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內卷化”本是社會科學界借以討論小農經濟理論和社會轉型問題的術語，近年來在學術界乃至在網絡上出現了被濫用的傾向。各類濫用“內卷化”概念的文章基本未能構建一個完整的理論解釋，不僅不利于學術研究的推進，而且對輿論生態產生了微妙的影響，其背后原因在于社會各界對現實狀況的焦慮。對此應加以反思，以激發這一概念真正的生命力。

【關鍵詞】內卷化 小農經濟 互聯網 邊際遞減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內卷化”（involution），或譯為“過密化”，是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術語。它源自于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茨的著作《農業過密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在中文世界中，由于歷史學家黃宗智和杜贊奇運用這一概念對中國近代社會變遷作出了別出心裁的解釋而為史學界所熟知，并引起了社會學界、經濟學界的濃烈興趣。近年來，“內卷化”的概念突然四面開花，無論在社交網絡、自媒體還是在學術論文中都不難看到它的身影，幾乎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中都有人用它來解釋問題，出現了被濫用的傾向。

作為小農經濟理論的“內卷化”

內卷化——involution，其詞根involute作為形容詞有錯綜復雜的、像葉片向內卷一樣的意思，作為動詞則有內卷、內旋、消退等含義。一般認為，我們今天所關注的內卷化理論主要源自吉爾茨的著作及黃宗智等人對其的闡釋與運用。上世紀三十年代，吉爾茨在研究印尼爪哇地區時發現，由于當地的農業無法向外延伸擴展，導致勞動力只能不斷投入到產量有限的水稻生產中去。這就是吉爾茨所說的“農業內卷化”。

這一場景與近代中國有頗為相似的地方。不少學者認為，十八世紀以來的中國陷入了一個停滯的怪圈，出現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現象。圍繞這一現象，學者提出了許多問題并作了相應的理論解釋，例如“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大分流問題”“李約瑟之問”等等。黃宗智便是試圖借用“內卷化”這一概念來作出屬于他的回答。

黃宗智在他的兩部作品《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提出，在巨大的人口壓力下，中國農民通過生產的集約化獲得家庭年收入的總量增長。但是這種增長是通過更充分利用家庭勞動力，“以單位工作日的報酬遞減為代價而實現的”，他將之稱為“無發展的增長”或“內卷型增長”。

黃宗智還論證了為什么商品經濟不能與資本主義以及現代化劃等號。因為在上述情況下，農民可能選擇在高商品化的農產品中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以犧牲單位勞動日生產效率的代價換取年總產值的提高。而這種“總產值及其成長率再高也是假的”，事實上來自于急劇下降的邊際報酬的積累，大多數農民始終“在僅敷糊口的生存線邊沿生活”。由此他提出，要跳出這種“內卷型增長”，必須致力于提高每勞動日生產率，使得極少數的人來解決大多數人的吃飯問題成為可能，從而將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勞動力解放出來，進入現代化的生產體系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高度評價改革開放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所起的突出作用，認為它造就了“具有長期的最大意義的農村變化”。

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黃宗智用了“去內卷化”這一術語來描述中國小農經濟在最近幾十年的演變過程，并由此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可能為之提供其所沒有想到的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以外的至為具體可行的，更為公平和更具有崇高道德理念的第三條道路的具體模式”。不過，他的這一觀點和“去內卷化”的術語卻并未在學術界之外引發關注。

作為國家政權建設理論的“內卷化”

“內卷化”很快展現出其旺盛的學術生命力。黃宗智之后，印度裔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成為“內卷化”在中文學術圈流行的又一關鍵人物。他在其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書中提出了“國家政權的內卷化”這一概念，第一次把“內卷化”這一概念延伸到社會政治領域。與黃宗智類似的是，他同樣關注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所不同的是，他探究的是自晚清以降的國家政權建設過程，重點關注了政權從民間（在近代中國則主要指廣袤的農村）攫取資源的能力。

杜贊奇認為，傳統中國華北鄉村的權力關系可以用“權力的文化網絡”（culture nexus of power）這一概念來解釋：它“包括不斷相互交錯影響作用的等級組織和非正式相互關系網”，它對普通民眾而言具有一定的保護性。他引入了“保護型經紀”和“營利型經紀”兩個概念。“保護型經紀”指更多代表村社利益的、替國家征稅的組織或個人；而“營利型經紀”獲得了國家委托的征稅權力后，借機中飽私囊。杜贊奇指出，晚清政府和民國政府試圖以“營利型經紀”替代“保護型經紀”，希望從中能征取更多資源，以完成現代化建設，但這種通過破壞文化網絡以控制鄉村社會的企圖是注定要失敗的。杜贊奇將這種失敗歸因為“國家政權的內卷化”：“國家機構不是靠提高舊有或新增機構的效益，而是靠復制或擴大舊有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如中國舊有的營利型經紀體制——來擴大其行政職能”。

在杜贊奇的描述下，晚清民國政權內卷化表現為“國家財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隨著非正式機構收入的增加，而國家對這些機構缺乏控制力”。換言之，內卷化的國家政權“無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機構從而取締非正式機構的貪污中飽——后者正是國家政權對鄉村社會增加榨取的必然結果”。這使得晚清民國的中央政府從來無法真正建立在基層的統治，而“營利型經紀”最典型的代表“土豪劣紳”則橫行于鄉里。杜贊奇指出，“國家政權的擴張應該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礎上”。據此，他認為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國家政權“內卷化”擴張的終結。他認為，新中國成立后稅收之所以能夠大幅度增加，很大原因在于它大批裁減了營利型國家經紀，而“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它從基層開始建立了與國家政權相聯結的各級組織”，即重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權力網絡。在他看來，新中國初期完成了近代中國所有政權所未完成的國家政權建設任務。這無疑是新中國成立的重大歷史意義。

被誤用和濫用的“內卷化”

黃宗智和杜贊奇的研究發表后，很快引起學界的關注，特別是以其著作中文版發表為標志，在世紀之交引發一場大討論。有學者認為中國近代農業增長的速度超過了人口增長的速度，有學者認為很難區分人口壓力推動的商品化和資本主義邏輯的商品化之間的區別，等等。一些學者則提出“制度內卷”等理論。

不過當年的爭論中鮮有針對“內卷化”這個概念本身進行辨析。雖然學術界尚未對“內卷化”的定義形成清晰的共識，但它卻像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一樣廣泛出現在各類論文中。以“內卷化”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可以發現近年來發文量不斷增加，而2018年來增長之勢尤為迅猛。有“基層社會治理內卷化”“司法改革內卷化”“衛生治理內卷化”“協商民主內卷化”“黨建內卷化”“電子政務內卷化”“行政區劃改革內卷化”“領導工作內卷化”“土葬行為內卷化”……甚至還有“獅子舞傳承內卷化”。在這些文章中，“內卷化”主要有兩種含義：一種約等于“低水平重復”或“效率低下”，而另一種“內卷化”則指“局限于內部活動”。乍一看，這些用法也有一定道理。例如“低水平重復”確實是內卷化的一個重要表現，而“局限于內部”也是對“內”的一種闡釋。然而，如果說黃宗智、杜贊奇對“內卷化”的使用基本上還是對吉爾茨理論的闡釋與發展，且有自己一整套的經驗材料與邏輯推演，但現在學界這種“內卷化”的誤用與濫用已基本脫離了它本身的意涵，許多文章根本沒有提出一套自洽的內卷化理論，而是望文生義地將之化為一種理論標簽。實際上，上述各種稀奇古怪的“內卷化”，本可以用更為平實、貼切的概念來描述。

比起學術界的誤用和濫用，學術界外的社交平臺、自媒體等有過之無不及。2017年末，在一些網絡問答社區上，“內卷化”一詞突然“出圈”。一位網友將“內卷化”描述為“在一個集團內部通過壓榨自己，極度競爭，以獲取微小的優勢”，并認為當前社會上普遍存在著與自己人過度競爭的情形。延伸到國際形勢上，則指“不改變生產方式和提高技術水平，而是靠極端剝削、壓榨本國的勞動力在國際市場獲得競爭優勢”的行為。由于他高度簡化了“內卷化”的深刻內涵，將其簡化為“內部惡性競爭”，從而為廣大網民所易于接受且樂于傳播。它很快成為網民們評述時事的網絡流行語，尤其是2020年下半年以來，與“打工人”“后浪”等如海嘯般席卷而來。從這樣的“內卷化”出發，網絡上還衍生或關聯出種種抓人眼球的“理論”。

“內卷化”何以內卷化

當前各類“內卷化”論文缺乏集中的主題，也未能構建一個完整的理論解釋，更像是為了趕時髦而套用一個術語。這導致盡管現在每年都有近百篇關于“內卷化”的論文被生產出來，但除了在論文總量上得到增長外，似乎對“內卷化”概念本身的深入研究并沒有進步多少。這種“無發展的增長”，難道本身不是一種內卷化嗎？

這個術語顯得時髦，很可能是因為網絡上的流行。雖然它在學術界一直從未被遺忘，而在網絡上僅僅是這一兩年才流行開來。但二者熱度攀升的時間節點相似。在用法上，至少在“低水平重復”和“局限于內部”這兩點上，也是相似的。由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學界中大量論文的突然涌現很可能受到大眾傳播的影響。而在“內卷化”備受關注的今天，網絡上的流行用語雖然與學術界的發言有所互動，但又常常陷入自說自話的尷尬境地。如有學者在接受采訪時將“內卷化”描述為一種“不斷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環”，并將之定義為“一種不允許失敗和退出的競爭”，其引發的網絡激烈爭論已經基本脫離學術話語的范疇。

盡管網絡用法的“內卷化”關注的問題較為廣泛，以至于有人戲稱為“萬物皆可內卷”，但歸根結底它關注的是，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后，我們如何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在開啟新發展階段后，我們如何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于個體層面，它與“打工人”話語的流行相伴相生，是對所謂“階層固化”“996福報論”等的恐懼和焦慮。于國家層面，它是對“中等收入陷阱”、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甚囂塵上、疫情后世界有所撕裂等現狀的焦慮。總而言之，它是面對新的形勢與環境產生的一種流行文化現象。雖然各種網絡內卷化理論粗糙不堪，甚至根本算不上一種嚴肅的理論，但它試圖回答的問題卻是實實在在擺在我們眼前的。

面對這樣的時代命題，“內卷化”或許是一個好的解釋工具，黃宗智本人也一直未放棄使用它并提出“去內卷化”的問題就是例證。或許我們只能說，理論被誤讀是其與生俱來的命運。有學者就認為黃宗智對吉爾茨“內卷化”的理解本來就是有誤的，或許本文亦是一種誤讀。但無論如何，當下這種內卷中的“內卷化”無法真正釋放它的生命力。我們不應滿足于簡單地將“內卷化”推廣解釋各類事物，而應該致力于挖掘它的深度，以有說服力地回答時代問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②[美]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③[美]黃宗智：《小農經濟理論與“內卷化”及“去內卷化”》，《開放時代》，2020年第4期。

④[美]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⑤劉世定、邱澤奇：《“內卷化”概念辨析》，《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5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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