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既不同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自力更生為主的內循環發展模式，也不同于改革開放以來“兩頭在外”的“雙循環”發展模式，既不是走封閉僵化之路，也不是縮小對外開放的大門。領導干部要抓住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和樞紐來正確認識新發展格局，并在工作中更多關注國內市場，將生產和消費的內循環作為重點，更加關注科技、教育、人才和“三農”等發展的短板領域，更加注重營商環境改善和政府服務水平的提升。

【關鍵詞】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 領導干部 【中圖分類號】D25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5月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5月23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全國政協委員時再次指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黨中央在當前國內外環境發生顯著變化的大背景下,為我國經濟發展作出的新的決策部署。10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提高解決實際問題能力是應對當前復雜形勢、完成艱巨任務的迫切需要，也是年輕干部成長的必然要求。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解決的問題會越來越多樣、越來越復雜，領導干部作為干事創業的帶頭人，該如何作為，顯得尤為關鍵。

厘清錯誤認識和不當判斷，正確認識“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一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既不同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自力更生為主的內循環發展模式，也不同于改革開放以來“兩頭在外”的“雙循環”發展模式。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內循環”模式是在當時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冷戰”思維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的全方面封鎖，加上我們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要鞏固自己的政權而采取的一種發展模式。而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我國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采取了國際國內“雙循環”發展的“雙輪驅動”模式，利用開放開啟市場化的改革，利用國內市場化改革推進進一步的對外開放。當前，我國提出的以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在全球疫情蔓延、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世界經濟模式重構，中國經濟關系中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受阻，為了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梗阻問題，為了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而構建的一種新發展格局，這種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點在于暢通國內的經濟循環。同時，要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是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點上，中國經濟新發展階段下的發展戰略選擇。

二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既不是走封閉僵化之路，也不是縮小對外開放的大門。黨中央提出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在經濟發展新階段背景下的產物，其主要目的在于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主要特征在于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就需要在新發展理念的引導下，走創新驅動發展之路，走全面深化改革不停步之路。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科技創新這個短板需要補上，核心技術買不來，只能靠自己，就這個意義而言，暢通國民經濟大循環作為重點，自力更生搞科技創新是當務之急。但是，我們不能錯誤地認為由于疫情原因，經濟全球化受阻，中國開放的大門可以開得小一點，也不能盲目的判斷，由于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幾個國家對中國的經濟、貿易、技術等方面的干預和打壓，中國就要退回到冷戰時期形成兩邊對立。當今世界是多元化的，合作是多方面的，中國經濟已經融入到全球化進程之中，我國經濟發展更加需要國際分工帶來的好處和便利，我們開放的大門將會越來越大，一個開放、包容的中國才能更好地在世界立足，一個互利共贏的時代也離不開中國的參與。

三是要抓住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和樞紐來判斷新發展格局。黨的十九大作出的一個重大判斷就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我們認識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樞紐”。要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來認識經濟社會發展的格局，著力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一些短板突出的領域，例如科技、教育、醫療、收入差別、國企改革等問題，只有重點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提出有效的發展格局與發展戰略。如果離開了社會主要矛盾而去認識新發展格局，必然會產生誤判和偏離。

新發展格局，是順應我國發展新階段、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

2020年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第一次將“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理論”列入改革開放以來“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系列理論之一。這是黨中央順應時代要求所作出的戰略深化和戰略再定位，是我國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解決新時期面臨的各種中長期問題的重要戰略舉措。

新發展格局是基于新時代中國順應當前國內國際形勢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而做出的一個重要戰略決擇。從國際形勢來看，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地位的提升，在科技、文化、軍事和外交等各方面的全面發展，使得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對華采取打壓舉措，特別是在科技領域的“卡脖子”難題方面。這表明在今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逆全球化、民族主義、單邊主義將會成為一種常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有待重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和蔓延是這次發展戰略調整的導火線。由于疫情的暴發和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遭受重創，經濟全球化和產業供需體系受到極大打擊，各國在思考未來發展的同時不得不重新思考新的發展模式，而外循環的發展模式受到挑戰，也面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甚至危及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生存與發展。因此，“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成為一種新選擇。

從國內形勢來看，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鮮明特征。新矛盾、新問題、新任務的產生，意味著過去的發展戰略和模式需要重新定位和調整。首先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舊動能轉換，從投資驅動、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從最初的主要依靠低成本的勞動力、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長，依靠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模式來發展經濟已動力不足，當前經濟增長要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驅動，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變，人力成本優勢不在，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

其次，內需消費驅動力明顯。近幾年來，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平均超過60%。14億多人口，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3萬元，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中國的內需和消費日益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堅實保障，消費升級將帶來產業升級，醫療、文化教育、旅游、信息消費等第三產業和新興經濟領域的發展，將日益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和經濟發展，也為世界經濟發展帶來機遇。

再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使我們更加認識到解決矛盾的關鍵在于解決中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鄉村振興和城鄉一體化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機遇，2019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0.60%，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4.38%，城鄉居民的收入相差2.8倍左右，城鄉之間的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領域實際差別更大。未來農業人口市民化、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機會。此外，產能過剩、有效供給不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然是我國發展過程中的長期任務。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平衡等結構性問題，使我們的工作目標更加聚焦，方向更加明確，經濟發展要更加依靠自身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內循環來推動。

最后，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目前中國外向型發展戰略轉型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是外貿依存度從2006年的63%下降到2019年的33%，下降了30多個百分點；二是貿易順差從最高的9.7%下降到今年以來的2%-3%；三是加工貿易比重大幅度下降，勞動密集型產品占比大幅度下降、出口國集中度大幅度下降等，這些都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兩頭在外”的“雙循環”經濟發展格局已經不適應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的科學判斷和正確戰略抉擇。

“雙循環”亟需領導干部“大作為”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亟需各級領導干部“大作為”，可在如下領域更加有所作為、真抓實干。

第一，更多關注國內市場，將生產和消費的內循環作為工作的重點。

暢通國民經濟的大循環是我們未來經濟發展的著力點。無論生產還是消費，中國都是世界大國。中國早在2010年就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中國制造了近三分之一的世界商品，2018年中國占全球制造業產出的28%。中國也是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2019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411649億元人民幣，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57.8%。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續提升，脫貧攻堅戰的即將勝利，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中國居民消費將會成為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來源。領導干部要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為出發點，立足現實與國內經濟發展來開展工作。

當今社會，雖然生產和消費早已是全球化發展，但具體到每個國家和地區而言，其全球化的程度和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國深度融入到世界發展之中，世界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也離不開中國。2019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1.54萬億元人民幣，約占2019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3%，其中，出口17.23萬億元，進口14.31萬億元，貿易順差2.92萬億元。進出口凈額約占GDP的3%左右，比重已經不大。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選取了貿易、技術和資本三個重點維度，對中國與世界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度進行了分析，發現中國對世界的依存度近年來有所下降。結果顯示，2000-2017年間，世界經濟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在貿易、技術和資本方面均有所提升，綜合依存度指數從0.4逐步增長到1.2。而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指數則在2007年達到最高點0.9，到2017年則下降為0.6。中國對世界的依存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的重點已逐步轉回國內消費市場。中國內需的增長以及國內價值鏈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近期全球范圍內貿易強度的下降。中國正在消費更多其生產的產品。這些顯著變化不但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重點，也將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經濟彼此依存的態勢。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將更多依靠本國的內循環來構建經濟發展新格局，并不意味著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終結，事實上，中國與世界仍有很大的融合空間。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分別從貿易、企業、資本、人員、技術、數據、環境影響和文化八個維度，對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進行了分析，詳見表1。

第二，將工作重點放在發展的短板上，更加關注科技、教育、人才和“三農”等領域。

中國是經濟大國，但還不是經濟強國，更不是科技強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還受到很多短板制約。領導干部應在補短板上下功夫。中國經濟要實現騰飛，要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必須補足科技這個短板。不僅要加大科研投入的力度，還要研究如何建設良好的體制機制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讓更多的科研人員投身到研發創新活動中去，使科技工作者擁有科技路徑的選擇權，知識產權的分享權。促進科研成果不斷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就要營造良好的商業環境和氛圍，例如營造天使投資、創業投資活躍進入機制，建立各種股權、股票期權的激勵機制，打造多層次資本市場退出平臺機制等。領導干部要在科技投融資新體制的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科技強國而努力。

科技創新在于人才，人才培養在于教育，領導干部要高度重視人才培養和教育事業。如何讓有限的教育資源優勢為人民所共享，是需要關注和努力的方向。首先，要落實九年制義務教育，讓每一個適齡兒童都有學上。其次，不斷提高教師待遇，營造良好教學環境和氛圍，使尊師重教蔚然成風。此外，通過新基建的建設，開辟網絡課程、在線教育、視頻會議論壇等線上教育新渠道，將教育資源為更多人所共享，為人才培養奠定扎實基礎。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的發展壯大離不開農業現代化。中國的城鎮化率雖然已經超過60%，但是中國的城鄉差別依然巨大，農村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務依然處于低水平。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重點關注“三農”領域存在的短板。以“三農”發展存在的現實問題為導向，實施鄉村振興的成效、農業現代化水平等將直接考驗領導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也將直接影響“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成敗。

第三，更加注重營商環境改善和政府服務水平的提升。

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在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何激發企業市場主體的活力和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從而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提升政府服務的水平，將是地方領導干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個地方的營商環境其實就是企業主體的生存環境，在環境惡劣的地方，企業是無法生存的，更談不上長成參天大樹。地區的營商環境涉及到工商、稅務、法律、安檢、環保、金融以及文化等各個方面，營商環境的好壞與政府職能轉變程度和服務水平是否提高有著直接關系。因此，領導干部要做好政府服務工作，提升政府管理水平和效率，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有效政府的服務模式，創新治理方式，將原來政府錯位、越位和缺位的工作全方位的歸位和補位，將市場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工作交給市場調節，把政府該承擔的工作做到位。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之一。中國新發展格局，對領導干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領導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體現在經濟領域就是駕馭市場的能力，如何更好地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如何充分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如何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如何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都要求領導干部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推進治理體系現代化，使我們黨的執政效率、執政能力進一步提升，以更高水平構建新發展格局。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經濟學教授、副院長，北京大學中國民營企業研究所所長）

【注：本文系教育部課題“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研究”（項目編號：19JD710002）階段性成果】

責編/常妍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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