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深入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是新時代立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建設科技強國的重要任務。本文通過分析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中梗阻”問題，透析我國科技創新及成果轉化所面臨的矛盾和短板，并在分析我國結構性優勢和資源稟賦以及需要把握的政府與市場、科學與技術發展、前沿技術與先進適用技術等多個關系的基礎上，提出破除科技成果轉化“中梗阻”和促進新技術產業化規模化應用的路徑與對策建議。

關鍵詞:科技成果轉化 技術產業化 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科技成果轉化是促進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的關鍵環節，對于加快建設科技強國有著重要積極作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成效”和“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促進新技術產業化規模化應用”。當前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實踐中還存在諸多問題，需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場運行機制等來深入推進，進而促進新技術產業化規模化應用。

深入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是新時代立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建設科技強國的重要任務

新時代我國科技成果轉化開辟了新局面

科技成果的高水平大規模創造與有效轉化運用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特征。各國由于科研格局、企業創新能力和市場環境的不同，科技成果轉化模式各具特色，如美國以“企業+風投”為主，以色列則以“專業機構+風投”為主要特點。科技成果轉化作為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在我國改革開放逐步深化、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中不斷發展，并形成符合我國國情的成果轉化模式。在我國三十余年來的科技體制改革中，通過政府引導、培育市場、激勵主體等主要措施，形成了以產學研合作、“四技”活動（技術開發、技術轉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和科技創業為主要內容，以科技服務平臺和科技金融結合為支撐的科技成果轉化模式，在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2015年全國人大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2016年國務院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形成科技成果轉化“三部曲”，標志著中國特色的科技成果轉化制度體系基本形成。在中央政策的引導下，相關部門和各地方陸續出臺了一些激勵性、優惠性和推動性政策，如《關于提升高等學校專利質量 促進轉化運用的若干意見》《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關于進一步推進高等學校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建設發展的實施意見》等，極大激發了各類創新主體和廣大科研人員的創新積極性，促進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取得了飛速發展。

隨著我國各類社會金融資金支持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法規不斷完善，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和資金管理改革中加大了對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投入和對金融資本和民間資金的引導。投貸聯動和知識產權質押等新型科技金融產品、組織機構和服務模式不斷涌現。科技服務體系建設顯著加強，完整的創業服務鏈條初步形成。眾創空間、科技企業孵化器、加速器、大學科技園等構成全鏈條創新創業孵化體系。

科技成果轉化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

當前，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技術群體躍進、交叉融合為主要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對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維方式產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響。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將使主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技術群發生重大更迭，用戶創新、開放創新、大眾創新、協同創新等創新模式不斷涌現，生產方式和產業組織將面向開放場景滿足個性化、定制化需求，呈現出生產方式智能化、產業組織平臺化、技術創新路徑多樣化等特征，重塑并形成智能、高效、綠色的現代產業體系。同時，顛覆性技術創新將大量涌現，快速向各個領域滲透融合，主流技術和產品不斷迭代，新產業、新業態快速涌現，以革命性方式對傳統產業產生歸零效應。

我國已開啟科技強國建設新征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并明確指出“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在實踐中，還存在“中梗阻”等問題制約著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其背后反映的是我國科技創新及成果轉化所面臨一些矛盾和短板。主要包括：一是科技基礎薄弱、積累相對不足，科技體制改革滯后于科技創新發展的需要。我國基礎研究和重大源頭創新能力仍然不強，科技體制仍存在著一些深層次問題，制約著我國科技持續創新能力的提升。二是科研組織模式和成果轉化路徑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我國科技長期處于追趕期，造成當前科技創新發展路徑、管理方式以及思維方式等仍然局限于追趕階段，對立足科技自立自強和先發引領的體制機制、模式探索不夠。三是科技人才隊伍面臨供給結構失衡和外部打壓的雙重挑戰，人才安全形勢嚴峻。盡管我國是全球第一人力資源大國，但每千人就業人員中從事R&D活動人員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人才缺口依然較大，而且引領創新型人才供給不足，特別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興技術領域“高精尖”人才更為缺乏。四是科技創新開放水平不高，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的程度不夠。我國面向全球配置資源要素能力還不強，對創新資源吸納利用不足，科技創新的國際化水平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立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迫切需要把經濟發展轉換到依靠科技創新的軌道上來，其核心在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更加全面、快速地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要求加快科技創新成果應用，通過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產業結構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培育和發展新產業和新業態，為全社會創新創業提供動力源，形成新的發展動能。

破除科技成果轉化“中梗阻”，需要充分利用我國結構性優勢和資源稟賦把握好幾個關系

當前，我國科技創新發展正處于重要的躍升期和機遇窗口期，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要充分利用自身結構性優勢和資源稟賦，抓住戰略機遇，掌握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的戰略主動。

一是領先市場和技術應用場景優勢。市場是全球最稀缺的資源[1]。首先采用某項技術并使其成功擴散，進而在相關產業取得全球領先優勢的國家或地區就是“領先市場”*。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持續擴大的中產階級人口以及愿意嘗試新鮮事物的社會氛圍，為新技術的應用提供了領先市場和應用場景優勢。近年來，我國在信息、通信、互聯網等領域，不僅完成了超大規模的全民普及和接近全消費場景的覆蓋，形成了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網絡和極具擴展性的社交網絡，還積累了龐大的數字技術使用人群，基本完成了消費端的數據化遷移。而人工智能、區塊鏈、自動駕駛等新興技術均需要海量數據的研發支撐。以人工智能為例，美國在基礎層和技術層如算法、芯片設計等方面更有優勢，而我國可以獲得美國無法比擬的海量數據，在應用層則越來越具有競爭優勢。

二是低成本創新和高素質勞動力優勢。隨著我國工程化和技術應用能力的提升，低成本創新正在成為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向新興市場實現戰略轉移的新途徑，也為我國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提供了新思路。就中國企業而言，通過應用型技術的創新實現性價比飛躍，向廣大用戶提供能消費得起的新技術新產品是當前更現實的路徑。另一方面，我國目前低成本勞動力的優勢雖然正在消失，但高質量人才的數量卻日益增加。從高素質勞動力資源來看，我國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群體有七八百萬，而且工資水平相對較低，這極大降低了創新成本，尤其為需要投入大量知識型工作者的集成式創新、應用式創新提供了巨大的人力支持。

三是完備產業配套和新型基礎設施優勢。維護產業鏈安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需要強大的產業配套作為支撐。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同產業配套、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等方面的綜合競爭優勢的結合，為在更高層次、更寬領域、更大范圍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基礎設施具有戰略性、基礎性、先導性和公共性的基本特征。近年來，我國大力建設以5G網絡、大數據、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為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有力推進產業高端化發展，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四是在部分技術研發中的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政府和市場有機結合起來。在科技領域，面向經濟產業發展和社會民生的科技供給需求，主要依靠市場競爭機制和企業主體力量；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和國家安全的科技供給，則主要依靠新型舉國體制，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堅持“四個面向”的戰略方向，全面把握新時代科技自立自強的新方位、新任務和推進科技成果轉化要處理的若干重大關系，主要包括：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更加充分發揮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推動多元化、多層次、多渠道的科技投入體系建設。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充分發揮政府的戰略導向作用，抓好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任務部署。充分發揮政府在制度創新方面的優勢，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創業活力，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科學與技術發展的關系。強調科學與技術協同發展。要堅持問題導向，結合我國發展遇到的瓶頸制約，進一步明確技術創新和產業化的方向和重點。要更加突出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顛覆性技術、重大原創技術的戰略部署，掌握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的戰略主動。

前沿技術與先進適用技術的關系。近年來，我國科技創新取得了歷史性、整體性、系統性的重大進步，大量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涌現，科技實力實現了質的飛躍。但工業母機、高端芯片、基礎軟硬件、開發平臺、基本算法、基礎元器件、基礎材料等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2]因此，既要鼓勵大量一般技術的普遍性進步，更要強調關鍵核心技術的重大突破和自主掌控。

破除科技成果轉化“中梗阻”路徑與對策建議

破除科技成果轉化“中梗阻”，應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為動力和重要抓手，破除制約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度性障礙，以科技自立自強支撐實現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在路徑上需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技術趕超”到“科學趕超”，從“外源創新”到“內生創新”，從過去主要依賴“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到以“體系—能力”為中心，要把原始創新能力提升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高重大任務的體系化攻關能力，全面提升創新治理能力。

二是支撐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依靠科技創新在完善產業鏈、創造新需求、增加新供給、打造新動能等方面的核心引領作用，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充分利用和發展新技術快速大規模應用和迭代升級的獨特優勢，加速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為我國經濟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找到相匹配的創新內源型動力和外向型動力。

三是更加主動地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在開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創新能力，以更加開放的思維和舉措推進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加強與合作伙伴構建各類創新共同體，在人才培養路徑上鼓勵高端人才及其團隊組建由從國外引進為主轉變為以本土培養為主，引領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成為后發國家依靠創新發展實現國家富強的典范。

為此，建議如下：

一是加快實施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瞄準打造更多的先發優勢，選擇對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發展和國防建設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的戰略必爭領域，確定優先發展方向，加快構建技術優勢和應用優勢。

二是促進技術與資本、技術與產業的深度融合，形成領先市場優勢。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領域和重點新興領域，形成專業化技術轉移服務，加速形成領先市場優勢。推動企業開放式創新，培育一批專業化技術運營企業，探索新型轉移模式，發展新型研發機構和技術轉移轉化網絡平臺。

三是形成全國統一和內外融通的轉移轉化市場。建立跨區域的產業技術聯盟、技術創新平臺、技術聯合攻關、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基地、人才聯合培養等，實現國內外創新資源的有效整合和優化配置。

四是注重塑造領先的創新制度。推進關鍵領域改革，打破部門壁壘，形成跨部門、跨組織的科技人員流動機制。以國家總體安全觀為指導，夯實有利于全球創新要素集聚和擴散的制度基礎，以前瞻性的制度設計全面釋放創新活力，以新體制、新組織、新機制的蓬勃發育，建構起科技創新的制度優勢。

注：德國學者貝斯于2001年提出了“領先市場”概念，認為國家在特定技術或產品上的競爭力與本國特定的市場環境密切相關，領先市場強調了技術創新的首次采用及其在全球擴散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 丁明磊，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綜合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黃寧，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綜合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受科技創新戰略研究專項（ZLY201717）和科技部專項“‘十四五’科技創新規劃重大任務研究”支持】

注釋

[1]劉鶴：《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人民日報》，2020年11月25日，第6版。

[2]金碚：《科技自立自強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河南日報》，2020年11月11日，第8版。

責編：蔡圣楠 / 賀勝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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