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往往是哲學大發(fā)展的時代。當今世界正經(jīng)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迫切需要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在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基礎上構建屬于中國自身的哲學體系,從而為新時代偉大實踐提供理論支撐。為此,我們今天特別需要重新面對黑格爾的哲學遺產。
為什么是黑格爾,而不是其他哲學家?原因在于黑格爾是近代以來第一次自覺于哲學與時代之間存在著內在關聯(lián)的哲學家。哲學,自黑格爾始,成了“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黑格爾生活的年代,即19世紀初的德意志,處于歷史巨變之中,政治上城邦林立,諸侯割據(jù),經(jīng)濟上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發(fā)展與舊生產關系的矛盾不斷激化,社會上呼喚國家統(tǒng)一進而實現(xiàn)民族復興的呼聲不斷高漲,黑格爾敏銳地捕捉到了那個時代的根本特征和歷史任務,推動了哲學大發(fā)展,構筑了德國古典哲學的高峰,并深刻影響了后來的馬克思。馬克思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緊緊抓住自己所置身的資本主義時代,對其內在矛盾進行了科學“解剖”和徹底批判,最終在原則高度上超越了其所處時代的局限,創(chuàng)造了作為科學理論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極其深刻地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不理解黑格爾的思想遺產,就無法理解馬克思的哲學貢獻,更無法準確理解和把握現(xiàn)代社會的運行邏輯。這一論斷本身或許已獲得了理論界的普遍共識,但為何要在當下中國這一特定的時空條件下重新討論黑格爾的哲學,以及這一哲學遺產對于當下中國理論創(chuàng)造和拓展究竟會產生怎樣直接的意義,卻并非擁有顯而易見的答案。而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所關涉到的也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理論旨歸,同時更是今天哲學社會科學如何有效地回應當代中國社會現(xiàn)實已出現(xiàn)的、但還未顯現(xiàn)出其完整輪廓的諸多問題。吳曉明教授的新著《黑格爾的哲學遺產》以系統(tǒng)和翔實的研究為這些理論問題的探索,敞開了諸多可供思考的路徑。
首先,《黑格爾的哲學遺產》涵蓋了對黑格爾的哲學體系極為艱深而富有洞察力的理論研究:毫不回避黑格爾哲學中諸多至今仍晦暗不明的概念、命題和思想的基本內涵,例如辯證法、客觀精神、社會現(xiàn)實以及歷史性原則等。從各個側面展現(xiàn)出黑格爾的哲學遺產在馬克思哲學的發(fā)展歷程中被繼承和轉化的方式,借此完成對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獨特闡釋。
但作者全部研究的問題意識卻并不局限于此。作者在本書的《自序》中,就開門見山地將對黑格爾哲學遺產的繼承視為“當今時代的歷史性實踐”賦予當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歷史使命,并將這一歷史使命清晰地概括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將擺脫它長期以來的‘學徒狀態(tài)’,并開始獲得它的‘自我主張’”。這是當代哲學學者對于自身理論任務的高度概括,同時蘊含了哲學社會科學在當代中國社會發(fā)展中所經(jīng)歷的歷史全過程: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中國學術界曾經(jīng)歷了諸多如“薩特熱”“尼采熱”等研究西方學術經(jīng)典的風潮,這些他山之石都曾作為重要的思想武器,回應了不同時代中國特有的現(xiàn)實問題,由此構筑了當代中國學術界“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向外部學術學習的學徒狀態(tài)。今天,思想的學習與積累逐漸孕育出一種真正的學術成熟狀態(tài),而這一學術成熟的標志正在于獲得有關于學術的自我主張。獨特的中國歷史文化遭遇中國獨特的發(fā)展境遇,需要一種真正屬于“中國制造”的中國思想的誕生。
《黑格爾的哲學遺產》正是為構筑中國思想所作出的一種理論嘗試。但構筑學術的自我主張,并非意味著憑空創(chuàng)造。新的思想的誕生總需借助于思想巨人的肩膀,才能獲得高瞻遠矚的理論視角,因此本書作者以對黑格爾哲學的研究為契機,敞開了一條深入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學術路徑。選取這一契機的合法性,正如本書作者所闡發(fā)的那樣,在于黑格爾的哲學不僅首次宣布了自身與時代之間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lián),而且這一哲學強烈批判了近代德國哲學中的主觀主義傾向,這一主觀主義的傾向所幻化成的知性思維成為了統(tǒng)治現(xiàn)代社會的思想主流。這一思維所內含的形式主義與外部反思的研究方法總是披著科學客觀性的外衣而為學界所接受。而這種形式主義與外部反思在學術研究中往往表現(xiàn)為試圖將西方的某一“思潮”與“主義”直接套用到中國語境之上展開相關研究,例如試圖在中國構筑市民社會的理論主張;抑或以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所推崇的基本概念來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等。
吳曉明教授在此通過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勞動的本質規(guī)定、黑格爾法哲學進行展開的方式,以及通過對黑格爾關于歷史道路的具體化綱領等主題的討論,觸及一種擺脫了形式主義與外部反思的哲學應有的狀態(tài):這一哲學試圖以自我運動和發(fā)展的方式呈現(xiàn)一種“事情的活生生的本質”,在其中,不存在普遍的抽象性,所有的抽象都是保留了特殊性的抽象。正是建基于對黑格爾哲學遺產的充分理解、對中國古老傳統(tǒng)文化之特質的整體把握,本書嘗試結合中國當下具體的社會現(xiàn)實,為當代中國之現(xiàn)實變遷提供了一些富有原則高度的思想建構。
這些原則包括: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變遷須現(xiàn)成地占有現(xiàn)代文明的積極成果,但卻絕非意味著中國在內的特定社會變成西方社會;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變遷將重新發(fā)現(xiàn)、通達并復活中華文明的偉大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變遷必經(jīng)歷黑格爾所謂“文化結合”的艱苦鍛煉;最終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變遷將開啟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而這一可能性的展開,來自于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之獨特的社會主義方向。雖然吳曉明教授在本書中對中國社會變遷的討論仍是原則性地,但卻是基于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當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清醒洞察。吳曉明教授將中國未來的變遷概括為構建一種新文明形態(tài)的可能性,正是對身處這一時代變局中的中國社會發(fā)展使命的有效概括。從這一意義上說,《黑格爾的哲學遺產》完成了其在開篇處所提出的理論任務,呈現(xiàn)出的自我主張。
(作者:夏瑩,系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