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文化解碼】
主講人：王君超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
近一百多年來，治理理論主要圍繞治理的內部性和外部性問題及其解決而展開。根據組織理論，治理的內部性主要是基于組織內生的激勵約束機制的有效性而展開。治理的外部性，主要是基于組織外部效應的可控性而展開。當出現了市場失靈、社會分化等，解決思路往往就更加重視外部性的問題。
21世紀之后，治理面對的內部性和外部性問題的挑戰發生了新的變化。或者說，在內部性問題得到解決之后，新的外部性問題也層出不窮，這就是全球化在帶來經濟繁榮的同時所產生的一些新挑戰。比如，我們面對的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生態綠色發展、疾病流行、金融和經濟危機。實際上，這些新的外部性問題，都需要我們重視和解決。另一方面，由于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互聯網的普及，這些新技術工具可以更好地解決內部性問題。因此，這就使強政府模式成為一種必要和可能。所謂必要，就是外部性的問題和挑戰，需要一種強政府模式來解決這些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所謂可能，就是這些數字化的新技術工具，使我們有可能通過技術進步、技術創新來解決這些激勵和約束機制方面的內部性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治理體系的形成與發展，與治理理論發展邏輯有很大的相關性，或者說是一種同步的周期性。怎么理解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形成與變革呢？首先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后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們中國的治理體制實際上是形成了一種叫做全能主義單位制與一元化治理體系為主導的這樣一種治理模式。所謂全能主義單位制，實際上就是一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全社會的動員體制。在這種體制之下，對于社會資源的整合和調動的能力是非常強。這種體制能夠最大幅度地調動廣大鄉村的各種資源，服務于工業化的發展目標。與此同時，這種高度集中的動員體制，對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最基本的公共產品的提供有很大作用。另外一個方面，城市實行城市社會單位制。城市社會單位制，是政府通過一元化的組織體系的設計，讓每一個人都歸屬于集權化的管理體制當中。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單位，無論是政府、學校、工廠，還是其他的社會部門。這樣的一種治理模式，也使得國家對于城市資源有較強的動員能力。這是一種高效率的動員性的治理模式。同時，它也是一種大政府的治理模式。1978年之后，中國的治理體系變革進入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的發展階段，以解構和重建為基本特征。改革開放以來的治理變遷路線圖非常清晰，就是從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從集權到分權，從人治到法治，從管制政府到服務政府。
中國治理體系變革的成功，主要源于變革的起點，我們是從經濟改革開始，經濟生活的根本性變化是過去40多年中國治理變遷最深刻的根源。同時，也因為經濟的成功發展，帶動了整個中國經濟、社會、政治各個方面治理體系的進步和變化。這是我們中國治理體系變革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功經驗，也為世界提供了一種中國的治理模式。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政府是治理體系變革的最重要主體。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經過了從革命型政府到建設型政府，再到公共服務型政府的一個變化過程。革命型政府和建設型政府總體都適應了時代要求，回應并滿足了民眾需求，促進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發展經濟取得的成就，堪稱人類奇跡。然而，作為建設型或者發展型政府，改變單一的依靠政府的GDP主義來發展經濟的模式，是我們治理體系變革的一個重要的基點。所以就有了一種新的政府治理體系的架構選擇，也是現在我們著力要打造和建設的公共服務型政府。公共服務型政府是一種全新的現代政府模式，有四大特征：政府是面向大眾的服務機構，政府資源主要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配置，主要職能和作用是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政府職責的基本目標是實現社會正義和保障社會公正；政府是為市場主體和全社會服務的公共管理者和公共服務者，具體方式是協商、契約和參與；政府權力只是社會治理主體中的一個，作為“有限政府”管自己該管的事情，與非政府組織、企業等社會治理主體一道構成一個“扁平結構”的社會權力網絡。這些就是新中國治理體系形成、變革與發展的基本脈絡。（文字整理/趙光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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