其由公共衛生領域外溢至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安全等諸多領域，尤為明顯地體現為經濟危機、社會恐慌、國家治理危機的交互與重合。在經濟層面，疫情在給各國帶來財政壓力的同時，也造成全球經濟活動較為普遍而長時間的停頓，使各國經濟面臨衰退的壓力和風險；在社會領域，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等思潮十分活躍，國內矛盾、國際矛盾、種族矛盾凸顯，助推逆全球化風潮愈演愈烈；在政治層面，疫情被一些國家和政客政治化，乃至將其運用于意識形態對抗，國家之間的利益分化與沖突加劇……

疫情震蕩之下的世界，會發生什么樣的轉型與變革？

史無前例的疫情，必將塑造史無前例的世界圖景。無論是霸主威信受損的美國、成員國分歧日益加劇的歐盟，還是遭遇蝗災等并發性災難的印度、依然面臨疫情擴散挑戰的非洲，其背后都是國際社會中不斷增長的新變量在發揮作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是否會更趨多極化？如何有效管控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如何看待當今國際關系的性質？這些關涉未來發展和角色定位的問題，無不對今后各國的戰略規劃提出更高要求。

可以預見，在疫后世界，應對疫情能力的分化將會在全球大變局的演化中得到明顯體現。疫情加劇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變進程，只有成功經受考驗，應對能力和危機治理能力強的國家，才能為未來發展贏得更多的聲譽和國際性發展資本；相反，面對考驗自亂陣腳、表現失態、應對能力弱的國家將面臨更多的發展挑戰。

可以預見，在疫后世界，非傳統安全因素將成為影響國家戰略走向的重要變量。經此一疫，各國必將進一步提升對包括公共衛生安全在內的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重視程度。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層出不窮但又事關國家安全和發展、事關社會大局穩定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往往讓人猝不及防，具有顯著的“蝴蝶效應”。隨著非傳統安全因素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影響日益顯現，其必將在國家安全頻譜中處于越來越顯要的位置。

可以預見，在疫后世界，全球化或將因節奏調適而出現新特點。疫情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造成的巨大沖擊，不可避免地使不同國家出現保守、后退的傾向，其更注重對事關國家安全和基本民生的重要生產部門的掌控，正如鄭永年先生所指出的，出現“有限的全球化”趨向。然而國際間的緊密聯系并不會因疫情而斷裂，各國會逐漸調整國際合作的步調與方式，尋求更加平衡的經濟社會發展關系。

經歷重大考驗后，什么樣的價值理念愈來愈成為世界性共識？

疫情促使人們對當今國際秩序演變作出深刻反思和理性改進。撥開現實迷霧，人們不僅能夠對自身現實境遇有清晰審視，也對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有了更為深刻的認知和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多重意蘊由此得到充分彰顯。

我們深刻認識到，生命與健康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不同膚色人們的基本價值追求，是全人類共同的價值底色，也是凝聚全球力量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公約數；

我們深刻認識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新的全球性問題的突出表征，必然促使共同體利益的形成，這樣的重大突發事件不會是最后一次，各種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還會不斷帶來新的考驗，只有長期團結合作、攜手應對，才能更好地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

我們深刻認識到，面對重大風險和挑戰，責任從來都不是單向度的，而是交互式的，任何國家都處于互動鏈條之中，在共同的時代境遇面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都是責任共擔的共同體；

我們深刻認識到，唯有發展，才能消除沖突的根源。疫情使世界各國站在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起點上，共同推動世界經濟的新發展和新繁榮，把認識和行動凝聚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框架體系之中，才能使人類社會獲得強大合力和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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