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時間：2020 年 9 月 3 日— 6 日

調查樣本：共回收有效問卷 3491 份。其中，男性占 58.24%，女性占 41.76% ；從年齡段上看，主要集中在 20—29 歲（39.87%）和 30—39 歲（44.26%）兩個年齡段，20 歲以下占 4.44%，40—49 歲占 9.92%，50 歲以上占 1.51% ；從樣本所在地看，主要集中在省會城市（35.99%）、直轄市（25.79%）和地級市（24.47%），縣級市占 9.97%，鄉鎮村占 3.78%。

重要發現:

·公眾對疫情后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精神普遍關心關注。其中，公眾對總書記關于“持久戰”“雙循環”“全面、辯證、發展看問題”等三方面的論述印象最為深刻。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冠肺炎疫情疊加的重大考驗面前，我國公眾普遍表現出勇往直前、謹慎樂觀的精神狀態，96.64%的受訪公眾對政府“轉危為機”的能力有信心。

·有效應對新風險新挑戰，公眾認為除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之外，還需要“我國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 等。

·在目前呈現出的新特征新趨勢中，“國際大循環和國內大循環正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我國制度優勢顯著”“我國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等更符合公眾當前的感受與判斷。

·“做好應對風險挑戰的周全準備”和“拿出更大勇氣更多舉措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是新發展階段公眾對國家治理最為迫切的兩個訴求。

·公眾認為新發展階段“增強危機意識、底線思維”“不破不立，敢于改革創新”“不斷研究新情況，學習新知識”是對黨政干部最重要的三個新要求。

·新發展階段需解決的治理問題中，“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創新能力還不能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生態環保問題突出”等最為公眾所關注。

“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戰略判斷。當前，我國發展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都發生著深刻復雜變化。向外看，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變化；向內看，國內發展環境也經歷著深刻變化，我國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

2020年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隨著我國邁入新發展階段，改革也面臨新的任務，必須拿出更大的勇氣、更多的舉措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對此，人民智庫圍繞“新發展階段，公眾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哪些新期待”這一主題，在全國范圍展開電子問卷調查，旨在全面了解公眾如何認識新發展階段，如何認識新發展階段要面臨的新機遇與新挑戰，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又提出哪些新要求與新期待。

公眾普遍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如何從整體上認識把握當前發展的新情況新格局；其中，公眾對“持久戰”“雙循環”“全面、辯證、發展看問題”等三方面的重要論述印象最為深刻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擴散對于當前國際國內發展形勢產生重大影響。早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重大論斷，新冠肺炎疫情無疑使這個大變局加速變化。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緊密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情況，準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態勢，對當前國內外發展形勢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任務提出了一系列新判斷新要求新部署。

調查顯示，公眾對于“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76.10%）的印象最為深刻，其次為黨中央關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論述（74.73%）。在1938年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關頭，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這一著作，為抗戰指明勝利方向。歷史是一本教科書，穿越82年歷史時空，針對當前國內外經濟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的嚴峻形勢，黨中央強調要以持久戰視角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進入新發展階段，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既帶來一系列新機遇，也帶來一系列新挑戰，是危機并存、危中有機、危可轉機”。調查顯示，73.69% 的受訪公眾對于“要全面、辯證、發展地看待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的論述印象深刻。

除了對于經濟社會發展格局的整體布局之外，習近平總書記還主持召開了與多個領域各界人士的座談會并到實地開展深入調研活動，講話內容涉及企業家、糧食安全、生態保護等多個主題。調查顯示，52.15%的受訪公眾對于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提到的“企業營銷無國界，企業家有祖國”印象深刻。愛國是企業家精神的時代要求，正確認識企業營銷與國家發展之間的關系也是公眾對于企業家的共同期待。另外，45.68%的受訪者對于總書記關于制止餐飲浪費行為作出的重要指示印象深刻；39.30%的受訪公眾關注國家治理現代化對于社區治理的要求，對于總書記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區治理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印象較為深刻。

新發展階段呈現出新特征新趨勢，公眾對“國際大循環與國內大循環呈此消彼長態勢”“我國制度優勢顯著”“我國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的感受更為突出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發生深刻調整。調查顯示，67.31%的受訪公眾感到“我國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高收入群體的這一感受更為突出（71.20%）；61.55%的公眾感到“我國安全形勢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大”，低收入群體的這一感受更加突出（66.12%）；45.91%的受訪公眾感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變化”；還有10.58%的受訪者對“強國必須強軍，軍強才能國安”的講話精神印象深刻。

今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調查顯示，當問及“當前社會發展中呈現出的哪些新特征、新趨勢更加符合您的感受與判斷”時，公眾普遍感到“國際大循環和國內大循環正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72.18%）。公眾普遍認識到“我國制度優勢顯著，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69.67%）。一半以上的受訪者選擇了“我國為其他國家提供市場的機會更加廣闊”（55.17%）。可見，我國公眾既能看到當前國家面對的風險挑戰，又能看到我國巨大的制度優勢和經濟長期向好的根基，能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

面對發生深刻復雜變化的國內外環境，公眾整體表現出勇敢和謹慎樂觀的精神狀態；九成以上的受訪者對政府“化危為機”的能力有信心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冠肺炎疫情的疊加是對我國各方面能力的重大考驗。調查顯示，對于當前國家發展新形勢的體驗感受，“勇敢”（68.31%）、“謹慎”（65.06%）、“自信”（64.53%）是當前公眾最為突出的三種感受。進一步分析，年齡越大“自信”的感受越突出，對于自信和勇敢，低收入群體（分別為70.89%，65.50%）比高收入群體（分別為64.06%，58.59%）更加突出，同時還有部分公眾感到“迷茫”（33.04%）、“焦慮”（26.87%）與“擔憂”（13.84%）。可見，對于國家在新發展階段面臨的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我國公眾普遍表現出敢于面對困難、迎接挑戰、勇敢自信的精神狀態，同時又伴隨適度焦慮，表現出謹慎樂觀的主流心態。此外，公眾普遍對于我國政府未來“轉危為機”的能力懷有信心（96.64%），其中，79.60%的受訪公眾表示“非常有信心”。

我國公眾對于國家“化危為機”底氣十足，主要源于民族凝聚力、獨特的制度優勢、完備工業體系、超大市場規模等多方面優勢

用辯證的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是危機并存、危中有機、危可轉機。調查顯示，當問及“您認為哪些因素是我國應對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時能夠‘化危為機’的底氣”時，“全國各族人民的凝聚力”（71.55%）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69.62%）是公眾認為化危為機最有“底氣”的兩個因素。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萬眾一心、同甘共苦的團結偉力。這次抗擊疫情的過程也讓公眾深信，舉國同心、同甘共苦，全國一盤棋、上下一條心將是抵御未來逆風逆水外部環境的重要保障。調查同時顯示，公眾認為“全球最完備、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58.41%）、“超大規模市場”（57.24%）、“人力資源豐富”（32.69%）是我國未來可以化危為機的堅實物質基礎。

“我國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等是公眾眼中決定我國未來能否有效應對新風險新挑戰的重要因素

新發展階段，我國面臨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哪些因素將會影響我國能否有效應對新危機新挑戰？調查顯示，超一半的公眾認為“我國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57.97%）、“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51.95%）是決定我國贏得優勢、贏得主動的兩個關鍵因素。同時，還有近一半的公眾認識到“國內大循環‘堵點’的打通”（49.28%）、“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促進”（49.46%）等影響新發展格局的因素是于變局中開新局的重要條件。此外，公眾認為“中美關系未來發展方向”（45.74%）、“國際合作競爭空間”（45.60%）等外部環境因素也不可忽視。

公眾認為城鄉發展、創新能力、民生保障、生態環境等多方面均存在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公眾對國家治理、對黨政干部治國理政提出了諸多新要求新期待

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調查顯示，超一半的公眾認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56.10%）、“創新能力還不能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51.30%）、“民生保障存在短板”（50.07%）等問題還比較集中。另外，公眾認為“社會治理還有弱項”（49.52%）、“生態環保問題突出”（48.70%）、“農業基礎還不穩固”（44.31%）等問題還未得到很好解決。

調查顯示，“進一步深化改革，拿出更大勇氣更多舉措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62.13%）、“做好應對風險挑戰的周全準備，把握好危與機的互變規律”（61.49%）、“通過制度建設破解發展障礙，將制度優勢轉變為治理效能”（57.51%）是新發展階段公眾對于國家治理現代化最為迫切的新要求。

另外，“增強危機意識、底線思維，決策要充分考慮到未來可能發生的極端情況”（54.49%）、“更新理念，不破不立，敢于擔當、敢于改革創新”（52.44%）、“不斷研究新情況，學習新知識，增強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領”（51.89%）、“廣開言路，傾聽市場主體聲音，善于激發全社會的參與熱情”（50.89%）是公眾對于黨政干部在新發展階段的迫切要求。同時，受訪公眾還期待黨政干部“從中長期的角度看待眼前問題，從持久戰的角度認識問題”（50.83%），“把握社會發展變化規律，提前布局，下好先手棋”（49.20%），“敢于開頂風船，善于轉危為機”（35.06%）。

當問及“新發展階段，您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哪些新期待”時，48.94%的受訪公眾選擇“加大改革力度，努力使一切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力量充分涌現”，期望通過堅持不懈的全面深化改革，激發發展新活力新動能。隨著我國邁入新發展階段，改革也面臨新的任務，必須拿出更大的勇氣、更多的舉措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

此外，公眾對于國家治理現代化在經濟、社會民生、科技發展等現實層面也提出了諸多新期待。在經濟生活領域，“解決國民經濟中房地產和金融行業占據資源過多問題，暢通實體經濟融資渠道”（56.01%）、“抓住高科技發展帶來的新機遇，推動形成新的消費亮點和經濟增長點”（51.16%）、“實現各類要素在‘省域’‘城市’‘城鄉’間自由流動”（46.41%）、“加快國內制度規則與國際接軌，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42.46%）、“加快制造業綠色轉型，挖掘綠色增長潛能”（33.83%）等是公眾的普遍期待。

社會生活領域，“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壯大中等收入群體”（55.11%）、“完善與我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公民消費意愿”（43.84%）、“提高農村、西部地區群體收入，實現土地的資本化收益”（41.21%）、“讓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和諧穩定創建在基層”（40.80%）是公眾的普遍期待。

在新技術方面，“進一步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掌握科技創新制高點”（49.43%）、“提前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推進新技術與重大基建深度融合”（43.31%）、“政府加快數字化轉型，實現科技支撐與社會治理的全面深度融合”（43.63%）是公眾的普遍期待。

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面對嚴峻復雜的形勢，我們要贏得優勢、贏得主動、贏得未來，就要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切實回應公眾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努力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

【執筆：人民智庫高級研究員 石晶】

責編：賀勝蘭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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