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正成為推動經濟發展質量提升、效率變革、動力升級的重要驅動力，也是全球新一輪產業競爭的制高點和促進實體經濟振興、加快轉型升級的新動能。“十四五”規劃提出要促進平臺經濟、共享經濟健康發展，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這些要求為我國“十四五”時期數字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

關鍵詞:數字經濟 產業數字化 “十四五”時期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我國十分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2019年6月底，習近平總書記在G20大阪峰會的數字經濟特別會議上指出，“要共同完善數據治理規則”“要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

數字經濟是隨著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金融科技與其他新型數字技術發展而發展的，在信息的采集、存儲、分析和共享過程中，數字經濟時代改變了傳統社會的互動方式，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術使現代經濟活動更加靈活、敏捷、智慧，數字經濟因而成為現代經濟發展中最突出的亮點，大幅改變甚至部分顛覆了傳統經濟的形態。我國的“十四五”規劃將數字經濟列為重點發展的領域之一適應了數字經濟發展的新要求，也為數字經濟發展帶來了新機遇。

相比數字經濟的發展進程、數字產業化的實現程度，我國產業數字化依然處于發展初期，特別是先進制造領域數字化應用程度亟待提高。中國經濟正在進入從傳統動力向新型動力轉變的內涵式發展新常態，推動實體經濟跨越式發展，必須正確處理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的關系。

數字經濟在推動經濟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培育新市場和產業新增長點、實現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增長等諸多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目前，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十四五”時期，我國產業結構將持續轉型升級，經濟社會發展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一背景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全國各地都在積極為數字化轉型做努力。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當前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如數字核心技術薄弱，數字平臺潛在壟斷風險對實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二者的融合不平衡不充分等。研究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過程中如何發揮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正面作用、消除負面影響，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要之舉。

首先應明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中數據要素的地位和作用。生產要素是不斷演變的歷史范疇，土地和勞動力是農業經濟時代重要的生產要素。工業革命后，資本成為工業經濟時代重要的生產要素，并且衍生出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數據要素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是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也是重要生產力。

數字經濟是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只有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才能更好發揮其效能。數據已經成為數字經濟時代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是企業進行決策、生產、營銷、交易、配送、服務等商務活動中必不可少的投入品和重要的戰略性資產，與實體經濟的具體形態深度融合，就可以成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與土地、勞動、資本、科技等生產要素不同，數據要素同時具有資源和資產雙重屬性。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最核心的資源，具有可共享、可復制、供給無限制等特點，這些特點打破了土地、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有限供給對經濟增長推動作用的制約。對數據要素影響實體經濟發展的路徑進行深入探索，才能助推實體經濟更好更快發展。

其次，傳統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實踐指導性有限。傳統的單純基于資本與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宏觀經濟理論模型，已經不能很好地適用現有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規律。同時，在數字經濟時代傳統微觀經濟學提出的各項假設及條件也已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未來數字經濟的理論研究應當從宏觀和微觀兩個維度，研究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要素對傳統經濟學的假設和理論產生的影響，并通過科學方法對傳統經濟模型進行改進和創新，構建數字時代新的經濟理論框架。應當進行對微觀經濟學中基本假設的修正，對消費者效用函數、廠商生產函數變化的研究。實踐的快速發展亟待數字經濟理論的指導，也是理論界研究的主要方向。

第三是數字經濟發展對傳統實體經濟的影響。數字經濟發達地區的資源虹吸效應進一步加深，傳統工業城市、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的經濟將受到影響。在發展數字經濟的同時，也要采取相應的舉措對沖技術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美團買菜、京東到家、盒馬鮮生等蔬菜生鮮軟件的興起，擠壓了菜市場、小商販等傳統生意，美團外賣、餓了么等外賣軟件使方便食品的需求量銳減。互聯網平臺通過其占有的大量數據優勢以及雄厚的資本，以資本瘋狂補貼打價格戰的方式占領市場，并最終對社會公眾福利造成了影響。在此背景下，市場監管總局聯合商務部于2020年12月22日指導規范社區團購，阿里、騰訊、京東、美團、拼多多、滴滴6家互聯網平臺企業參加。會議要求互聯網平臺企業嚴格遵守“九不得”，包括濫用自主定價權進行惡性價格競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虛假宣傳及商業詆毀、大數據“殺熟”、利用技術手段損害競爭秩序、非法收集消費者個人信息、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等方面。

第四是對就業結構的影響。從歷史發展角度而言，技術革命導致失業是經濟進步的組成部分。由于生產力提高，技術取代一些人工崗位，同時也提高其他勞動者以及新入職者的技能，把人力、財力資源釋放到回報更高的行業。機器人的應用導致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人失業，蓬勃發展的電子商務導致大量實體門店關閉，引起成千上萬的終端零售人員失業，網約車的興起沖擊了出租車司機的工作。世界銀行發布的《2016年世界發展報告：數字紅利》認為，在未來，中國將有55%至77%的就業崗位容易因技能含量低而被取代，印度為43%至69%，經合組織國家的這一比例為57%。

第五是隱私安全方面的隱患。在大數據分布式計算、存儲等新技術廣泛應用的情況下，數據分析挖掘、共享交易等新應用場景不斷出現，使得數據安全以及個人隱私泄露等問題日益凸顯。大數據時代，人們的個人信息、消費需求、甚至生活習慣都會形成數據，由個人數據織成的信息網覆蓋范圍極廣，且能產生巨大經濟價值，網上甚至形成了販賣用戶信息的“黑產”鏈條。大數據在采集、存儲傳輸、共享使用等各環節都存在泄露用戶隱私的風險。在采集階段，存在未獲得用戶知情同意采集數據和過度采集數據，如家庭收入及生物識別數據等的問題；在存儲傳輸環節，存在由于管理不當或技術不達標、軟硬件有安全漏洞導致的泄露問題；在共享使用環節，存在過度挖掘用于精準投放廣告等問題，甚至對用戶的人身、財產安全等造成威脅。大企業在追求和獲取用戶數據時，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經深度涉及到了用戶的隱私數據。隨著數據變得越來越容易獲取和個人化，重要的是要了解和應對大數據應用可能帶來的任何隱患。

綜上所述，數字經濟無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但數字經濟的發展會對實體經濟造成一定的影響，這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問題。如何發揮數字經濟的優勢，最大限度減少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造成的沖擊和影響，在我國經濟結構升級、動能轉換的新階段，找準并利用好數字經濟新動能，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制勝關鍵。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新機遇

雖然數字經濟作為新生事物在發展中面臨著諸多挑戰，但近幾年各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實踐表明：數字化密度越大的國家從數字化中獲得的收益越大。根據埃森哲發布的《2018埃森哲中國消費者洞察——新消費 新力量》，數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長0.5%-0.62%。數字經濟不僅為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了動力，還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彎道超車”甚至“換道超車”的戰略機遇。這些機遇的重點包括：

第一，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中，“新基建”帶來新機遇。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指出，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要以整體優化、協同融合為導向，統籌存量和增量、傳統和新型基礎設施發展，打造集約高效、經濟適用、智能綠色、安全可靠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新基建”的推進，可以解決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過程中所面臨的基礎設施缺乏的窘境，并進一步推動實體經濟的數字化與數字經濟的普及化，從根本上實現數據要素資源配置的優化。

第二，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中價值鏈重構和供應鏈管理面臨新機遇。利用數字化手段對價值鏈進行重構，使大規模量身定制成為可能。以大數據應用為引領，發展數據采集、存儲、處理、挖掘、應用、展示、衍生等產業，打造數字產業鏈條，培育數字產業集群，搭建培育數字技術創新聯盟、產業聯盟等，提升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發展能級，通過數字化技術改造傳統優勢產業，釋放數字經濟對傳統經濟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

第三，數字經濟加速產生新產品新服務，從而帶來新機遇。基于信息化網絡的加速升級，許多企業抓住機遇進一步發展。互聯網時代造就了BAT（百度、阿里、騰訊）等企業，隨著4G技術的廣泛應用，字節跳動、快手等短視頻公司迅速崛起，并迅速遍及全球。基于互聯網平臺發展的微創新、微應用、微產品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興起，廣泛開辟了新就業渠道，激發了多元創造。未來隨著5G時代的到來，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數字經濟將迎來新的輝煌。

新興產業是引領未來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加快打造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新興數字產業鏈，對國家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至關重要。“十四五”時期是我國新興產業發展的關鍵時期，越來越多的數字技術將進入大規模的產業化、商業化應用階段，成為驅動數字產業變革和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數字經濟作為新興產業成長的統領，面臨挑戰的同時也將迎來更大的機遇，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將是我國“十四五”以及到2035年中長期規劃期內都需堅持的重要戰略，在這個戰略機遇期數字經濟推動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資本金融系教授；本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暨北京市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點項目“新時代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研究”（18KDAL043）、中國政法大學校級科研項目ZFZT79001、18ZFG79002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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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新銘：《數字經濟：傳統經濟深度轉型的經濟學邏輯》，《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責編：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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