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全球價值鏈依然是國際分工的主導。數字技術的持續發展導致數字貿易變革動態化和常態化，數字貿易成為調整全球價值鏈價值創造過程的動力。數字貿易改變了全球價值創造模式，重塑了全球價值鏈貿易主體，影響了全球價值鏈收益分配格局，延伸了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深度和廣度，為微型跨國公司融入全球價值鏈、參與全球數字化分工提供了機遇。中國企業要把握全球價值鏈發展趨勢，立足自身比較優勢，分層次提升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更高水平地融入全球價值鏈。

【關鍵詞】數字貿易 價值鏈 數字技術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數字貿易是信息通信技術發揮重要作用的貿易形式，包括采用信息通信技術營銷、交易和結算的實物商品和服務貿易，以及依托信息通信技術可遠程交付的數據流和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貿易。全球價值鏈是在全球范圍內為實現商品或服務的價值而有效地組織采購、生產、銷售、售后服務等過程的全球性跨企業網絡組織，涉及從產品設計和研發、原材料采集、生產制造和運輸、銷售和售后服務以及回收和循環利用等環節的完整過程。數字技術持續發展使數字貿易變革動態化和常態化，數字貿易成為調整全球價值鏈價值創造過程的重要動力。

數字貿易驅動全球價值鏈調整

數字貿易驅動全球價值鏈的調整，首先體現在數字貿易將數字產品和服務嵌入全球價值鏈，使全球價值創造越來越知識密集化。事實上科技革命對生產方式和價值創造的影響遵循著“科學發現—技術創新—主導技術集群更替—新關鍵生產要素的形成—生產方式和價值創造方式變革”的模式，當前基于互聯網和信息通信技術的科技革命浪潮，重塑了世界經濟格局，以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3D打印等新一代數字技術主導的新技術集群向各行業深度滲透和融合，形成了全球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發展趨勢，數據信息的開放、共享和廣泛應用提高了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成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要素。互聯網和物聯網增強了要素的流動性和“連接”能力，將傳統的經濟活動轉變為智能活動，全球價值創造變得越來越知識密集化，全球價值鏈相當一部分價值將會凝結在數字產品和服務中。

其次，數字貿易影響全球價值鏈收益分配格局。傳統制造業產業鏈的附加值更多聚集在“研發設計”和“市場營銷”這兩端，“制造環節”利潤微薄。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制造業由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和資本密集型轉化，并不斷向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攀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2020年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機器人和智能生產、供應鏈數字化和增材制造（3D打印）是未來影響全球價值鏈的三個關鍵技術。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帶來生產的自動化，減少了生產中的人工成本，放大了規模經濟效應，并且可能導致分模塊的生產過程重新組合和重新分配。數字技術的應用減少了生產網絡中的治理和交易成本，有效地協調了復雜的供應鏈，改善了中小企業通過平臺自下而上進入全球價值鏈的路徑。3D打印技術的廣泛應用，導致在全球價值鏈的制造環節，外包活動的地理分布更廣，位置更接近市場和客戶。同時，隨著5G、物聯網、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在制造環節的應用，制造環節的核心競爭力不僅體現在成本降低方面，而且能在研發設計和營銷的價值創造環節完成產品設計與市場需求的無縫對接，實現傳統大規模制造向個性化定制轉變，使研發、設計、制造、營銷和消費呈現出社會化協同發展趨勢。全球價值鏈生產制造環節戰略地位的提高，為制造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機遇。

再次，微型跨國公司成為全球價值鏈創新發展的新動力，并且少數科技和數字平臺公司可能主導全球價值鏈貿易。市場的物理距離和搜尋成本是中小企業參與傳統貿易的障礙。數字技術和數字貿易為中小企業快速成長提供了新的契機，一些有所作為的中小企業成立之初便將業務擴展至國際市場，成為微型跨國公司，利用大數據技術，可以更精準地了解消費者需求偏好、產品市場占有率和競爭對手產品信息等，將自身定位于一個細分的目標市場，更好地做到產品和服務的差異化，以知識密集型產品和服務體現國際競爭優勢，打破全球價值鏈中由大型跨國公司主導的既往規律，并且向價值鏈的高端攀升。例如，美國《經濟學人》雜志以億航智能公司為例講述中國出現的新興微型全球公司，億航是全球自動駕駛飛行器創新技術與應用模式的領軍者，2017年億航184自動駕駛載人飛行器被引入迪拜的智慧城市交通運輸系統，2018年與奧地利航空集團FACC合作開展空中的士項目合作，提供智慧城市空中立體交通方案。

同時，也要注意到數字化平臺的作用。數字化平臺是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的中樞，橫跨供給端和需求端，匯集了全球化規模的市場和用戶群體。阿里巴巴、騰訊、亞馬遜、臉書、易趣等消費互聯網平臺公司與全球的用戶和供應商鏈接，為中小企業搭建了從事國際貿易的平臺，這些數字平臺一方面為生產商和供應商提供商品展示、營銷、接收消費者訂單和反饋評分，同時為消費者提供搜索和匹配需求的服務，另一方面為供需雙方的在線交易提供報關、支付、物流、保險和糾紛解決等第三方服務，解決了信任和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了國際交往與貿易成本，為中小企業接觸新市場提供了機會。此外，全球工業互聯網平臺數量有150多個，華為的OceanConnect、通用電氣的Predix、西門子的MindSphere、海爾的COSMOPlat和中國電信的CPS平臺等是各具特色的全球工業互聯網生態的核心載體，這些工業級網絡平臺把遍布世界各地的設備、生產線、供應商、產品和客戶緊密地連接起來，實現各層級、各環節數據互聯互通，高效共享各種要素資源，從而形成開放研發、模塊采購、精益制造、數字營銷和智慧服務等全產業鏈、產品全生命周期的工業應用能力。

最后，數字貿易進一步延伸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深度和廣度。數字技術創新促進專業分工深入發展，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深度和廣度將會進一步延伸。通過降低通信成本、運輸和物流成本、信息搜尋成本和組織協調成本，促使貿易主體間的聯系更加緊密，拓展了全球價值鏈的長度和復雜度。與此同時，數字技術大大降低了復制、創建、訪問和傳播創造性工作的成本，提高了可數字化交付的產品、服務和業務流程的交易規模，促進了外包和離岸外包業務的發展，延伸了全球價值鏈長度。而數字貿易本身去中心化、無界化發展將會吸引更多國家參與到國際生產分工中，助推全球價值鏈轉型升級，進而促進更快的貿易增長，形成新的國際貿易形式。聯合貿易和發展會議《世界投資報告2020》指出，2017年65%的貿易屬于1992年尚不存在的類別。

依托全球價值鏈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全球經濟增速下滑的復雜形勢，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勢在必行。為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需要把握數字貿易時代全球價值鏈發展趨勢，充分利用我國的國際政治影響和數字技術創新，立足自身比較優勢，分層次提升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地位。具體歸納為下述三個方面：

一是在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綠色制造和商務服務等領域，通過吸引全球先進生產要素進入，提升產業競爭力，創造國內價值鏈。國內價值鏈是本國企業依國內市場需求，通過自主研發創新或引進國外技術掌握產品價值鏈的核心環節，在本國市場設計、生產和銷售的實踐中，不斷形成研發、智能化生產和品牌服務等價值鏈高端競爭力，然后逐步進入區域或全球市場的價值鏈。依托于制度紅利和人口紅利，我國消費互聯網的國際競爭力很強。而制造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我國傳統制造企業信息化水平較低，數字紅利未得到充分釋放，產業互聯網發展與歐美國家相比差距較大。而產業互聯網涉及更多的生產和供應鏈流程，比消費互聯網復雜和專業化，是高端制造的基石。對于目前在國際市場上還未形成競爭優勢，但未來會有較大發展潛力的產業互聯網、智能制造和商務服務等行業，利用中國巨大的市場需求規模，吸引有技術優勢的國際巨頭進入，借助發達的互聯網電商平臺擴大市場效應，通過國內市場競爭提升產業競爭力，奠定參與國際競爭的基礎。

二是依托中國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經濟商業模式創新方面的優勢，構建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數字貿易區域價值鏈。數字絲綢之路是數字經濟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的結合，是數字技術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撐。“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中國突破現有全球價值鏈分工格局、實現全球價值鏈升級的重要渠道。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提出“我們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強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機等前沿領域合作，推動大數據、云計算、智慧城市建設，連接成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截至2019年4月，中國已與16個國家簽署了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合作協議，聯合7個國家共同發起了“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合作倡議。在國際合作中，充分利用區域價值鏈在全球價值鏈和國內價值鏈之間“承上啟下”的靈活地位和作用。依托中國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經濟商業模式創新方面的發展優勢，我國的科技企業和數據平臺公司通過合資或并購方式進入“一帶一路”沿線市場，構建以中國為核心的區域價值鏈，占據鏈上高附加值的研發和智能生產環節，與沿線國家建立互利共贏的數字貿易規則和數據共享機制，向沿線國家推廣中國數字技術和標準，輸出數字產品、品牌和服務，引導沿線國家企業連接到數字貿易區域價值鏈中，不斷拓展新技術、新業態和新模式，推進“數字絲綢之路”的發展。同時也應當注意到，很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經濟都處于初級發展階段，中國已經走過的道路和模式可供沿線國家參考、學習和借鑒。充分利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廣闊的市場，將國內價值鏈上生產的優勢產品和服務、國內數字經濟成熟的商業模式轉移到沿線國家，推動與沿線國家在信息技術設施建設、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智慧城市、軟件開發和文化科技等領域的全方位合作，最終有效對接全球價值鏈。

三是對于已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優勢產業，繼續發揮比較優勢，把握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前沿，通過高端化實現產業升級和鏈條升級。疫情蔓延導致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趨勢增強、中美經貿摩擦不斷，發達國家普遍實施對華高端技術封鎖，試圖將我國企業“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但是，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產業鏈全球布局是市場配置資源的自然選擇過程，全球價值鏈是在同一產品上的研發、零部件制造、組裝、銷售和售后服務等商業活動，按照比較優勢跨越國界的分工合作。與此同時，利用全球價值鏈生產制成品存在風險，價值鏈上任何一個節點出現問題，就會導致整個價值鏈運作的停頓。因此，中國企業在用好現實優勢（勞動力優勢）的基礎上，更要把握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的前沿，加強數字核心技術和卡脖子技術的攻關和研發，沿著全球價值鏈進行產業升級，提升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在市場占有和國際標準制定等方面擁有話語權，更高水平地融入全球價值鏈。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經濟格局變化和中國戰略選擇”課題組：《全球技術變革對國際經濟格局的影響》，《中國發展觀察》，2019年第6期。

②徐清軍、徐正則：《關于全球價值鏈研究的進一步思考》，《國際貿易》，2020年第8期。

③曾楚宏、王釗：《中國主導構建“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的戰略模式研究》，《國際經貿探索》，2020年第6期。

④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 United Nations, 2020.

責編/周小梨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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