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口與勞動力基本形勢判斷
我國經濟已經進入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高質量發展”的新時期，傳統經濟增長動力發生了深刻變化。數量型人口紅利的消減與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引發了對我國經濟增長動力的進一步思考。從人口結構變化長遠趨勢來看，老齡人口占比將持續擴大，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持續下降，將凸顯勞動力有效供給約束。加之當前延遲退休年齡、“普遍兩孩”政策滯后效應、新型城鎮化等多重因素，勞動力有限剩余形成我國第二次人口紅利開發的倒逼機制。
一是我國人口數量基數大，并呈現慣性增長態勢，總人口增長的拐點出在下一個十年。20世紀70開始實行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是我國一項基本國策，在這一人口政策深刻影響下，我國實現了低生育水平目標。2015年，我國總和生育率1.05。2016年我國“普遍兩孩”政策啟動實施，生育釋放模式傾向于“突釋模式”，但這一年出生人口也僅比2015年多增加131萬人，總和生育率1.5左右，生育凈水平依舊很低。2019年我國總人口超過14億人，占世界人口總量的18.5%，人口總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一。據預測，2029年我國人口峰值達到14.42億人，2030年進入持續的負增長，我國將迎來總人口的峰值和下降的拐點。
二是低成本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和結構優勢減弱。勞動力的持續供給和大規模鄉城勞動力轉移推動了我國4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這一過程中，勞動力供給發生了重大變化。2003年出現的“民工荒”標志著我國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結束，“劉易斯觀點”顯現；2011年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峰值為74.4%，2012年我國越過“人口紅利拐點”，勞動力數量和比例由增加轉向減少的“拐點”顯現。2019年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為69.6%，到本世紀中期比現有規模縮減20%以上，這標志著我國潛在勞動力資源縮減時代的到來。勞動力供給進入持續減少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我國低成本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減弱。在同一時期，我國勞動力結構優勢也趨于減弱，一方面，潛在扶助比持續下跌，對有效勞動供給構成壓力；另一方面，勞動年齡結構加速老化，我國45-64歲中老年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顯著提高。這些問題決定了我國將長期面臨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壓力。
三是“少子老齡化”導致傳統的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消減。第一次人口紅利，亦被稱為數量型人口紅利，是指總人口中少兒和老年撫養比相對較輕，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對經濟發展有利的黃金時期。一方面我國“少子化”特征日趨明顯，處于“嚴重少子化”狀態；另一方面“深度老齡化”特征日漸顯著，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49億人，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1.76億人，是全球人口老齡化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國家。嚴重少子化以及人口老齡化是我國人口結構變動最明顯的特征。
四是新型城鎮化與新的人口紅利的獲取。1978-2019年，我國城鎮人口從1.7億增長至 8.5億，2019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達到60.6%，實現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鄉城人口轉移。40多年的人口城市化使我國經濟年均增速超過10%，產業結構也同步升級。在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過程中，城市聚集經濟提升了要素資源的配置效率，持續的產業結構升級化為城市勞動者和轉移農業勞動力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并使轉移農業勞動力獲得了比職業農民更高的工資收入或勞動生產率，由此帶來了超穩態的就業結構型人口紅利。
我國傳統數量型人口紅利向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動力轉換和表現形態
2012年，我國勞動力數量和比例由增加轉向減少的“拐點”出現，總人口撫養比提高。在我國第一次人口紅利減弱或即將消失的情形下，仍可以享有第二次人口紅利，即利用第二次人口紅利繼續推動經濟增長。由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所引致的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城鄉結構變化帶來的就業結構由低效的第一產業向高效的第二、三產業轉移所帶來的人口生產性的提高，以及地區空間關聯性及區域不平衡結構性特征帶來的人力資本聚集空間效應，構成對傳統的第一次人口紅利內涵的拓展，主要包括質量型人口紅利、結構型人口紅利和空間型人口紅利以及以儲蓄體現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質量型人口紅利，是指利用年齡結構轉變帶來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積累起來的經濟成果提高勞動力素質，實現數量質量優勢轉換，從而提高勞動年齡人口的工作能力，獲得超出穩態經濟增長之外的額外經濟成果。相關研究數據表明，2005-2018年10年數據的研究表明，我國仍處于數量型人口紅利和質量型人口紅利并存階段，這一方面回應了我國“數量型人口紅利”消失的論點，我國數量型人口紅利在生育政策調整、友好型生育環境以及延遲退休年齡等多個新的政策動態下，有望在一定時期延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另一方面，以人力資本為主要構成要素的質量型人口紅利已經超越數量型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其中健康資本紅利會成為我國最大的經濟增長動力源和決定性因素，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基礎性作用開始凸顯，并協同教育資本與數量型人口紅利共同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原動力，這為我國從數量型人口紅利轉向質量型人口紅利的經濟增長動力轉換提供了新的印證。
結構型人口紅利，是指在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農業勞動力持續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從低生產效率部門向高生產效率部門轉移，由此獲得勞動力市場效率提升及其帶來的額外經濟成果。結構型人口紅利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來源，筆者的研究證實，城市化進程對勞動力市場效率的提升隨時間推移顯現結構紅利效應且呈增強態勢，城市化進程與產業結構升級形成促進勞動力市場效率的協同效應。我國城市化具有顯著空間擴散效應，帶動了鄰接地區勞動力市場效率的提升，不過隨時間推移在空間上主要表現為競爭效應且呈增強趨勢。從勞動者收入視角觀察，城市化進程提升了我國勞動力市場工資水平，并隨時間推移結構型人口紅利效應顯現，縮減了低人力資本與高人力資本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從勞動者就業視角和時間趨勢來看，在我國城市化與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會產生中短期就業損失，但長期而言這一現象將消失，因而不必過度擔心城市化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負面效應。
空間型人口紅利。2001-2018年國內30個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顯示，本地區教育資本對其他地區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擴散效應，表明聚集的教育投資產生的空間效應具有正的外部性；本地區健康資本對其他地區經濟增長形成了顯著的極化效應，表明健康資本投資的非均衡性會擴大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分地區來看，中西部地區各省（市）州可以有效獲取其他省（市）州教育資本對本地區經濟增長的擴散效應，健康資本的投資傾斜與聚集可以作為調節東中西部地區經濟平衡增長的有效工具。
以儲蓄體現的第二次人口紅利。經濟主體為應對人口結構轉變特別是人口老齡化的預期，理性調整生命周期內消費和儲蓄，在勞動年齡階段增加養老儲蓄引發國民儲蓄的整體增加，進而通過資本積累提升產出，從而不同于第一次人口紅利中由于勞動力年齡人口比例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直接促進作用。1997-2018年國內31個省級面板數據考察的結果顯示，經濟增長、年齡結構變化及它們的交互作用對我國國民儲蓄率產生影響，經濟的高速增長、少兒撫養比下降和老年撫養比上升是導致我國國民儲蓄率上升的主要因素，且經濟增長對國民儲蓄率的貢獻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快而被弱化。分地區來看，東部地區少兒撫養比下降對國民儲蓄率增加比中西部地區更敏感，經濟增長和老年撫養比上升對中西部地區國民儲蓄率的正向影響更顯著，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快，經濟增長隨老年撫養比增加而對國民儲蓄率增長產生弱化作用在中西部地區更為突出。這一研究結果廓清了年齡結構對我國國民儲蓄率影響的路徑，證實了年齡結構變動的儲蓄效應以及以儲蓄體現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我國第二次人口紅利釋放的策略與引導機制
針對不同群體特征勞動力的引導機制。第一，構建促進和引導大學生就業的調控引導機制。一是建立促進用人單位吸納就業的利益驅動機制。隨著互聯網和人工智能（AI）技術的發展，社會用人單位吸納大學生的動力普遍趨弱。對此，政府應當制定有關政策，給予用人單位大力度扶持，最大限度激發用人單位吸納大學生的動力。借鑒日本、德國、法國的利益驅動法，如規定大學生就業的最低工資標準、地方財政適量補貼、減免稅收政策等；二是建立引導就業方向的激勵機制。大學生就業多集中于東部沿海和發達地區，中西部地區存在人才資源短缺，這種板塊特征的結構性矛盾表現突出。進一步完善優惠政策，建立人力資本投資收益補償機制，引導和激勵大學生面向基層和中西部地區就業；三是建立大學生創業鼓勵和保護并重的機制。大學生創業具有以長期、高回報崗位為目標的激進型搜尋特征，國家應進一步完善大學生自主創業的環境，激勵高校開設創業教育課程，促使“以創業帶動就業”的政策落到實處。
第二，通過鄉村振興戰略和平等對待農業轉移人口實現農村勞動力自由遷徙。通過把更多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提高農村土地的集約利用，促進土地產出效率和生產組織化程度。一是通過農業現代化創新農村產業模式和治理模式，把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延伸至小城鎮，為農業轉移人口就地城市化和市民化提供體系保證。一方面要完善土地經營權流轉政策，為農村勞動力增收致富提供本土化機會；另一方面要完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培養具備科學素養、掌握現代生產技能、具備經營管理能力的職業農民隊伍。二是在城市化過程中賦予農業轉移人口和城市新移民平等參與權，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和城市新移民平等的保障權和發展權。
第三，通過擴大城市人口就業最大化開發人口紅利。現階段我國勞動力出現短缺現象，突出表現為“民工荒”這一現象，但這并不意味著現有勞動力資源已經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潛力。從城市來看，改善就業和創業的環境，加強對靈活就業者的政策保障和保護，可以在現有格局下增加勞動力供給。最低工資等政策手段的運用，要立足于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而不應成為助長市場低工資水平的扭曲力量，以增強市場對勞動力供給的吸引。要進一步通過建立健全鼓勵創業的制度，提供盡可能多的創業機會，推動我國勞動力就業問題的解決。
對雇用行為的規范與引導機制。第一，調動中小企業（雇主）的雇用動機。我國中小企業吸收了75%以上的城市就業人員，完成了75%以上的技術創新和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力量，中小企業雇用動機的擴大對于勞動力市場均衡影響巨大。中小企業“活”，地區經濟才能“活”。政府要為中小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除一般性的增支減稅，政府應考慮承擔更多責任。特別是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下，無論促進轉型升級，還是搬遷轉移，都應給中小企業留足時間，政府應給予資金和政策支持。
第二，經濟發展轉型過程中保留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以提高雇用動機。對企業而言，高科技、高資本投入的企業所吸納的就業人員有限，特別是農民工和沒有經驗的大學畢業生得到的就業機會更少。保留對環境危害小、單位產能消耗低并且能夠帶來大量就業崗位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對這一類企業進行引導，提升他們的雇用動機，可以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第三，引導和扶持高新技術企業提高就業效率。高新技術企業需要大量的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從業者主要是知識型工作者。高新技術企業規模的擴大和核心競爭力的提升取決于自身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能力，而技術能力又通過知識型工作者的專業人力資本體現出來。大型高新技術企業往往需要較長時間的積累和國家政策的扶植，而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則可以由熟悉這一領域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通過創業和政府引導進行企業孵化產生，從而擴大中高層勞動者的就業崗位，最大限度減少我國人口紅利的漏損。
勞動供需數量、質量、結構匹配的發展政策和引導機制。第一，數量型人口紅利的利用機制與挖掘策略。一是人口紅利優勢轉變、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協調策略。在我國創新驅動的發展轉型下，要突出新興產業、服務業和小微企業的作用，營造有利于就業創業、市場創新的制度環境，實現更充分和更高質量的就業。根據勞動力比較優勢的變化選擇適合我國的產業發展模式和經濟發展模式，推動數量型人口紅利的利用和挖掘。我國“普遍兩孩”政策新增出生人口在2037年前后將為勞動力規模貢獻2.6個百分點左右，數量型人口紅利收割時期可能會延續到2035年。二是延長退休年齡與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協調戰略。對于增加供養性的勞動年齡人口而言，與調高生育率相比，延長退休年齡或許是一個更優的政策工具選擇。我國現行退休年齡是在預期壽命只有50歲時提出的，延遲退休年齡已被論證具有可行性，健康資本的提升增加了有效勞動供給并加大了老年社會參與，這也將延長傳統意義的數量型人口紅利獲取期限。
第二，年齡結構優勢消減的質量型人口紅利和結構型人口紅利替代與轉換策略。數量型人口紅利優勢減弱表明，在數量型人口紅利優勢消失之前建立起勞動力質量優勢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我國未來經濟增長將更多依賴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要在市場上盡快建立新的比較優勢，勞動力質量優勢的培育就成為可行的選擇之一。我國當前正處于“結構換質量”的關鍵階段，利用低成本勞動力優勢積累起來的經濟成果加速提升勞動力素質，可以實現勞動力優勢轉換。勞動力質量優勢的建立依賴于教育資本和健康資本。同時，通過制度創新釋放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潛在空間所引致的資源重新配置對生產率的貢獻依然會延續，勞動力供給“全流通策略”通過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使我國經濟欠發達區域的人力優勢、資源優勢與發達區域的經濟優勢、科技優勢結合，將形成頗具中國特色的結構型人口紅利挖掘特征，這為我國未來經濟增長提供更為持久的動力支撐。
第三，高儲蓄率與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獲取策略。勞動力負擔減輕以及為退休而積累資產的動機增加了國民儲蓄，提高了資本-勞動比率，這有利于我國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但以儲蓄體現的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產生和利用并非一個自然過程，需要合適的社會經濟條件以及制度和政策。如果制度創新和發展政策能夠確保第一次人口紅利累積的財富和資本有效進入生產通道，在我國老齡化初、中期階段就有機會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實現需要探討新的養老供給機制和儲蓄資本的轉化問題，首先，應采用“基金積累制”，基金制作為強制性儲蓄可以轉化為投資，從而產生經濟效益；其次，應建立有效資本市場體系。第二次人口紅利會改變個人儲蓄率，從而在經濟的資本深化方面具有永久效應，更高的人均資本存量和收入水平可能是永久性的。
基于空間視域豐富人力資本投資策略。第一，教育資本空間投資策略。教育人力資本聚集空間“擴散效應”表明，可以通過市場手段激勵教育優勢地區加大對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公共投資，實現教育投資的規模優勢和競爭優勢。同時，應結合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企業和勞動力轉移，以及欠發達地區的市場空間大、資源稟賦、要素成本低等比較優勢，引導人力資本要素合理流動以在更大的市場實現更有效的資源整合，更好實現教育資本聚集的空間擴散效應，帶動我國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此外，建立地區之間良好秩序和合作關系，使教育資本空間擴散效應具有可持續性，如通過征收“人力資本流失稅”等形式回饋教育投資地區，實現地區之間的激勵相容，以內化人力資本空間效應的外部性特征，擴大我國教育資本生成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第二，健康資本空間投資策略。健康資本聚集的空間“虹吸效應”表明，地區之間健康資本進一步聚集或醫療投資非均衡性會擴大地區發展差距，國家可以借助“有形的手”推動健康資本公共投資，盡可能在地區之間選擇均等化的投資策略甚至向健康資源不足的地區實施適度傾斜的健康投資政策。首先，進一步發揮財政轉移支付對健康產業均等分布的促進作用，緩解健康資源空間分配不均的現狀；其次，降低地區間要素流動的門檻，實現健康設備和技術快速的相互準入，同時運用現代互聯網技術發展遠程醫療和智慧醫療，提升健康信息服務和大數據應用能力，形成優勢互補、均衡發展格局；最后，構造健康領域在地區間的財政長效合作機制，以經濟強弱組合形式分攤健康發展連帶責任，著重構建健康領域財政收入與支出在地區之間的轉移協調責任，擴大健康資本生成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第三，教育資本與健康資本區域關聯性發展策略。從東中西部兩類人力資本的邊際產出和空間鄰近性的經濟效應來看，地區間可以在局域特定間隔圍繞圈域主要產業實現多樣化發展，以更好促進和利用廣域集聚經濟。較發達地區（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不應局限于鄰近地區的協同發展，要注重向具有更大邊際效應的中西部地區擴展，提升教育資本和健康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一步完善高鐵網絡，尤其要形成中西部地區的大運力通道，為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跨區域流動提供更加可靠的運力保障以減小空間壁壘，為釋放第二次人口紅利提供必要的基礎條件。
（作者為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