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聯酋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并將建立正式外交關系，是中東地區長期變化趨勢的一個代表性事件。中東地區國家間關系有三個比較突出的變化趨勢，一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沖突持續弱化，二是遜尼派國家和什葉派國家的對抗持續上升，三是圍繞反對和支持穆兄會的斗爭日益明顯，這三個關系趨勢都導向以色列地緣政治環境的實質改善。越來越多的遜尼派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將是大概率事件，傳統意義上的阿以沖突將逐漸成為歷史。

【關鍵詞】阿以關系 以色列 遜尼派國家 什葉派國家 穆兄會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8月13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阿聯酋阿布扎比王儲默罕默德·本·扎耶德通過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的形式，宣布以色列和阿聯酋全面實現關系正常化，阿聯酋因此成為與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的第三個阿拉伯國家（前兩個國家分別是埃及和約旦）。這一消息在國際社會引起巨大反響。有輿論指出，阿以建交是影響中東局勢的一顆“重磅炸彈”，必將開創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和平的新紀元。還有觀點認為，阿以建交將深刻改變中東地區的政治版圖。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阿以建交并不是一個突然發生的、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事件，而是中東地區國家間關系長期變化趨勢的體現。

中東國家間關系變化趨勢之一：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沖突持續弱化

自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正式建國和阿拉伯國家開始全面干預以色列以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矛盾一直是中東地區的主要矛盾之一。但是，隨著阿拉伯國家在幾次中東戰爭中失利，尤其在1979年3月埃及與以色列媾和并結束戰爭狀態以后，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矛盾開始蛻變為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矛盾。阿拉伯國家從沖突的第一線撤出，改由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為代表的巴勒斯坦勢力直接與以色列對抗，其他阿拉伯國家向巴勒斯坦提供道義支持和經濟、軍事等援助。這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發生的第一次重大變化。事實證明，這一變化具有趨勢性，雙方的沖突整體上趨于弱化，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認可度逐漸增加。約旦、阿聯酋先后跟以色列媾和，都是這一長期變化趨勢的具體表現。

2011年“阿拉伯之春”運動爆發后，這一變化趨勢進一步向縱深發展。起源于埃及并遍及中東各地的伊斯蘭宗教政治組織“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穆兄會”），無意中成為這一變化的催化劑。穆兄會順應形勢發展，放棄對壟斷世襲權力的支持，接受“民主選舉”和“政黨政治”等現代西方理念，在埃及組建了“自由與正義黨”，角逐穆巴拉克下臺后的埃及總統大選，其黨主席穆爾西贏得大選并于2012年6月上臺執政。但是，穆兄會的政治轉向令中東王權國家感受到了巨大威脅，沙特阿拉伯（以下簡稱“沙特”）、阿聯酋、巴林等國的王室擔心穆兄會向他們的國家輸出憲政革命，鼓動穆兄會在本國的支持者推翻其王權統治，于是積極謀求推翻埃及的穆兄會政權。與此同時，以色列也擔心，具有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色彩的穆兄會利用在埃及執政的優勢，支持其在巴勒斯坦的分支哈馬斯，加強與以色列的對抗。所以，以色列也不希望穆兄會繼續在埃及掌權。沙特、阿聯酋、巴林與以色列基于共同的利益秘密聯手，扶持埃及國防部長塞西推翻了穆爾西政府，并把穆兄會打成“恐怖組織”，穆兄會的一些骨干成員逃到卡塔爾和土耳其等國避難。這一事件成為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的第二次重大變化，即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不僅對抗性減弱、相互認可度提高，還進行了基于共同利益的重要合作，盡管這些合作是高度保密的。事實證明，這種合作也具有趨勢性，雙方合作范圍不斷擴大、合作深度不斷增加。其實，在阿聯酋宣布與以色列實現全面和平之前，這種秘密合作已進行多年。

從歷史的長周期來看，盡管當年很多阿拉伯國家公開批評埃及和約旦跟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盡管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合作只能在暗中進行，盡管現在阿聯酋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仍然遭到一些阿拉伯國家的公開反對，但是，這都不妨礙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國家逐漸放棄與以色列對抗、開始接受以色列、悄悄加大與以色列的合作力度，并逐步疏遠巴勒斯坦的抵抗勢力（包括哈馬斯、巴解組織及其他巴勒斯坦圣戰組織等）。其中，埃及、約旦、沙特、阿聯酋、巴林、阿曼等遜尼派阿拉伯國家，是跟以色列走得較近的國家。所以，無論是今天的阿聯酋，還是未來的沙特、巴林或者阿曼，誰跟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我們都不應感到意外。

中東國家間關系變化趨勢之二：遜尼派國家和什葉派國家的對抗持續上升

在中東歷史上，一直存在著一對重大矛盾，即遜尼派國家和什葉派國家之間的競爭和沖突。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矛盾不斷發酵，雙方的對抗性持續上升。

1979年3月，埃及在高舉阿拉伯大旗跟以色列進行多次大規模戰爭以后，終于決定停戰，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在埃及總統薩達特決定跟以色列媾和的前一個月，即1979年2月，什葉派宗教領袖霍梅尼發動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建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隨后，伊朗開始向周圍的遜尼派阿拉伯國家輸出什葉派伊斯蘭革命，即希望通過什葉派的武裝斗爭，實現什葉派在遜尼派掌權的國家執政。伊朗的這一做法與沙特等遜尼派國家在世界各地進行的瓦哈比主義輸出迎頭相撞，產生了許多矛盾和沖突。第一個重大沖突發生在伊朗與伊拉克之間，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屬于少數遜尼派人口統治多數什葉派人口的情形，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伊拉克的什葉派聚居區組建反政府武裝，引起了薩達姆政權的激烈反應，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由此爆發。大約從這一刻起，包括埃及在內的幾乎所有遜尼派國家都開始感覺到，他們與以伊朗為代表的什葉派國家的對抗更趨嚴重，有必要盡快從與以色列的對抗中抽身，認真對付來自伊朗的威脅。

但是，伊朗的革命輸出行動沒有因此退縮，他們專門成立了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海外行動辦公室，負責統一籌建、協調和組織國外什葉派武裝勢力。后來，這一辦公室升格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外分支“圣城旅”，并在蘇萊曼尼將軍的領導下發展成為龐大的海外軍事政治組織網絡，直接接受伊朗最高宗教領袖的領導。薩達姆政權被美國推翻后，伊朗在伊拉克的革命輸出獲得了巨大發展機會，他們建立了以“人民動員力量”（PMF）為政治平臺的什葉派民兵組織網絡，成為伊拉克境內親近伊朗的強大軍事政治力量，并在伊拉克議會中擁有自己的代言人。伊朗在黎巴嫩的經營收獲也很大，他們最先扶持了什葉派組織阿邁勒運動（Harakah Al-Amal)。隨后，在霍梅尼的直接關心下，這一運動組織的部分骨干成員重組為凝聚力更強的政治軍事組織真主黨（Hezbollah）。現在，真主黨已成為黎巴嫩議會影響最大的政治勢力之一，對黎巴嫩政局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巴勒斯坦，伊朗通過支持哈馬斯擴大自己的影響力，近年來，哈馬斯對以色列戰斗能力的提升，離不開伊朗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在也門，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成功推翻了沙特等國支持的哈迪政權，占領了也門首都薩那，并有能力對沙特本土進行襲擾。在埃及、沙特、阿聯酋和巴林等國，伊朗也做過不少努力，但在這些國家的高度警惕和嚴厲打擊下，伊朗扶持的什葉派勢力沒有形成氣候，伊朗派去的骨干成員也多被逮捕甚至處決。

總之，自從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以來，遜尼派國家和什葉派國家的矛盾迅速上升為中東地區的重要矛盾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些國家的對外決策。以沙特和阿聯酋為首的遜尼派國家（卡塔爾和土耳其除外），組織起一個聯合對抗和遏制伊朗“擴張主義”的統一陣線，并先后發起在敘利亞對付巴沙爾政權（后來有所轉向）、在也門對付胡塞武裝的軍事行動，但效果均不理想。為了增強對抗伊朗的力量，沙特等國不斷利用美國和以色列跟伊朗的矛盾，借用他們的力量打擊伊朗，成效顯著。阿聯酋和以色列建交將會進一步壯大以沙特和阿聯酋為首的反伊朗戰線的力量，掌握對伊朗斗爭的主動權。

中東國家間關系變化趨勢之三：圍繞支持和反對穆兄會的斗爭日趨激烈

如前文所述，自從埃及穆兄會放棄支持壟斷世襲權力、接受民主選舉和政黨政治并贏得埃及大選以來，沙特、阿聯酋等王權國家就感受到了來自穆兄會的威脅，他們暗中聯合起來，支持埃及軍方推翻穆爾西民選政府，并將穆兄會打上“恐怖主義”的標簽，企圖徹底鏟除這一潛在威脅。從此以后，埃及、沙特、阿聯酋、巴林等國，還有敘利亞的巴沙爾政權和利比亞的哈夫塔爾武裝，成了反對穆兄會勢力的聯盟；而土耳其、卡塔爾、伊朗以及利比亞的民族團結政府等，則成為穆兄會的支持者。兩派勢力之間的對立和沖突，成為中東地區又一條矛盾主線。

在這一矛盾驅動下，沙特、阿聯酋和埃及等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導演了對敘利亞政策的大逆轉。在敘利亞內戰之初，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大都采取支持敘利亞反政府武裝（以遜尼派為主）、打擊巴沙爾什葉派政權的政策，并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幫助下，制定了介入敘利亞內戰的行動計劃。到2014年，這些計劃初見成效，巴沙爾政權逐漸難以為繼。但是，局勢隨后發生巨變。2015年初，默罕默德·本·薩勒曼出任沙特國防大臣兼王宮辦公廳主任，與阿聯酋和埃及等國形成了優先打擊穆兄會以確保本國政權安全的共識。隨后，沙特、阿聯酋、埃及、巴林等國果斷撤銷了對敘利亞境內反政府武裝的支持，轉而幫助他們曾經激烈反對的巴沙爾政權，以集中精力清除敘利亞境內的穆兄會勢力，這為命懸一線的巴沙爾政權贏得了生機。

同樣在打擊穆兄會勢力的考慮下，沙特、阿聯酋、巴林等海灣王權國家，連同他們的反穆兄會同盟埃及塞西政府，于2017年6月導演了轟轟烈烈的“斷交事件”：他們集體指責卡塔爾支持“恐怖主義”（實際上是支持穆兄會），破壞地區安全局勢，并宣布與卡塔爾斷絕外交關系，造成中東地區近年來最嚴重的外交危機。沙特、阿聯酋、埃及、巴林四國隨后對卡塔爾進行海陸空全面封鎖，甚至一度計劃軍事入侵卡塔爾，以逼迫卡塔爾放棄對穆兄會的庇護和支持。卡塔爾在第一時間邀請土耳其軍隊入境，并爭取到美國的支持，阻止了沙特等國的軍事入侵計劃。這一斷交和封鎖事件至今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卡塔爾也始終沒有放棄對政治現代化的追求，沒有放棄對擁抱現代政治的穆兄會的保護和支持，沙特、阿聯酋、埃及和巴林四國對卡塔爾的憤怒和封鎖也一直沒有得到徹底化解和解除。

在利比亞，一方面，埃及、阿聯酋、沙特等國堅決支持反對穆兄會的哈夫塔爾“國民軍”，阻止親穆兄會的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控制利比亞。埃及塞西政府甚至為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劃出“紅線”：一旦其軍隊越過蘇爾特—朱夫拉一線，埃及就會進行軍事干預。埃及的用意很明確，利比亞和埃及之間必須劃出一塊盡量大的“安全區域”，以隔離穆兄會勢力。當然，最好能徹底消滅利比亞的穆兄會勢力，以免有朝一日他們重新崛起后對自己算總賬。阿聯酋和沙特堅決支持埃及的立場，并向哈夫塔爾“國民軍”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另一方面，土耳其和卡塔爾支持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堅決打擊哈夫塔爾“國民軍”，他們從首都的黎波里開始絕地反擊，一路打到利比亞中部海濱城市蘇爾特的西部郊區，并在由北至南的蘇爾特—朱夫拉一線與哈夫塔爾“國民軍”形成對峙，互不相讓。

總之，自2012年以來，埃及、阿聯酋、沙特、巴林等國已跟穆兄會水火不容，他們與支持穆兄會的土耳其、卡塔爾、伊朗等國的矛盾也會繼續發展下去。這一趨勢成為營造中東政治格局的又一個重要因素。從這一視角來看，阿以建交也有合作打擊穆兄會的政治考慮。

以色列與多數遜尼派國家存在多重共同戰略利益，三大變化趨勢均導向以色列地緣政治環境的實質性改善

第一個關系趨勢，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沖突持續弱化。越來越多的中東國家（主要是遜尼派國家）不愿繼續跟以色列進行無謂的對抗和沖突，他們逐漸從拒絕以色列、消滅以色列轉向接受以色列、與以色列和平共處甚至互相合作。在這些國家看來，巴勒斯坦的建國事業已不是“我們的”事業，而是“他們的”即巴勒斯坦人的事業。這一事業不再與這些國家休戚相關，反而成為他們的負擔和累贅。所以，這些國家對巴勒斯坦的支持逐漸從行動上轉到口頭上，有時候連口頭上的支持也比較吝嗇，對巴勒斯坦的援助也越來越少，并且往往口惠而實不至。這樣，長期處于以色列占領和控制之下的巴勒斯坦越來越勢單力薄，距離其建國目標也越來越遙遠。與此相對，以色列周邊來自這些遜尼派阿拉伯國家的安全威脅基本消除，地緣安全環境大幅改善。

第二個關系趨勢，遜尼派國家和什葉派國家的對抗持續上升。主要體現為沙特、阿聯酋等國與伊朗的矛盾和沖突加劇，而這一矛盾恰好與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矛盾同頻，也與美國和伊朗之間的矛盾同頻。以色列因為伊朗伊斯蘭革命政權長期堅持反猶主義立場而將其視為自己的死敵，多年來堅持利用一切機會削弱伊朗。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以色列頻繁越境進入敘利亞，轟炸伊朗的軍事目標。伊朗損失較大，也對以色列進行過反擊，但總體上看，伊朗反擊的規模不大、效果不佳。據媒體報道，以色列還多次潛入伊朗境內進行破壞活動，毀壞伊朗的重要核設施。兩國之間的網絡戰也持續進行，以色列的農業灌溉系統、伊朗的貨運碼頭都因此被破壞過。美國政府也因伊朗伊斯蘭革命政權的反美立場而長期與其關系緊張，美國因為伊朗的核計劃而對其進行長期制裁。奧巴馬政府后期，美國與伊朗簽署了核協議，希望通過放松制裁換取伊朗主動放棄核計劃。但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后，單方面撕毀核協議，重啟對伊朗的極限施壓和頂格制裁，美伊關系迅速惡化。基于對付伊朗的共同戰略利益，美國引導沙特和阿聯酋等遜尼派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聯合組成反對伊朗的統一陣線，俗稱中東版的“小北約”。盡管這一統一陣線一直沒能完全建成（埃及甚至公開宣布撤出），但相關國家在幕后的協調合作早已秘密進行。這無疑擴大了以色列的合作陣營，改善了以色列的地緣安全環境，同時也增加了沙特、阿聯酋等國對抗伊朗的底氣。

第三個關系趨勢，中東國家圍繞支持和反對穆兄會形成了對立的兩派，具體體現為埃及、阿聯酋、沙特等國及其代理人與土耳其、卡塔爾、伊朗等國及其代理人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以色列一直對穆兄會保持高度警惕，對穆兄會在巴勒斯坦的分支哈馬斯保持高壓態勢，并嚴密防范穆兄會對哈馬斯的援助和支持。多個消息源顯示，以色列摩薩德在埃及軍方推翻穆兄會政權方面出力不少。盡管以色列政府一度公開否認參與這一政變事件，但不可否認的是，埃及軍方推翻穆兄會政權上臺執政后，以色列極力勸說美國不要制裁埃及軍政權，強調埃及處在“過渡期”，秩序比民主更加重要。至少部分出于這一原因（另一原因可能是美國也對穆兄會不信任），美國政府面對埃及軍方政變，僅僅象征性地撤銷了美埃聯合軍事演習計劃，口頭譴責了埃及軍事當局的武力清場行為，并沒有停止每年對埃及軍方13億美元的援助。由此可見，在打壓穆兄會方面，以色列與阿聯酋、沙特以及軍方執政的埃及等遜尼派阿拉伯勢力具有共同利益，并暗中進行戰略合作。這有利于改善以色列與多數遜尼派國家的關系，大大減輕以色列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壓力。

中東地區未來的矛盾沖突將向多中心化發展

如果說以前的中東問題以巴以沖突為核心，那么，未來的中東問題將不再局限于巴以沖突，而是擴散為多中心化，或曰去中心化。這一局勢不是從阿聯酋與以色列建交才開始的，而是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和埃及與以色列媾和之時就已露出端倪。

第一個重要沖突點，是以沙特和阿聯酋為代表的遜尼派國家聯合以色列，與以伊朗為代表的什葉派勢力，如敘利亞的巴沙爾政權、黎巴嫩的真主黨、也門的胡塞武裝等，進行全面較量。第二個重要沖突點，是以埃及、阿聯酋、沙特、以色列等為代表的反穆兄會國家，與以土耳其、卡塔爾、伊朗等國為代表的挺穆兄會國家，在利比亞、巴勒斯坦等地進行較量。利比亞內戰國際化的趨勢與這一較量息息相關，值得關注。第三個重要沖突點，是巴基斯坦與以色列之間的矛盾，但中東國家尤其是多數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對其興趣和關注度會持續降低，巴勒斯坦的能量會繼續削弱，以色列將在與巴勒斯坦的對抗中繼續占有壓倒性優勢，巴勒斯坦建國的前景很不樂觀。

總之，由于許多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已經逐漸接受了以色列，并與其展開實質性合作，各國在應對“伊朗威脅”和反對穆兄會等方面具有大量共同利益，所以，彼此合作是大勢所趨。加之美國從中撮合，越來越多的遜尼派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將是大概率事件，傳統意義上的阿以沖突將逐漸成為歷史。與此相適應，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生存壓力大大緩解，安全環境持續改善。

（作者為外交學院教授、中東研究中心主任）

責編/刁娜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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