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疫情沖擊迫使企業停工停產,企業無法賺取利潤,只能靠自有資金和金融機構貸款等外部資金來維持基本運轉。而小企業因為各種原因很難得到外部資金,完全依賴自有資金。在自有資金非常有限的前提下,小企業很難渡過難關。當眾多小企業不得不退出市場時,不僅增加了勞動市場的就業壓力,降低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并進一步降低家庭的消費需求;而且會影響到產業鏈的整體復蘇,增加產業鏈的協調難度,給整個宏觀經濟的復蘇施加巨大的壓力。鑒于此,通過恰當的政策設計,幫助眾多小企業渡過難關,可能是當下政府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
【關鍵詞】小企業 疫情 政策支持 【中圖分類號】D601 【文獻標識碼】A
自2019年12月以來,新冠肺炎疫情來勢兇猛,牽動著每個人的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多次進行研究部署,全國上下形成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疫情防控工作的聯防聯控局面。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通過艱苦的努力,疫情得到了有效遏制。疫情帶來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諸多觀念,也改變了社會經濟生活的生態。首當其沖的是消費,疫情限制了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很多人不得不暫時中止工作居家自我隔離,導致收入來源缺失,收入水平下降,這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消費;同時疫情也降低了人們的消費頻率和消費內容,進一步導致宏觀消費水平的下降。疫情發生以來,中小企業的發展也受到了沖擊和影響。中小企業自身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復工復產中遇到的困難不少。貸款難、貸款貴,一直是中小企業融資的痛點。疫情之下,這一問題更加凸顯。減免租金稅收,降低融資成本,優化政府服務……一系列政策組合拳馳援,不少中小企業迎難而上、逆境突圍,為經濟恢復發展提供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疫情沖擊打到了小企業的七寸處
作為市場的供給者,企業購買生產要素,生產出產品和服務,然后向市場銷售,獲得收入。這個投入轉化成產出的過程很漫長,需要一定的時間。這些時間不僅僅體現在生產過程上,還體現在廠房、設備和人力資本等的獲取與配置上。企業復工,如同開辦一個新企業,需要足夠的時間。當生產受到負面沖擊時,恢復的時間就需要更長。時間對企業來說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
首先,企業在疫情沖擊的情況下不得不暫時停工停業,這就導致企業沒有收入來源。一方面,企業面臨短期虧損,之前購買或租賃生產要素發生的現金支出得不到彌補;另一方面,所購或租的生產要素無法轉化成產品和勞務,而已生產的半成品和成品無法銷售,這些導致企業的資金被占用。成本收不回來,資金繼續占用,企業的財務吃緊,如果沒有足夠的現金準備,就很可能發生資金鏈的斷裂。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企業停工的壓力越大,資金鏈斷裂的風險就越高,企業破產的概率也就越高。企業如何才能獲得維系生存的資金呢?對大企業來說,自有資金充裕,資產雄厚,能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源源不斷的貸款,在對抗疫情影響方面能做到從容不迫。而對大量的中小企業來說,特別是小企業,平時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就比較困難,更何況非常時期用來“續命”的貸款,更是難上加難。這就意味著在疫情沖擊下,大企業的生存概率遠大于中小企業,而小企業又是生存概率最低的那個群體。
其次,當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企業開始復工,又再一次面臨新的困境。一是疫情期間的停工導致企業只出不進,復工需要相應的資金支撐才能讓企業正常運轉,而企業此時正面臨資金緊張的困難,在資金緊缺的情況下,復工的進度就會受阻。二是企業是相互關聯的,一個企業的產品可能是另一個企業的投入品。疫情是系統性沖擊,所有企業都要面對疫情帶來的影響。這就帶來了一個復工難題,那就是終端企業會發現投入品供應不上,而中間企業會發現上游或者下游企業的復工節奏跟不上。在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上,只要一個環節出了差錯,就可能導致整個鏈條復工遲緩。這種產業鏈對復工難度的放大效應會帶來整體上復工的困難,這需要時間來慢慢調整。對大企業來說,如果出現產業鏈的協調問題,能等得起;而對中小企業來說,根本等不起。這就如同正等米下鍋,米一時半會來不了,這鍋自然也就只能擺放著。所以,看似小企業復工彈性最大,但實際上最困難,因為小企業面臨的資金約束最強,對抗產業鏈協調風險的能力最差。
最后,疫情改變了心態和預期。無論是勞動市場還是資本市場,都會根據疫情期間的信息來做出以后的決策。疫情期間有兩個顯而易見的特征事實,一是不同地區針對疫情的反應差異非常明顯,有些地區反應迅速,應對得體;而另一些地區則反映遲緩,應對差強人意。這種針對疫情反應的差異對生產要素來說就是一種信號,代表了不同地區治理水平的差異,這就會影響到勞動力和投資者對工作和投資環境的評價。反應快且應對得當的地區治理水平高,在未來吸引勞動力和資本方面就可能具有優勢。二是疫情改變了社會距離和社會交往的方式,人們開始重新評估網絡的積極作用,更多地利用網絡平臺實現工作和生活的目標。隨著社會距離的拉大,人們的生活方式必將隨之改變。過去愛扎堆的生活模式會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集中辦公的工作模式會得到改進。人們對網絡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人工智能有可能會飛躍式發展。在這些心態和預期的改變下,傳統生活和工作模式都將逐步演變,新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將逐步形成。這會促使企業的更新換代,老式企業會逐步減少,并終將被新式企業所替代。對那些在位企業來說,只有依靠創新和技術進步,才能適應這些變化趨勢。
由于疫情沖擊大幅度提升了小企業的破產風險,同時也大幅度增加了小企業的復工難度,當社會和市場的心態發生改變時,小企業很難在短時間內順勢改變,而未來新的小企業的成長需要漫長的時間,這就意味著假如沒有恰當的政策支持小企業的話,在疫情沖擊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可能會出現小企業的死亡率遠大于出生率的情形。這種結果不僅僅影響宏觀總產出和就業水平,更麻煩的是,這種情形的出現會帶來巨大的負外部性。第一,小企業一直是吸收勞動力的主力軍,一旦小企業的凈出生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持續下降,且為負,必然會導致勞動市場上的勞動需求持續下降。很多人因此找不到工作,也就沒有收入,從而進一步影響整個家庭的收入,對社會穩定性產生一定影響。第二,小企業死亡率的上升導致失業者沒有收入,從業者收入下降,相應的在宏觀上就會導致消費需求不旺,那么拉動居民消費需求就異常困難。第三,當小企業死亡率上升時,市場上產品和勞務的供給就會受到影響,進一步影響到整個產業鏈的穩定性,進一步加大產業鏈的協調難度。小企業死亡率上升帶來的這些負外部性讓宏觀經濟的復蘇之路面臨挑戰。
伸出助推之手,疏解小企業之困
疫情沖擊對不同的經濟體帶來的負面影響存在某些共性。首先,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不得不關閉停業,即便是暫時性的。暫時性停業意味著一段時間沒有收入,企業就只能靠自有資金維持日常支出。當自有資金不足時,這些企業就只能徹底關門。其次,企業停業帶來大量的勞動力暫時離開勞動市場,無法工作自然就沒有收入來源。這會帶來一系列的負外部性,從而影響到整體經濟的供求兩個方面。最后,小企業普遍面臨資金壓力,資金鏈緊張,大多數小企業都難以憑借自身的自有資金撐過數個月。這就意味著,無論是我國的小企業還是國外的小企業,如果沒有額外的資金注入,疫情過后,可能會迎來倒閉潮。
讓小企業活下來,是當務之急。這是因為小企業的存活關系到宏觀經濟的復蘇,關系到整個社會經濟的穩定。針對這些企業所面臨的壓力,直接的政策就是給企業減負,或者給企業輸血。減負就是降低企業的社保負擔和稅費負擔;輸血就是給企業針對性的補貼。這些方面很多地區已經開始實施相應的政策方案。比如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通過工資和租金補貼來給企業輸血;通過緩繳稅、減稅減費、降低社保費用等來減輕企業支出壓力。兩頭施策確保中小企業渡過難關,這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但在救助中小企業時,是采取市場導向的救助還是“一刀切”的救助?這個問題被淡化了。疫情沖擊之下,小企業普遍存活難,復工難。但這里面還存在結構性問題。一類企業是存活難、復工易、技術門檻低的輕資產行業。比如餐飲業和家政等服務業。這些企業疫情期間面臨需求的突然消失,以及特定時期的管制政策,只能暫時性的關閉營業場所。一旦疫情得到良好控制,需求恢復,這些企業很快就能復工。即便部分企業可能實在缺乏現金流無法生存,但新企業進入非常容易,何況部分企業的退出并不會影響整個行業和產業鏈,這類企業帶來的負外部性較小。一些企業通過發展線上業務,已經提前復工。針對這類企業,就不需要特定的救助,而是給予助推之手,即通過信息推送、程序簡化和用工培訓等方面的助推,來幫助這些企業快速復工。
第二類企業是存活難、復工難、技術門檻低的行業,也就是大量的傳統制造業企業。這些企業通常資產重,資金占用大,同時自身所在行業邊際利潤率低,現金流緊張。試圖通過自身現金流來維系日常支出已經比較困難,更何況還需要資產空置很長時間。這類企業的復工也存在難度。一來工人回崗需要時間,而且疫情改變預期,原先的工人未必愿意回到工廠上班,這就會導致勞動力緊缺。二來企業的產品和服務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環節,受制于上下游企業,屬于產業鏈上的弱小者,談判力弱。在復工期間,必然也是屬于風險轉嫁的對象。這就意味著這類企業即便開工,資金回籠的周期也會長于大企業。但這類企業又非常重要,因為是就業大戶,一旦出現大面積關閉,會給勞動市場帶來巨大的就業壓力,宏觀經濟復蘇的微觀基礎就無法夯實。針對這類企業,地方政府應該采取普惠政策,從輸血與減負兩端入手,盡可能保證其存活,直到這些企業恢復正常的生產循環。
第三類企業是存活易、復工易、但技術門檻高的輕資產行業,比如一些設計、游戲和在線教育等行業。這些企業所面臨的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并沒有消失,只要疫情得到控制,需求復蘇,企業可以迅速投入到生產中。甚至疫情期間這類行業反而需求上升,像在線教育、游戲等行業都是如此。這類企業由于技術門檻高,通常依賴核心技術人員,只要需求存在,這些技術人員就可以通過在線居家辦公的形式完成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針對這類企業,地方政府無需輸血,只需要通過適當減負,并改進當地的軟環境,就可以激勵這些企業進一步發展。
第四類企業是存活難、復工難、且技術門檻高的重資產行業,比如高新技術產品制造業。這類企業原本就屬于資本密集型企業,日常支出壓力大,雖然產品和服務的邊際利潤率高,但在疫情的沖擊下,不得不停工停業,資金無法回籠,自有資金很難維系企業的生存。復工時,這類企業由于規模小,雖然具有一定的談判力,但畢竟受制于客戶,資金的回籠周期在產業鏈中也處于劣勢。資金約束會導致這類企業復工非常困難,而技術門檻高會導致新企業進入也非常困難。這就意味著一旦這類企業關閉,所在行業和產業鏈就會在一定時期內受到嚴重影響,負外部性非常大,理應成為地方政府重點救助對象。針對這類企業就不僅僅是輸血減負,更重要地在于,地方政府還需要通過鼓勵產業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機構對這些企業直接投資,或者地方政府利用平臺成立產業基金,直接對這類企業進行投資,通過市場來實施救助。同時,做到制度建設,降低交易成本,并通過相應的系統性補貼措施,構建地方人才引進和培訓的“蓄水池”,為這些企業打造良好的人力資源平臺。
小企業難,難在“小”。規模小風險就大,抗負面沖擊的能力就弱。成本和現金流是兩大關鍵約束。成本可以通過輸血減負來有效降低,而現金流則很難通過外來資金來彌補。小企業的高風險特征很難受到傳統商業銀行的青睞,只能通過金融市場來打通直接與間接融資的渠道,為這些企業提供好的市場環境。市場導向的救助才是根本,不能搞“一刀切”似的行政式救助。疫情沖擊會導致稅基虛弱,財力有限,普惠制救助無法真正有效實現經濟復蘇。不如結合產業升級和創新,重點救助身處困境的高新技術企業和傳統制造業,讓其存活。同時,加快地方的市場化建設,通過完善的市場和治理現代化來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穩定預期。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Bartik, Alexander W., Marianne Bertrand, Zoë B. Cullen, Edward L. Glaeser, Michael Luca, and Christopher T. Stanton, 2020, “How Are Small Businesses Adjusting to COVID-19? Early Evidence from a Survey”,NBER Working Paper No. 26989.
②李輝文、金泉等:《疫情沖擊下的中小微民營企業:困境、對策與希望》,澎湃新聞,2020年2月19日。
責編/潘麗莉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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