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流行病”已經成為信息化時代經常暴發并能快速擴散的常見“信息疾病”。“信息流行病”的生成機理是信息過載和信息不確定疊加作用，其傳播機制表現為媒介構筑的擬態環境中虛擬網絡社交關系的連接。治理“信息流行病”需要確保信息公開透明，阻斷傳染源；同時加強主流媒體與市場化媒體的分工協作，減少信息傳播過程中的變異；重視公眾媒體素養提升，提高抵制謠言、情緒傳播的免疫能力。

【關鍵詞】“信息流行病” 傳播機制 傳播治理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新興媒體的快速發展使信息量以指數函數的速度急劇增加，推動社會進入信息過載時代。這些過載的增量信息中，大量的虛假信息和真實信息，無用信息和有效信息交織在一起，魚目混珠，皂白難分。尤其是那些虛假信息，因其天然的欺騙性、麻醉性、煽動性，更易于讓人們接受、認同和擴散。相關研究表明，信息過載會引發“信息焦慮合并癥”“信息疲勞綜合癥”“傳播焦慮與恐慌”等“病癥”，成為信息化時代如影隨形的“信息病”。這些“信息病”具有潛伏性、感染性、傳播性和可激發性，可因突發事件通過網絡空間得到快速傳播，從而形成具有流行性和破壞性的“信息流行病”。“信息流行病”帶來的焦慮、恐慌等負面情緒容易導致群體極化和社會心態失衡，甚至掀起輿情風波，成為引發社會風險的巨大隱患。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信息流行病”造成的恐慌情緒，以及傳播不正確的防疫方式，不僅造成巨大的信息資源浪費，還增加了社會防疫成本，給社會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從傳播學角度來看，“信息流行病”是信息化時代個體和社會負面情緒的傳播學表現。因此，挖掘“信息流行病”的生成機理和傳播規律，制定有效的傳播治理措施，對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有著重要意義。

“信息流行病”的生成機理：信息過載和信息不確定性的疊加作用

信息過載的概念最早用于組織管理研究，后在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未來的沖擊》一書中得到運用，并逐漸得到學界的廣泛認識。信息過載是指人們的信息需求超過了個人或系統處理信息的能力，導致信息處理效率下降的現象。隨著智能技術和信息化的推進，信息特性嵌入人們的生存方式、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全天候在線”獲取信息成為普遍現象，信息過載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常態。

當個人無法處理過載的社會信息時，信息不確定性及其風險也隨之而來。不確定性是指人們事先不能準確知道某個事件或某個決策的結果。信息不確定性歸因于信息不完全性的客觀因素，以及個人的知識結構和經驗等主觀因素。在信息不完全的條件下，人們難以認知未知信息，或者無法辨別真假信息，因而難以預測個人行為的風險。為了降低信息不確定性及風險，人們會選擇去獲取增量信息或篩選存量信息。然而，當信息處理能力低的所有個人都依賴于現代網絡媒體來解決信息不確定性時，信息的平庸化（重復信息）和噪音化（虛假和無意義的信息）將更進一步加固信息的不確定性，從而形成信息過載和信息不確定性的惡性循環。

多重循環之后，焦慮、倦怠，甚至恐慌等消極情緒也隨之產生。就社交媒體而言，有關報告顯示，大多數用戶感受到了社交媒體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受到信息環境影響喪失分析能力、不斷搜索更多信息、倦怠焦慮與失眠狀況加劇，或受到媒體影響產生負面情緒等。當人們因焦慮、恐慌而在網絡上瘋狂刷屏時，“信息病”已然形成。而且，這些“信息病”會通過可構建虛擬關系的媒體在人群內外得到擴散與傳播，發展成為像流感一樣可以傳染和傳播的“信息流行病”，并在突發公共事件中呈爆發態勢。例如，當專家確認新冠肺炎可以人傳人之后，人們因無法認知新型冠狀病毒這個未知信息，試圖通過網絡媒體來確認。但是，人們發現獲取的信息越多，越無法確認病毒的相關信息。因此，人們開始帶有焦慮和恐慌情緒瘋狂地在網絡和社交平臺刷屏和灌水，海量無用的、虛假的信息涌入人們頭腦，潛伏的“信息流行病”也因此被激發。

“信息流行病”的傳播機制：虛擬網絡社交關系的連接

醫學領域的流行病感染模型將研究對象分為易感者（Susceptible）和感染者（The Infected）兩類。“信息流行病”同樣存在感染者和易感者，感染者生產或傳播“信息病毒”，易感者感染“信息病毒”。在現代網絡社會，感染者通過媒體使用產生的事實和意見，以“信息留痕”的形式將“信息流行病毒”散播于信息環境之后，通過網絡社交加速擴散和傳播。

“信息流行病”在網絡空間中進行擴散是個人出于信息需求參與傳播導致的后果，當人們僅依靠自身無法解決信息過載問題時，會通過網絡社交關系尋求解決。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將人際關系分為強連接關系、弱連接關系與無連接關系三種。強連接關系的特點是人們的相似性、認知平衡比較強，依賴強烈的情感因素進行維系。弱連接關系的特點是人們表現出較強的異質性，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可以有較遠的社會距離。在現代網絡社會中，人們通過面對面傳播、微信朋友圈、微信群傳播等方式構成強連接關系，通過論壇、貼吧、微博、豆瓣等社交媒體構成弱連接關系。在強連接關系中，因親戚朋友的接近性，使得微信朋友圈、微信群中的虛假信息更難以辨別；在弱連接關系中，弱社交平臺在更大的空間尺度上通過公共議題，聚焦矛盾與沖突，并以熱搜的方式不斷搶占人們的注意力，傳遞“信息流行病”。因此，強連接關系和弱連接關系構成的復雜多元的社交關系，讓“信息流行病”在更廣泛的社會群體中產生“交叉感染”。

無論是強連接關系還是弱連接關系，“信息病毒”都必須通過一定的媒介，在媒介構建的“擬態環境”中擴散。美國新聞評論家李普曼提出，“擬態環境”是媒體在人與現實環境之間插入的信息環境，它并非是客觀環境鏡子式的再現，而是經過媒體加工篩選后的模擬環境，但人們往往忽略媒體的選擇加工，而當作真實環境接受。媒體對異常事件、沖突事件的過度關注，無意中放大了客觀世界中的負面情境，造成“擬態環境”不同程度的失真。本就具有傳染性和情緒破壞性的“信息病毒”在這種失真的擬態環境中的擴散與傳播就更加肆無忌憚。出于“搏眼球”與追逐流量的目的，媒體“臉譜化”“標題黨”“販賣焦慮或悲苦”、過度煽情等一系列行為大行其事，成為散播“信息流行病”的主要手段。據研究顯示，構成網絡熱點事件的報道有72.22%以“標簽化”報道形式出現，其中，72.31%是負面標簽。這種簡單化的歸類弱化了受眾認知，并且容易迎合商業邏輯，形成傳播偏見，產生群體極化的隱患。例如，類似于《摩拜創始人套現15億：你的同齡人，正在拋棄你》這類文章曾引起“青年焦慮”大討論，引發人們對于個人生活方式的反思，增強了人們對于“信息流行病”所產生的不良情緒的感知。

信息化時代，人們在公共媒體中失語的狀態被改寫，人們的情緒狀態從“后臺”走向“前臺”，這也使“信息流行病”甚至以“可見”的方式在媒體的擬態環境中得到擴散和傳播。人們一邊感受不安，一邊制造和傳播焦慮。在網絡社交關系中，許多意見領袖惡意營銷、操縱輿論，掀起網絡罵戰，或傳播過度娛樂化的內容與歪曲的價值觀，將焦慮、不安等“信息流行病”病源通過瀏覽、轉發與評論的方式向和其有著虛擬社交關系的易感染群體蔓延。而且，許多媒體還將與其有著關系連接的人群作為“媒介商品”出售，采取“流量返現”的模式與利益掛鉤，進一步推動“信息流行病”在網絡社交關系中的擴散與傳播。

“信息流行病”的治理模式：多主體的全過程協同

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興起改變了大眾傳播時代信息源單一、互動性低的局面。網絡就像“無影燈”，政府若單憑封鎖信息、屏蔽關鍵詞等措施來阻止“信息流行病”的傳播，不僅難以達到治理的目的，而且還會損害政府公信力，甚至加劇人們對于“知情權”與“表達權”被剝奪的恐慌，催產次生輿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主動適應信息化要求、強化互聯網思維，善于學習和運用互聯網。其中，最關鍵的是將“管制”思維轉變為“治理”思維，打破傳統“大家長式”的一元管理模式，搭建多主體、全過程的協同治理模式。

首先，加強信息透明公開，切斷傳染源。“信息流行病”因人們的信息處理需求與信息處理能力供給不平衡而產生，只要切斷信息傳染源，給人們提供已經處理過的真實信息，就可以降低人們處理信息的成本，實現需求和能力供給的均衡。當社會環境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傳播渠道不暢通或者功能減弱時，集合行為中別有用心者就會利用人群的亢奮情緒和能量散布謠言，引發恐慌。根據奧爾波特流言流通量公式，流言的流通量與問題關聯度、社會成員的不安感和環境的不確定性成正比。其中環境的不確定性指由于權威信息渠道不暢通或公信力缺失所導致的信息紊亂。在“信息流行病”日常生活中的潛伏期，政府與官方媒體應當樹立服務意識，不斷提高提供與人們密切相關的“硬消息”“硬新聞”的供給能力和效率，減少因信息不確定產生的負面情緒。在“信息流行病”突發公共事件時的急性發作期，政府保證信息透明公開，就能及時遏制謠言的傳播，從源頭上切斷恐慌情緒的蔓延。

其次，主流媒體與市場化媒體分工協作，減少信息傳播中的變異，凈化信息環境。在全媒體傳播格局中，形成了主流媒體與商業化媒體、中央媒體與地方媒體的結構分層。在信息傳播過程中，不同的媒體主體應當承擔相應的職責。主流媒體守土有責、守土盡責，打造服務型媒體，以滿足人們的信息需求為重點，傳播社會理念，凝聚共識。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以《人民日報》等為代表的主流媒體較早介入疫情相關信息傳播，并通過微信推文、短視頻、漫畫等形式對疫情情況進行報道。而市場化媒體也深入一線調查、采訪，通過多渠道信源豐富了公眾對于疫情一線真實情況的了解，這些報道的出現作為官方信源的及時補充，帶領公眾更加理性、客觀面對疫情，同時也進一步促進官方疫情狀況通報的透明化。當然，也應當防止某些媒體在信息傳播過程中過于刻板，或者通過充滿強烈沖突意味的儀式化報道來過分煽情，脫離了報道實際與初衷。總而言之，媒體在報道過程中要貼近實際，貼近人們的真實需求，用媒體專業素養與道德倫理防止信息傳播過程中的變異。

最后，個體層面提升媒體素養，提升信息處理能力，增強個人自身的免疫能力。媒介素養是信息化時代個人應當具備的媒體接近、信息處理與判斷能力。面對超負荷的過載信息，人們在正確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上應當提升自覺，從控制信息數量與辨別信息質量兩方面入手降低感知成本。對于過量信息確立優先級，有選擇地接受與自身關聯度較強的信息，提高獲取有效信息的效率，避免因為被動地在信息潮中“隨波逐流”耗費大量時間成本。增強信息質量辨別力方面，應當培養對于信息可靠性、真實性的質疑能力，了解媒體傳播規律，多渠道、多角度評估信息可靠性，形成對傳播內容的批判思考。同時，降低對于信息獲取的“渠道依賴”，在利用媒介獲取信息時，防止因算法推送機制造成的“信息繭房”與“意見固化”，減少因輕信或盲從虛假信息、片面信息帶來的情感消耗。對于那些處理信息能力較低的“信息流行病”感染者，選擇自我“隔離”，切斷其他信息來源渠道，緊跟主流媒體，也是一個正確的行為選擇。

“信息流行病”是與信息化時代相伴生的負面影響，信息總量的增加與社交關系的加入讓傳播治理與國家治理需要面對更加復雜的網絡環境。“信息流行病”的防治，關鍵是要立足人們的信息需求，從“管制”思維轉變為“服務思維”，發揮多元媒體協同互補的優勢，打造一個綠色生態的信息空間，培養有涵養、有理性、有水平的社會公民。

（作者為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劉禹卓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健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輿論引導機制研究”（項目批準號：20AZD061）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王娜、任婷：《移動社交網站中的信息過載與個性化推薦機制研究》，《情報雜志》，2015年第8期。

②陳世華、黃盛泉：《近親不如遠鄰：網絡時代人際關系新范式》，《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5年第12期。

③仝鵬：《客觀性原則下網絡熱點事件“標簽化”傳播負面影響研究》，《出版廣角》，2016年第17期。

④牛靜、常明芝：《社交媒體使用中的社會交往壓力源與不持續使用意向研究》，《新聞與傳播評論》，2018年第6期。

⑤劉魯川、張冰倩、孫凱：《基于扎根理論的社交媒體用戶焦慮情緒研究》，《情報資料工作》，2019年第5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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