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標，明確指出要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按照部署，“十四五”時期應集中力量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這無疑需要發揮我們的制度優勢，同時也必須重視和加快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完善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從法律保障、資金統籌、市場交易、公私合營、產權改革五個方面進行機制創新。

建立生態資源法律保障體系。生態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充分依托優勢生態資源，將其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是國內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重要途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需要法律保駕護航，但我國在該領域的立法相對滯后，法律保障力不足。因此，亟待加強立法，建議構建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專項法律為引領，以生態補償、水權交易、碳匯交易、生態產品項目建設公私合作、生態產品項目融資等具體領域法律為組成部分的法律保障體系。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專項法律建設，要把分散于環境與資源保護的單行法規中有關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法律條文及保障功能集中于專項法，對生態產品供需主體及相關權責利、價值評估機制和方法、市場交易規則、產權歸屬等方面作出詳細的法律規定。生態補償、水權交易、碳匯交易、生態產品項目建設公私合作、生態產品項目融資等具體領域法律建設，要依據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專項法律精神，增強其“保障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法律功能，并提升其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專項法律的融合性。

建立生態產品多元化的資金統籌體系。生態產品的生產主體是生態系統，保持生態系統健康狀態是其持續生產生態產品的前提，必須要加強生態建設、生態保護和修復、生態治理投資。當前，我國生態投入主要依賴各級財政，投入主體和投入方式較為單一，導致我國生態投資的力度較小、投入水平較低。因此，須建立政府投入為主體、社會資本和農民自籌自建為輔助的多元化資金統籌體系，才能滿足生態建設日益增長的資金需求。政府投入方面：在原有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的基礎上，通過生態補償方式不斷拓展生態建設轉移支付的規模和范圍，探索耕地、草原、海洋、荒漠、濕地等重點領域生態效益補償試點，加大對于生態公益林、流域治理、退耕還林、水土保持、退耕還濕等生態補償力度。加大水資源費、環保稅、垃圾處理費等征收力度，從而增加政府性生態資金籌措力度，滿足生態建設日益增加的資金需求。社會資本方面：政府要對生態產品市場準入資格進行改革，清除隱性壁壘，放寬市場準入條件，建立綠色股票市場和生態類投資產品，吸引社會資金進入生態產品市場。農民自籌自建方面：建立農民參與生態建設的激勵機制，發揮財政獎補的撬動作用。例如“以獎代補、民辦公助、先建后補、以獎促治”，引導農民以自籌自建的方式參與生態建設。同時，按“誰所有、誰養護、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落實好農民生態產品產權歸屬，保障農民自籌自建生態產品項目的合法權益。

建立運行順暢的生態產品市場交易體系。生態產品市場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重要載體。目前，我國生態產品交易市場還不健全，主要表現為：一是供求結構失衡。在生態產品交易市場中存在“需求熱、供給冷”現象，供求矛盾較為突出。此外，排污權交易市場（生態產品細分市場）缺乏有效監管，部分需求主體存在“搭便車”行為。二是價格形成不合理。長期以來，受傳統“資源低價環境無價”觀念的影響，產權和價格管理體系“雙缺位”，環境和資源價值評估缺乏科學性，導致排污權交易一級市場價格形成機制一定程度失效。二級市場交易體系不完善，“有市場無交易”現象時常發生，通過二級市場供需影響價格的機制難以奏效，因此降低了價格機制配置生態產品效率。三是市場有效性不足。以森林碳匯交易為例，國內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個體農（林）戶經營的森林碳匯項目難以滿足國際CDM造林再造林碳匯的方法學要求、森林碳匯計量與監測體系不完善、中介服務市場培育欠缺等制度技術困境，阻礙了國內碳匯交易的國際市場進程。此外，二氧化硫排放交易、用能權交易等市場也存在一些問題，不能發揮高效配置作用。破除以上困境：首先，壯大供給主體隊伍?？赏ㄟ^增值稅、所得稅等稅收減免，生態產業基金、綠色金融扶持，提高生態項目收益率（水資源收費、礦產資源稅和環保稅反補），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投資；在有效監管的前提下，放寬市場準入標準，尤其要放寬森林碳匯交易市場供給者準入標準。其次，壯大需求主體。根據碳減排和二氧化硫減排計劃和法規，將排放企業納入排放交易體系，使其成為需求主體；提升監控監測技術水平，使得“無權排放和超權排放”等“搭便車行為”無處可藏，將隱性需求主體轉化為顯性需求主體；活躍二級市場，允許環保組織和環保公民參與排放權交易，成為需求者，表達各方的環保意愿。此外，開拓生態產業化市場，如借鑒一些地方的實踐經驗，發展生態休閑和旅游產業及生態特色農業，打通“兩山”轉化通道，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

創新生態產品項目公私合作機制。公私合作機制是生態產品項目開發和價值實現的重要路徑。但是生態產品項目公私合作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生態產品項目公私合作的程度低、范圍小。目前，開展的生態產品PPP項目主要集中于預期收益較高、流動性較好、風險較小的經營性較強的生態產品項目。對于公益性強、投資收益率低、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的生態產品項目難以得到私人資本的垂青。二是公私合營中的契約精神薄弱。例如，有些地方政府在招標時通過隱匿項目風險、虛增消費需求量、夸大項目收益率等行為吸引私人資本參與生態產品項目投資；在項目建設和運營過程中，不嚴格按照合約履行各自的職責也屢見不鮮，導致私人部門因降低生態產品項目質量而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時有發生。破解以上難題：一方面，要合理界定生態產品項目責任主體（政府和私人投資者）之間的責任邊界，構建科學的責任分擔框架。原則上，項目的建設、融資、運營、移交、技術等責任由私人投資者承擔；項目涉及的規劃、政策供給、法律支持由政府承擔。另一方面，增強公益性較強生態產品項目的投資收益性。例如，流域環境綜合治理是一項公益性較強的生態產品項目，可以把流域部分水資源費、環保稅、礦產資源稅、水權交易收入等作為項目開發者的經營所得，有利于吸引社會資本參與。三是增加生態產品項目的融資能力。盡管融資是私人投資者的責任，但政府有義務為其融資提供服務。各級政府有必要建立生態產品項目融資擔保體系，由財政以及本地資源型投資集團按相應比例共同出資建立生態產品項目擔?；?，為符合認定標準而進入項目庫的生態產品項目提供融資擔保。

推動生態資源產權制度改革。生態資源本身是生態產品，而且能生產生態產品，但由于產權制度剛性，一定程度限制了其生產生態產品功能發揮，急需進行產權制度創新。可仿照耕地，對山林、灘涂、濕地、水面等生態資源進行“三權分置”改革，所有權歸集體，承包權歸農戶或漁民，經營權可流轉，村集體、農戶或漁民可獲得流轉收入，允許經營者對生態資源進行保護性開發，不能改變用途，并賦予其管護責任。這樣可以盤活生態資源，做好資源管護，杜絕生態產品使用的“搭便車行為”，有利于生態產品生產和價值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