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2035年遠景目標，其中包括“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但是，目前我國在收入增長方面仍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因此，亟待通過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第二產業占比處在合理區間、構建現代化的應急管理體系、謹防新技術引發收入不平等、提升城鄉生產要素流動性、保持公共資本處于合適比例等舉措，優化完善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新政策體系，努力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關鍵詞:收入差距 不平等 共同富裕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當前，我國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這成為進一步實現均衡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其中包括“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是基于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邁向美好生活的新要求，也是新形勢下我國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新指引。在新形勢和新發展戰略下，通過新的政策路徑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對于實現社會收入分配公平、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我國收入增長的現狀

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增長取得巨大進展

隨著“十三五”時期各項任務即將圓滿收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邁上了新的臺階。總體收入水平不斷提升，2019年我國GDP總量達到99.1萬億元，占世界GDP總量的比值超過16%，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居民收入保持穩健增長，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30733元。經濟的韌性增強，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宏觀經濟運行保持平穩發展，2020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0.7%，成為疫情發生以來第一個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世界主要經濟體。脫貧攻堅成效顯著，農村貧困人口大幅下降，從2015年末的5575萬人降至2019年末的551萬人。

我國居民收入增長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雖然我國居民收入增長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仍然存在發展不均衡、不協調的問題。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近些年我國收入分配不平等出現加劇趨勢。刻畫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從2003年的0.479上升到2008年0.491，之后從2009年開始下降，到2015年下降到0.462，但是近幾年又開始上升，2018年上升到0.474。

不同群體收入差異加大，財富的集中度不斷加大。從2015年開始，我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與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比持續上升，從2015年的10.45倍，上升到2018年的10.9倍。可見，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存在進一步擴大的風險。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的財富不平等程度曾遠低于西方國家，但目前已介于歐洲和美國之間。2015年中國前10%高收入群體的財富份額為67%，正在接近美國（72%），遠高于法國（55%），而中低收入群體的財富份額現在只比富裕國家略高，從絕對水平和國際上的相對水平來看，我國的財富集中度都在不斷增加。

區域間收入水平不均衡，東西部收入差異較大。除去河北省以外，我國東部省市的人均GDP均超過7萬元，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標準；但與此同時，除去湖北省和重慶市，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人均GDP普遍低于7萬元。2019年北京市的人均GDP約為16.4萬元，是人均GDP最低的甘肅省（2.62萬元）的6倍多，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收入水平存在較大差距。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大，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比從1995年的2.71上升到2009年的3.33，雖然在2009年以后，我國的城鄉收入比逐漸減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是兩者的絕對水平差距仍然很大。雖然黨的十八大以來城鄉收入差距有所改善，但是從整體上看城鄉收入差距仍舊較大。

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

分析我國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區域發展差異的原因，我們發現：

居民收入來源結構存在問題，特別是工資性收入的占比下降，財產性收入占比不高，尤其是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占比不高。居民收入主要來源于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等，不同人群的主要收入來源亦不相同。城鎮居民收入主要來源于工資性收入，但是我國居民人均工資收入占人均總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卻從2013年的56.9%下降至2019年的55.9%，工資性收入占比呈現下降態勢。

而財產性收入，因為受資產價格逐步上升、居民家庭資產累積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家庭財富收入比從1978年的114.77%上升至2015年的487.35%，上升速度快于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人均財產收入占人均總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2013年的7.8%上升至2019年的8.5%，但是這一比重和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的差距。此外，2019年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僅占比2%左右，今年前三季度也僅僅為2.6%左右。

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近年來第二產業占比過快下降對收入分配造成影響。從全球視角看，第二產業占GDP比值與基尼系數呈負相關關系，而第三產業占比與基尼系數呈正相關關系，過早過快“去工業化”將拉大收入差距。從影響機制看，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是低技能產業向高技能產業轉移的過程，而第三產業的高技能人才比例高于第二產業，如果過快調整產業結構，即過快“去工業化”，將會導致低技能人群的就業規模萎縮，工資增長緩慢，而高技能人群的收入水平快速增加，加劇了高技能群體與低技能群體間的收入差距。

我國公共資本占比過快下降也對收入分配產生影響。適當比例的公共資本可以使國家更有能力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過程中調節不同群體的收入，通過轉移支付、提供公共品、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來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從世界各國的公共資本數據看，公共資本占比越高，基尼系數越低，公共資本越能夠有效緩解收入不平等的狀況。近年來，我國公共資本的占比逐步下降，雖然總體水平仍然高于西方發達國家，但是總量上的下降趨勢顯著，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調節收入分配的能力。

公共衛生事件沖擊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會對收入分配造成影響。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公共衛生事件會對農民工等低收入群體的收入產生較大影響。從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來看，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率從2019年8.6%下降到2020年一季度的1.2%，下降7.4個百分點。其中，疫情沖擊帶來的工資性收入下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更大。2020年一季度城鎮工資收入增長從2019年的7.5%下降到1.3%，下降6.2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工資增長從2019年的9.8%下降到-0.6%，下降了10.4個百分點。另外，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長率下降了14.4個百分點，下降幅度是城鎮居民的兩倍多，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衛生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加大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我國目前的稅收制度對收入分配調控的效果有限。在個人所得稅層面，我國個稅實行的是分類分項征收，在個體之間，由于收入來源的不同，其所需要繳納的稅收額度也不同，不利于群體間收入的合理分配。在消費稅層面，伴隨著互聯網消費的興起，消費稅項目的調整速度滯后于互聯網消費的發展速度，制約了消費稅對居民收入分配的調控作用。在財產稅方面，隨著我國財富水平和財富種類的不斷增加，現有的財產稅制度體系難以滿足日趨復雜的財產類型結構，不能有效發揮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

新技術革命的沖擊，特別是新一代技術的進步對收入分配產生影響。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加速演進，給我國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深刻變革。在新一代技術廣泛應用的過程中，新技術會替代簡單勞動力的工作，如人工智能技術可能會降低制造業對藍領工人的用工需求，進而影響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而與之相反的是，更高收入水平的群體則更有機會率先獲得互聯網金融、區塊鏈技術等帶來的紅利，在優先獲得技術優勢的過程中提升收入水平，加大了不同收入水平群體間的收入差距。

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將帶來不利影響

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將降低社會有效需求，滋生社會的不滿情緒，對我國社會和諧穩定、經濟持續增長、實現國內國外雙循環、實施新時代發展戰略帶來不利影響。

影響我國社會的和諧穩定。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將降低社會的勞動積極性，制約消費潛力的釋放，同時滋生社會的不滿情緒，影響社會穩定。一方面，高收入群體將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優勢，在教育資源、市場競爭、技術共享等方面獲得更多資源，將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步滲透到經濟社會的更多領域，放大收入不平等效應；另一方面，長期的收入差距將在社會產生不滿心態，部分覺得顯失公平的低收入群體或將通過非理性的方式表達訴求，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

影響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當前，我國的消費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穩定運行的“壓艙石”，對經濟的貢獻率超過60%。一般情況下，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于低收入家庭，且低收入家庭的群體規模更大，更能夠形成一定數量的消費規模，因此，收入差距的擴大將降低社會整體的消費需求。此外，收入差距擴大減少了消費需求，也會在生產端進一步抑制企業的投資需求，企業對市場的需求預期不看好，將減少擴大再生產的投入。因此，收入差距的擴大將在消費和投資領域產生負面效應，影響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

影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中美經貿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勢背景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當前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可行路徑。目前，我國房地產價格大幅攀升的窗口期已經結束，住房的財富效益逐步消失，產業結構進入深度調整階段，國內國外雙循環的需求驅動將更加依賴于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問題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堵點，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將以點帶面疏通國內大循環，通過構建國內強大的內需市場進而帶動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

影響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黨的十九大明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時代“兩步走”戰略安排完整地勾畫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而縮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就是在新時代發展戰略實施的過程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有力舉措，不僅能夠提升人民的生活福祉，更能夠進一步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實現我國經濟社會更加均衡發展。

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議

“十四五”時期，我國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縮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將是我國在“十四五”時期乃至更長一個時期內的國家發展目標。因此，亟待構建新的政策體系縮小收入差距，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享改革發展的豐碩成果。

以提升居民收入為發展目標，完善分配體制，讓更多的要素參與分配

把居民收入增長作為發展的重要目標，完善要素市場的分配機制，讓中低收入群體共享改革發展紅利。實現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同步，以該項指標為錨定點，使經濟增長的價值更多惠及中低收入群體，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

提升城鄉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作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基礎性工作，提升城鄉生產要素的流動性能夠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城鄉之間的良性互動。建議對標對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的具體要求，在土地制度變革方面取得一定的進展，促進農村土地資源的高效流轉，提升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占比。

完善財稅體系，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改善分配不平等的問題

完善所得稅體制，綜合考慮資本所得稅和勞動所得稅對收入分配與要素配置效率影響。資本所得稅起到調整資本積累、改變相對工資分布的作用，從而影響工資不平等，進而影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因此，進一步降低企業所得稅和資本所得稅對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有一定作用。同時，要積極探討出臺針對不平等在代際之間傳遞的稅收，如遺產稅、財產稅等。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建設，構建現代化應急管理體系。公共衛生事件具有突發性、不確定性和破壞性的特點，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不僅要提升危機意識、構建監測預警體系、提升反應處置能力，還需提升應對公共突發事件的經濟“體質”，加強應對危機的經濟政策儲備，保障我國產業鏈、金融市場等重要領域的穩定安全，使我國在應對危機沖擊過程中的經濟影響最小化，進而保障中低收入等弱勢群體在危機中收入穩定。

出臺措施應對新技術引發的收入不平等。提升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一代技術的普惠性功能，加大政策宣傳和政策引導力度，在互聯網金融、電子商務貿易、直播電商平臺等領域中讓更多中低收入群體獲益。例如，通過互聯網金融下鄉支持農民擴大農業生產，提升現代農業發展水平，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通過增強新技術的普惠性功能降低技術使用門檻，努力實現新技術惠民的目標。

在產業結構調整中要保持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合適規模

要關注近年來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過快下降的趨勢，保持第二產業占比維持在30%以上，這有助于提升我國勞動生產率，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就業水平和工資水平；在保持第二產業適當占比的同時，通過攻關“卡脖子”技術、完善產業鏈等方式進一步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以產業興旺帶動行業從業人員增收，進一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

保持公共資本處于合適比例，提升政府調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能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公共資本占國家總財富的比例從1978年的69%下降到2015年的31%，不利于提升政府應對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的能力。建議保持適當的公共資本比例，保持公共資本占比在30%—35%的合理區間范圍內，從而強化政府部門調整收入分配的職能作用，努力營造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環境。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數量經濟與數理金融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實質性減稅降費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項目編號：19ZDA069）資助；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后林淑君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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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厲以寧：《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促進社會安定和諧》，《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責編：賀勝蘭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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