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協調推進，是針對大變局帶來的新情況進行的治理方式革新，是以全球性視野對傳統治理體制、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實行的一場重要變革。當前，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仍面臨著利益分化、權力“任性”帶來的困境。對此，需要牢固確立大變局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協調推進的理念，積極參與制定大變局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協調推進的制度、規則并予以落實。

關鍵詞:國家治理 全球治理 大變局 權力“任性”

【中圖分類號】D5 【文獻標識碼】A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性政治、經濟、文化危機交織疊加的綜合性危機，以及全球性生態危機與生命危機構成的一體化危機，將人類帶到了事關前途命運、生死存亡的至暗時刻，更加凸顯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也更加彰顯了將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緊密聯結、協調推進的重大價值。

這需要在人類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共治共同體、共享共同體理念指引下，增強全球政治家推進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良性互動的能力水平，增強全世界人民積極參與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良性互動實踐的主體意識和“類意識”，促進全球“類合作”與“類行動”，攜手共建全世界人民向往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美好地球家園。

把握大變局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協調推進的重大價值

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協調推進，是從全人類整體利益出發，將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緊密結合起來的一種整體性治理方式。這是由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當下治理實踐決定的科學治理方式，是在治理實踐中將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緊密聯系起來，以全球性視野對傳統治理體制、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實行的一場重要變革。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協調推進，是針對大變局帶來的新情況進行的治理方式革新，是堅持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注重在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互促共進中治理國內和國際公共事務，以達到國家利益與全人類整體利益最大化，確保在全人類整體利益充分實現的前提下，滿足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和個體利益的重要途徑。

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緊密相關。國家治理是國家通過制定和實行有效的法治體系、激勵體系、協同體系去管理公共事務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活動。注重整體性和利益相關性，是提高治理績效的關鍵。國家治理雖然是一個國家對國內公共事務的治理，但是，這種治理活動始終是在全球化語境中進行的活動。全球治理是為了應對和解決全世界人民共同面臨的重大全球性問題，切實維護好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由國際社會協商制定和協同實施的一系列多邊國際制度、規則和機制的治理活動。由于全球治理涉及到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公共事務，維護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也會在某種程度上助推國內治理、推動自身發展。

大變局帶來的是全球利益格局的重大轉換和調整。大變局為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實現良性互動既提供了良好機遇，又構成重大挑戰。一方面，大變局下的新機遇有利于開創全球合作共治的新格局。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社會信息化、智能化、網絡化以及文化多樣化持續推進，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區塊鏈等現代科技對于產業發展所帶來的巨大影響逐漸顯現，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全球命運與共、休戚相關，為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協調推進帶來新機遇。另一方面，人類也正處在一個風險挑戰層出不窮的時代。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金融危機陰云不散，全球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加凸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兵戎相見時有發生，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以及大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對全球治理體系的破壞，恐怖主義、難民危機、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氣候異常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都對全球整體利益構成重大挑戰。

大變局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互促共進是由國內問題國際化和國際問題國內化雙向運行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理論，與美國社會學家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體系論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將整個世界看作統一的整體，并從整體發展過程中審視作為部分的國家與社會的發展現象，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構建全球治理新格局提供了科學分析方法。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思想和文化、金融和貿易、網絡和大數據、生態環境和流行性疾病等，都既是本國的，也是全球性的；而全球性的氣候異常變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既是全球性的，又事關每一個國家。只有將國家治理與國際治理看作一個整體，秉持“國家治理好了，是對全球治理的貢獻；而全球治理好了，有助于國家治理”的心態，才能促進每一個個體自覺地將“我”融入“我們”，將“人”融入“人類”，在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互促共進中，使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雙向保全。

正視大變局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協調推進的主要困境

大變局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協調推進，是一個不斷地從可能性向現實性轉化的過程。大變局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面臨著利益分化、權力“任性”、責任缺失等困境。這些困境，從問題域的高度，充分顯示出大變局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構建全球治理新格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影響大變局下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構建全球治理新格局的最大困境，是利益分化導致的困境。利益是維系人們關系的紐帶，人類實踐活動的動因和目的都與利益有關，在國際關系上更表現出顯著的利益關系。利益是國家之間交往合作首要考量的因素。各國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既有價值共識和利益認同的共同利益，也存在著諸多利益差別和對立。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和價值共識是相互合作的前提、基礎，而利益對立和價值殊異則是引起國家沖突的根源。各國的國家性質、社會制度、政治文化與利益追求不同，執行的對外政策也不盡相同，這使得國際關系復雜多變。可以說，國家利益是國際關系的決定因素。全球治理體系之所以受到大國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嚴重沖擊，形成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問題上的治理危機、治理赤字和治理無效，都起源于利益之爭。無論是全球性的氣候變化等生態危機，還是全球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引起的生命危機，都存在著因利益之爭而引發的治理危機和治理赤字，最終使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出現非理想化的結果。

權力“任性”是影響大變局下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構建全球治理新格局的又一重大困境。無論是國家治理還是全球治理，都需要整合、規范權力關系，以便于合理運用權力，保證治理的有效性。我國的國家治理權力來自于政黨的組織領導權力、政府的行政負責權力和社會公眾以及媒體的參與型、監督型權力所組成的多權力集合體，各種權力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形成邊界清晰、分工合作、平衡互動的關系，在國家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球治理之所以嚴重受阻，就在于權力“任性”，某些大國權力沒有邊際界限，權力猶如脫韁野馬，任性狂行，無視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破壞國際社會通過長期努力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制度、規則以及契約關系，開全球治理的“倒車”。美國的一系列“退群”行為，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巴黎協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伊核協議》與《中導條約》，并揚言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猛烈抨擊北約甚至聯合國，使全球治理之路荊棘叢生。

權力“任性”是由責任缺失引起的。大變局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協調推進不僅需要科學的治理制度和治理規則，還需要體現出責任意識等內容的非正式制度。責任意識等非正式制度是具有約束性的行為規范，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構建全球治理新格局進程中具有自發性、非強制性、廣泛性和持續性等特點，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正式制度、規則，其主要表現為對于全球整體責任和全世界人民共同福祉的信念和良心。民粹主義以及民族主義考慮的是一種單一而狹隘的責任，缺乏全球性的共同責任，這些思潮在一些國家的興起，對于將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緊密地聯系起來、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造成嚴重的沖擊。

認清大變局下實現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協調推進的基本路徑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需要通過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協調推進，有效應對人類共同的危機，迎來更加美好的未來。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和指導。推進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良性互動，有助于從全球性高度應對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積極構建和諧世界，形成風雨同舟、共克時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全球性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人類命運的態勢下，更要大力倡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價值理念，將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緊密結合起來，彰顯對全人類的歷史責任和使命擔當。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的國家治理，有助于向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推動國際事務的解決，維護全人類利益；同時，國家治理延伸到全球治理，有助于將全球治理中先進的價值理念、體制機制、規則規范與國家治理的實際需要有機結合，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制度、規則是推進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良性互動的重要保障。制度、規則對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和構建全球治理新格局起著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規約作用。積極參與制定大變局下構建全球治理新格局的制度、規則，有助于在國家治理中密切關注人類面臨的重大公共事務，并對全球治理的機制與制度在國家治理中予以認同和實施，進而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積極參與制定海洋、極地、網絡、外空、核安全、反腐敗、氣候變化等新興領域治理規則”。這是有效推進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良性互動，確保全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重要探索。

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是知行合一的過程，關鍵在于行動。在國家治理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執行中，要與全球治理的相應制度、規范相協調，嚴格地予以落實。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以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大同的眼界和心胸，堅持多邊主義和國際關系民主化，以開放、合作、共贏的胸懷謀劃全人類的和平發展問題，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推動建設開放型高質量世界經濟和高質量治理格局。要向全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為應對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和生命危機作出積極貢獻。要積極參與全球扶貧、防治艾滋病、應對重大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禁毒、環境保護、網絡空間治理、反腐敗等領域的跨國合作，在全球治理實踐中不斷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本文作者為蘇州大學東吳智庫首席專家、蘇州大學特聘教授；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項目編號：18JZD007）成果之一】

責編：臧雪文 / 賀勝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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