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偶然的物物交換，到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內部以貨幣為基礎的交換經濟，再到經濟全球化，本質上就是經濟循環過程的逐漸放大。要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國既具備客觀條件，又面臨現實阻礙。對于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眾多“堵點”，要通過制度創新積極化解，順利實現“以我為主、內外兼顧”的重大戰略轉變。

關鍵詞:新發展格局 國際國內雙循環 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面對短期和中長期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做出的重大判斷，是中國經濟以外向型為主向“以我為主、內外兼顧”轉變的重大戰略調整。本文主要從體制機制創新角度分析如何破解國內國際雙循環，尤其是國內大循環中的“堵點”，以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

對“雙循環”的理論認識

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強調經濟循環順利實現的重要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入研究了資本循環理論。資本家投入資本購買原材料和勞動力，利用原材料和勞動力進行生產，再將生產出來的產品銷售出去，收回投入的資本并賺取利潤。從微觀主體的角度看，資本家從投入資本到收回資本并賺取利潤，是一個循環；原材料的所有者生產出原材料，出售原材料獲得收入，購買生產原材料的物資，再生產出原材料，是一個循環；勞動者從被雇傭賺取工資到再生產出勞動力，也是一個循環。從宏觀角度看，該循環包括生產、分配、流通（或者交換）和消費等過程。無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還是整個世界，各個主體都在試圖通過交易關系，將自己所擁有的要素或產品銷售出去，并購買其他主體的要素或產品進行消費，從而實現整個經濟的循環。

從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來看，從偶然的物物交換，到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內部以貨幣為基礎的交換經濟，再到多個國家或地區甚至全球共同參與的經濟活動，即經濟全球化等，本質上就是經濟循環過程的逐漸放大。一個國家通常包含許多擁有不同要素或產品的主體，因此要實現內部循環；同時一個國家作為擁有一定要素稟賦優勢或生產特定產品的主體，也要參與到全球循環中。對于內部循環和外部循環的關系，一個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定位。許多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都曾經強調依靠外向型經濟推動本國經濟迅速增長，核心是在本國購買力尚未充分釋放之前，依靠國外市場特別是貿易順差，實現本國產品或具有稟賦優勢要素的價值。但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這些發達國家都逐漸轉向依靠國內經濟循環，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僅靠外部力量已經不足以拉動本國經濟增長。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也采取了外向型經濟戰略，將凈出口和消費、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但是，相比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2000年特別是2010年之后，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經明顯下降。這表明，中國現在及未來對發展外向型經濟拉動經濟增長的依賴度降低，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中國的生產能力和消費能力、消費潛力使中國具備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客觀條件。從生產方看，中國已經建立起全世界最完整、規模最大的現代工業體系，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的全部工業門類。從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看，中國擁有近8億勞動力；隨著各類教育迅速發展，接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專業技能的人才已經達到1.7億，為生產力的提高奠定了人力資本基礎。從需求方看，中國首屈一指的市場規模以及由4億多人構成的中等收入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可行性。

強調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是不要開放，更不是“逆全球化”，而是要“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無論哪個國家都不可能再“閉關鎖國”，都必須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核心是建立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良性互動。實際上，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GDP總量第二大的經濟體，依靠其他任何國家實現經濟增長不是長久之計。因此，國際國內雙循環既要“以我為主”，構建暢通的國內大循環，又必須作為國際大循環的參與主體，參與到各個環節中。換句話說，以國內大循環為基礎參與國際大循環，利用國際大循環促進國內大循環，真正做到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面臨的“堵點”

任何要素、資源或產品的循環都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或者流通）和消費四個環節。任何一個環節或者不同環節之間出現“堵點”，導致循環不暢，都不利于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國內大循環的核心是確保各種要素、資源和產品在四個環節都能夠順暢流通，使各方主體實現利益最大化。

國內大循環的“堵點”

生產環節的“堵點”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生產者外部的營商環境。自“放管服”改革實施以來，我國營商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各地流程不一致、落實中政策不配套等多種原因，企業投資便利程度還不夠高、生產經營審批也不是特別順暢，企業為完成各種審批還需要較長的等待時間。二是生產者內部的因素，包括企業的技術水平、產品質量、生產成本等。這些因素決定了生產者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既包括由生產成本所決定的價格競爭力，又包括由技術等決定的質量競爭力。中國雖然已經是“世界工廠”，建立起了最全面的工業門類，但是在關鍵技術方面仍然存在“卡脖子”的問題，一旦進口不暢，生產就會受到嚴重影響。三是地方政府主導下的“過度”生產，這在農產品特別是經濟作物的種植中尤為突出。比如有些地方為發展農村經濟，大面積種植核桃、蘋果等果樹，而由于沒有做好市場調查且從開始種植到結果往往存在時滯，開始收獲后產量雖然不低，但供給遠大于需求的現實卻致使價格大幅度下跌，“豐產不增收”，挫傷了生產者的積極性。

分配環節的核心仍然是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問題。一方面，我國仍然存在大量低收入人口。當前我國人均GDP雖然達到了1000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到2020年也基本消除了絕對貧困，但是，即使絕對貧困已經消除，這些剛脫貧的人口仍然屬于低收入群體。另一方面，處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數仍然偏少。雖然從絕對值上看，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但是相對于中國的總人口而言，這一群體的占比不多。低收入群體雖然有強烈的改善生活需求，但是形不成有效需求；中等收入群體的需求雖然能夠基本實現，但是占比較低。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不是特別突出，但是在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特別是面對疫情這種重大突發事件，大量低收入群體有需求但是購買力不足對經濟循環的阻礙就尤為明顯。

流通（交換）環節的核心問題是成本高、效率低。有研究表明，我國物流成本占產品成本的比例大約為30%—40%，而發達國家一般為10%—15%，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般為15%—25%。物流成本過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些原因在于標準不統一、規則不統一。比如在產品運輸中，海運、鐵路運輸和公路運輸各有各的標準，一旦需要轉運，就必須要重新分裝打包，無疑就提高了轉運成本、運輸成本；再比如各地對車輛超載的規定、對進入城區貨車的標準要求、對鮮活農產品運輸的界定等不同，貨物運輸中需要承擔不定數額的罰款等，也提高了運輸成本。另外，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導致物流的供需雙方對接不順暢，“車等貨”與“貨等車”現象也比較突出。據統計，我國公路運輸空載率高達40%，這是運輸效率低、運輸成本高的又一大原因。

消費是整個循環的最終目的，是經濟發展的“壓艙石”。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循環能否順利實現關鍵在于產品能否被購買。如果生產出來的絕大部分產品不能被購買，則意味著產品的價值得不到實現。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消費主要取決于居民的消費意愿，而消費意愿主要受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預期的影響。在其他條件相同時，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預期越穩定，消費意愿就越高。中國在消費環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儲蓄率過高、消費率過低。儲蓄率高，雖然可以通過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實現經濟增長，但是如果有較大比例的儲蓄無法有效轉化為投資或者轉化為投資的效率較低，則會阻礙經濟循環。我國儲蓄率高的一個重要根源是住房、醫療、教育和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致使居民對未來支出缺少穩定預期，從而不得不通過降低消費意愿、提高儲蓄率來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或不確定性。另外，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產品能否滿足消費者不斷提高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消費環節的順暢進行。

國際循環的“堵點”

作為全球循環的一個主體、一個環節，近些年來，中國積極融入全球化進程。當前要實現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良性互動，最為重要的就是保障貨物和服務的進口和出口。

中國作為進口方，主要是對國際先進技術及其產品進口。中國正處在由“制造”向“智造”升級的關鍵期，需要大量進口國際先進技術及其產品，然而掌握著這些技術的發達國家是否愿意出口給中國，將直接影響進口的順利實現。

中國一直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源、環境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方，通過釋放“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和“環境紅利”拉動經濟增長，但當前這幾種“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下降。一是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行列之后，這幾種“紅利”基本上沒有再進一步擴大的空間；二是很多比中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在產業梯度轉移中承接相關產品的制造和出口；三是面對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以及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很多發達國家不再希望中國通過凈出口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四是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各國家或地區之間經濟交往的不確定性增加。

通過制度創新化解雙循環的“堵點”

對于國際國內雙循環中的“堵點”，關鍵是要通過制度創新進行化解。

針對國內大循環中生產環節的“堵點”，一是采取各種措施，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降低投資者負擔，提高投資者積極性。今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更好服務市場主體的實施意見》以及各地出臺的關于優化營商環境的文件實際上都是為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但關鍵在于如何落實，切實建立既不缺位、又不越位的服務型政府。二是補短板、鍛長板。通過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城鎮化建設等，為生產環節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產品打好基礎。三是既要繼續發揮傳統產業的優勢，又要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加大研發投入和研發支持力度，掌握自主知識產權，降低生產環節對國外進口芯片、控制器等的依賴。

針對分配環節中的“堵點”，核心是進一步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大部分低收入群體集中于農村地區、西部地區，重點是通過城鄉要素融合等，實現土地的資本化收益，繼而通過土地（包括宅基地和承包地等）的產權流轉，盤活、用活農民閑置性資產，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對于中等收入群體，要在持續擴大其規模，提高中等收入人群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的基礎上，提升中等收入群體中較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針對流通環節中的“堵點”，一是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減少流通環節中的各種費用，比如降低高速通行費、提高高速公路通行效率等；二是建立全國統一標準，在運輸條件要求、物流車輛載重、生鮮產品標準等方面消除地區差異，降低物流成本；三是減少批發、零售環節，鼓勵通過互聯網等建立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直接交易渠道，避免過多中間環節和多重加成；四是加快大數據平臺建設，特別是建立全國性的物流信息平臺，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和物流車輛空載率，提高運輸效率。

針對消費環節中的“堵點”，提高居民的消費意愿，關鍵是要降低居民對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減少預防性儲蓄。這就需要繼續深化住房、醫療、教育和養老等方面的改革。盡管在這些方面我國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還可以繼續深挖潛力。同時，與生產環節相對應，消費環節也要繼續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盡可能滿足居民收入不斷提高后對更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的追求。

針對國際循環中的“堵點”，一是積極推進國家間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和簽署。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別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數量遠遠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而且幾乎沒有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發達的大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當然，中國積極推行建設的“一帶一路”等已經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未來可以積極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特別是與其中的發達經濟體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二是更加積極開放。中國已經建成18個自由貿易試驗區，2020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印發了《海南自由貿易港總體建設方案》。今后，中國還可以進一步擴大開放，將自由貿易試驗區可以復制、可以推廣的經驗在更多地區推行，盡可能降低與其他國家在經濟交往中的非政治性摩擦和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本文作者為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教授；本文系2020年度山東大學“研究生課程思政”專項計劃項目“《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與課堂思政融合建設”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英]詹姆斯·穆勒著、吳良健譯：《政治經濟學要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

[2][英]約翰·穆勒著，朱泱 、趙榮潛 、桑炳彥譯：《政治經濟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

[3][德]卡爾·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責編：羅 婷 / 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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