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貧困始終是困擾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人類減貧經歷了以防治饑荒為核心的減貧階段、以保險和福利為核心的減貧階段、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減貧階段、市場化改革與國家推動相結合的減貧階段。從全球范圍來看，愈加復雜的國際形勢與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為減貧目標的如期實現蒙上了一層陰影，國際減貧形勢依舊嚴峻，減貧動力與挑戰并存。

【關鍵詞】全球減貧  反貧困戰略  2030年可持續發展  反貧困史  

【中圖分類號】F113    【文獻標識碼】A

一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就是與貧困作斗爭的歷史。縱覽全球減貧史，因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科技進步狀況、思想道德觀念演化的影響，人類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貧困的內涵及其成因形成了不同的認知，因而在減貧實踐過程中創造出了一系列富有時代背景的減貧舉措與制度安排，成為推動全球減貧不斷前進的重要力量，同時也成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下值得我們深入挖掘的“富礦”。

以防治饑荒為核心的減貧階段

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發生前，人類文明正處于農業文明階段，但無論是“鐵犁牛耕、精耕細作”的中國古代社會，還是“休耕輪作、農牧結合”的歐洲地區，糧食產量始終難以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糧食短缺引起的間歇性饑荒成為貧困最直接的表現形式，這種貧困現象往往具有很強的普遍性與致命性。以西北歐為例，11世紀40年代，西北歐地區氣溫驟降、降水量激增，農產品減產嚴重，饑荒席卷整個西北歐地區，公元1042—1046年，西北歐地區的人口死亡率從30%上升至近90%。而亞歐大陸另一端的中國，從西漢至晚清的兩千多年時間里發生了兩千余次饑荒，饑荒年度約占總時間跨度的39%。

前工業文明時代以饑荒為特征的貧困決定了減貧的主要措施為防治饑荒。在這一時期，參與防治饑荒的主體主要有三種。一是宗親組織。無論古代印度還是古代中國，多數遭受饑荒者在陷入困境時的首要求助對象均為家庭宗親組織。在印度和中國，大家族仍然保留著世襲的土地，目的就是扶持那些貧窮的親屬。在中國的宋代，一些中國官員甚至為宗祧群體建立義倉或學校。二是官方主體。由于饑荒發生的普遍性，所以大多數國家均將以饑荒為特征的貧困視為民眾生活的天然組成部分，但是出于維護統治的需要以及道德約束，官方主體（封建領主、政府等）均對饑荒現象予以防治。以中國為例，中國古代官方一方面長期將重農抑商作為國策，推行勸課農桑、獎勵耕織等有益于農業發展的政策，另一方面通過賑濟災民、調粟幫民、稅負減免等方式來緩解饑荒，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口不斷增長帶來的糧食供給壓力。三是民間慈善機構。民間慈善機構主要由宗教團體與社會團體構成。伊斯蘭世界尤其注重對貧困者的施舍與幫助，每年一度的“天課”慈善捐款將用于對貧困者的救濟；而在中世紀的歐洲，行會、兄弟會等民間社會團體則以慷慨救濟為己任，周期性地為饑荒者和貧困者提供飲食與衣服，滿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

以保險和福利為核心的減貧階段

18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中葉，人類文明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這一時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完成兩次工業革命，生產力水平實現飛躍，人類創造的財富總和超過了近代之前人類社會生產的總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工業革命后，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受壓迫，在經濟上受剝削，無產階級貧困化現象日益突出，工人們不甘心這種境遇，開始組織大規模罷工，進行工人運動和武裝起義，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開始重視無產階級的貧困問題。也是在這一時期，理論家們開始將貧困問題納入理論研究領域。最早對貧困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是英國學者馬爾薩斯，其在《人口論》中提出，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但生活資源只能按算術級數增長，最后因資源不足必然導致貧困的發生，從而他提出消除貧困的方法是抑制人口的增長。馬克思則從制度層面揭示了貧困產生的根源以及反貧困道路的選擇。同時，資產階級內部部分學者也開始了對貧困問題的反思：費邊社會主義者提出政府應確?；疾≌摺⒗夏耆?、兒童和失業者的生活得到保障；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經濟結構是導致工人貧困的真正原因，必須強化政府職能，通過立法實現財富再分配；新歷史學派則提出國家要通過稅收政策實現財富再分配，負起“文明和福利”的職責。資產階級內部對貧困問題的反思促進了福利國家的建設。

這一時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減貧舉措主要由兩方面構成：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F代福利制度的起源是英國于1601年頒布的《伊麗莎白濟貧法》，法律規定政府需要對無能力工作和找不到工作的貧民進行救濟和就業幫助。此后，英國陸續出臺《工廠法》《新濟貧法》《工傷賠償法》《老年贍養法》《職業介紹所法》等多部法律，加強對工人的義務教育、工傷賠償、老年贍養和再就業保障，這就為其他國家現代福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經驗借鑒。19世紀末至20世紀20年代，德國、英國、美國、法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建立了社會保險制度，這成為緩解貧困的重要舉措。這一時期的一系列重要社會保險和福利法案不僅有效緩解了包括工人群體在內的社會民眾的貧困問題，還為二戰后發達國家建立福利社會奠定了基礎。但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貧困現象并未得到改善，部分國家還因淪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廉價原材料產地與工業制成品的傾銷市場，導致貧困程度進一步加深。

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減貧階段

二戰結束后，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第三次工業革命推動著高新技術時代的到來，人類社會的財富呈指數級數增長，實際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但并未惠及所有人。南方國家處在發達國家的邊緣，基本上未享受到繁榮和進步的好處。對于發達國家而言，貧困問題雖未完全根除，但貧困的規模和程度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成為減貧的主戰場。同時，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抗貫穿始終，為了在冷戰中保持優勢，兩大陣營在推動內部民眾減貧的同時，積極開展對外援助，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全球減貧的進程。此外，國際機構和地區性組織開始登上全球減貧的舞臺，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以及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地區性組織通過設定發展目標、提供貸款和國際援助等方式參與全球減貧。這一階段，貧困與反貧困研究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關于貧困產生的原因，美國經濟學家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美國學者納爾遜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美國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提出“貧困文化理論”；美國經濟學家萊賓斯坦提出“臨界最小努力理論”；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提出“循環積累因果關系理論”。關于反貧困戰略，英國經濟學家威廉·劉易斯提出“二元經濟結構模型”；法國經濟學家佩魯提出“增長極理論”；美國經濟學家赫希曼提出“經濟增長不平衡模式”；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提出“經濟起飛”理論。學者們的研究成果成為日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減貧實踐的重要理論來源。

由于發展水平和發展基礎的不同，這一階段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施的減貧戰略內容并不完全相同。戰后發達國家憑借戰前積累的工業實力、技術水平和相對豐富的高素質勞動力，在“馬歇爾計劃”的幫助下僅用不到十年時間便將經濟恢復至戰前水平，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黃金時代”，在這一時期，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減貧措施包括：一是重視落后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通過加大政府投資，大規模興建基礎設施，促進經濟落后地區工業化步伐，創造勞動就業崗位，增加居民收入。二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打造福利國家。社會福利聚焦于提升整個社會生活水平，除加大對貧困人口直接救濟外，發達國家還構建起覆蓋大部分人口的社會保障網，涵蓋生育、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實現了“從搖籃到墳墓”全覆蓋。三是加大教育和職業培訓，提升勞動力素質。發達國家一方面加大教育投入，逐步建立起初級教育免費制度，擴大教育普及面，另一方面為工人提供免費職業培訓，提高勞動技能，降低失業風險。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發達國家的貧困發生率普遍有所下降，如美國的貧困發生率從1949年的34.3%下降至20世紀70年代末的11.5%。

這一階段，發展中國家推行的經濟發展戰略有三種模式：先增長后分配模式、重分配輕增長模式、增長和分配相兼顧模式。雖然增長模式不同，但發展中國家以促進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減貧實踐均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實施土地制度改革，調整土地分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獨立后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土地改革和土地調整。印度從1948年開始廢除柴明達爾中間人制度；埃及從1952年開始進行了三次土改。二是通過實施國家工業化戰略，促進地區經濟增長。二戰后新獨立的國家紛紛將工業化作為國民經濟優先發展的目標，集中資源建設工業化體系。如中國、印度、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家都制定了以建立工業體系為目標的發展計劃。三是推行區域開發政策，培育增長極。通過政策傾斜加大落后地區經濟開發力度，在貧困地區形成新的發展極或增長點，借助極化和擴散效應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例如，巴西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實施增長極戰略，1968年至1974年巴西經濟增長率保持在10%以上，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巴西奇跡。四是重視農業發展問題。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大多數集中在農村，農業農村發展成為各國政府高度重視的問題。發展中國家通過調整農業生產關系、推廣新型農業技術、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加大農業投入等方式提高了糧食產量。在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減貧策略的推動下，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平均預期壽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貧困問題也得到一定緩解。

市場化改革與國家推動相結合的減貧階段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貧困與反貧困研究得到進一步擴展。關于貧困的內涵，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提出“權利貧困”理論，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能力貧困”的概念。關于貧困的測度，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于1997年發布人類貧困指數（HPI），隨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牛津大學貧困與人類發展中心共同開發了多維貧困指數（MPI）。反貧困研究方面，學者們開始關注貧困人口脆弱性、改善生態環境、小額信貸等對減貧的影響，部分學者還注意到制度改革對減貧的作用。同時，國際和地區性組織也開始將其減貧理論用于指導實踐，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20世紀80年代制定“結構調整計劃”用于指導發展中國家減貧。

20世紀70年代以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產生了本質區別。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完善的福利制度保證了發達國家貧困群體很少面臨生存問題，發達國家貧困問題開始轉向相對貧困。此外，20世紀7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福利危機逐漸顯現，福利支付危機愈發嚴重，高福利帶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低效率運行也飽受批評。基于以上背景，發達國家開始了新一輪減貧政策調整。一是改革福利制度，推行工作福利制度?？s減政府福利支出，調整福利制度下各責任主體之間的權責關系，更加突出個人的責任和義務，對領取福利救濟金設置嚴格的領取時間和工作時間限制。二是充分發揮慈善機構作用，推進扶貧主體多元化。通過與慈善機構簽訂契約實現福利服務外包，緩解財政壓力，提高福利實施效率。三是對貧困者進行分類幫扶。根據貧困者種族、年齡、性別、勞動力水平、家庭結構等條件，對貧困者進行“有選擇性”的區別援助，提升幫扶措施實施效果。目前，發達國家的相對貧困發生率雖各有差異，但是均相對穩定。例如，作為發達國家中貧富差距相對較大的國家，美國近20年的相對貧困發生率一直保持在15%左右。

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以經濟增長推動減貧的涓滴式減貧方式在20世紀80年代遭受到嚴重挑戰。對此，一是進行市場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中國、印度、巴西等國通過逐步減少對經濟的干預力度，積極吸收外來資金和技術，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取得了極大的經濟和減貧成效。二是國家直接推動扶貧，發揮政府干預作用，縮小收入差距。經濟增長是減貧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隨著經濟的增長，不斷擴大的不平等會不斷削弱減貧的效率，因此，政府的直接干預成為維持持續性減貧效益的重要條件。為了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縮小收入差距，發展中國家或成立專門的扶貧機構予以推動，或出臺專門規劃以指導減貧。例如，1986年中國成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有計劃、有組織地推進開發式扶貧；坦桑尼亞于20世紀90年代開始，陸續出臺了《國家消除貧困戰略計劃（NPES）》等短中長期戰略規劃，用于指導全國減貧。三是注重人力資本投資。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豐富，但是人力資本水平較低，難以實現自身脫貧。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起，發展中國家開始將增強貧困人口文化水平與身體素質，加大貧困群體人力資本投資作為減貧的重要舉措。例如，巴基斯坦于1993年啟動“社會行動計劃（SAP）”，其中80%以上資金用于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四是逐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與發達國家改革福利制度，降低救濟水平的趨勢不同，部分發展中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開始逐步建立本國的社保和福利制度。此前，雖有部分發展中國家已經建立社保和福利制度，但是往往水平較低。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財政收入的增加，發展中國家開始圍繞失業、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建設社保和福利制度，通過現金轉移、兜底保障、醫療救助、就業培訓等方式帶動減貧。

全球減貧效果顯著，但依然面臨嚴峻挑戰

經過近四十年的共同努力，全球貧困人口已經由1981年的19.16億人降至2019年的6.32億人，貧困發生率也已從42.5％降至8.2％，年均下降0.9個百分點，國際社會也順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DG）”中提出的“2015年全球絕對貧困人口要比1990年減少一半”的目標，全球減貧效果可謂突出。但是在對全球減貧保持信心的同時，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全球減貧事業依舊面臨以下挑戰。

疫情之下全球減貧不確定性增加。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各國經濟發展普遍受挫，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增加，失業率高企，相對貧困群體開始向絕對貧困滑落，貧困邊緣群體生活水平降低到貧困線之下，本處于弱勢地位的絕對貧困群體生活環境進一步惡化，社會貧富差距繼續拉大，全球絕對貧困人口激增。此外，新冠肺炎疫情還對全球減貧合作形成沖擊。作為國際援助的重要主體，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受到疫情的嚴重沖擊，民粹主義抬頭。為緩解本國經濟與社會矛盾，發達國家開始減少對發展中國的經濟援助，減少對國際減貧合作的支持力度。

全球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顯著。發展不平衡是當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發達國家經濟發達、財力雄厚，可以為本國貧困群體提供豐富的資源支持，貧困群體也可以從本國經濟發展中獲利。當前，發達國家絕對貧困現象已基本消除，相對貧困成為主要表現形式。發展中國家日益分化，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南亞地區經濟增長較快，民眾生活逐步改善，絕對貧困群體規模急劇縮小，貧困人口分別從1981年的11.08億人與5.27億人降至2018年的0.25億人與1.8億人，貧困發生率分別從1981年的37.8%和19%下降至2018年的0.2%和4%，約有15億人擺脫貧困。撒哈拉以南非洲、中東和北非地區經濟發展緩慢，貧困人口數量不減反增，貧困人口分別從1990年的2.8億人和0.15億人增長至2018年的4.33億人和0.28億人，全球貧困人口日趨集中。

國際舊秩序持續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冷戰結束后，形成了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成為貫徹西方發達國家意志和維護其國家利益的重要框架。發達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下：首先，推行強權政治，干涉他國內政，憑借經濟科技優勢隨意制裁所謂“流氓國家”，造成被制裁國家發展緩慢。其次，鼓吹本國優先，揮動貿易大棒，通過關稅、農業補貼、貿易壁壘等方式保護本國產業，加劇全球經濟衰退風險的同時，還對發展中國家賴以生存的產業形成沖擊。以非洲國家為例，其在農產品生產領域具有較大的比較優勢，但農產品出口多次受到發達國家以綠色貿易壁壘為主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由于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非洲地區每年損失出口收入達到200億美元。最后，推行經濟霸權主義，操縱國際市場，壓低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抬高工業制成品價格，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

地區沖突不斷，恐怖主義盛行。戰爭導致貧困，貧困又引發戰爭。在地區沖突和恐怖主義威脅之下，貧困地區國民經濟發展所需社會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大量資源用于維持戰爭，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地區貧困人口數量激增。此外，地區沖突與恐怖主義活動還造成原住地居民紛紛外逃，難民危機進一步加深了遷入地社會矛盾與資源不平衡，引起遷入地貧困加劇。而貧困地區生存資源不足又導致人們通過戰爭與恐怖主義活動來滿足其生存的需要，進而陷入“戰爭與恐怖活動—貧困—戰爭與恐怖活動”的惡性循環之中。以也門為例，自2014年內戰爆發以來，也門人均GDP已從當年的1673美元降至2019年底的774美元，貧困發生率則從47％增長至75％。

生態環境問題制約貧困群體持續脫貧。生態環境問題與貧困問題相互交織，二者緊密相連，生態環境脆弱引發貧困，貧困又加速生態環境惡化。一方面，全球大量未脫貧地區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生態環境承載力難以滿足工業化發展的需要，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另一方面，未脫貧地區高度依賴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而這兩類產業與生態環境、氣候變化息息相關，全球愈發嚴重的環境問題與氣候變化問題對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形成了嚴重的沖擊?！?019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到2030年，92個國家中最窮的20%人口將因氣候變化而遭受巨大的收入損失。

糧食短缺問題加劇，貧困群體生活負擔加重。一方面，過快的人口增長加劇糧食短缺。得益于現代醫療技術進步，加上無節制生育，貧困地區人口呈現爆炸式增長態勢。以貧困人口較為集中的非洲為例，2020年非洲地區人口增長率達到2.44%，遠高于全球1%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貧困地區農業技術水平較低，糧食產量難以滿足國內消費需求，糧食長期依賴國際進口，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主要糧食生產大國紛紛減少糧食出口，造成國際市場糧價飛漲。聯合國糧農組織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2月，全球食品價格指數連續9個月上漲，環比上升2.4%，同比上升26.5%。而作為家庭支出的重要組成，糧食價格的急劇上升導致家庭支出大幅增加，部分家庭由此而陷入貧困。

貧困人口脫貧內生動力普遍不強。首先，當前尚未脫貧地區歷史上長期處于被殖民狀態，產業結構單一，國民經濟落后，社會發展停滯，民眾普遍貧窮，導致貧困群體脫貧信心嚴重不足，求穩怕變，因循守舊，并因此而形成依賴外部援助的心理狀態。其次，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滯后，缺乏穩定可持續的產業與就業，貧困人口短暫脫貧后可能再次返貧，難以培育貧困人口主動脫貧動力。最后，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缺乏針對性職業技能培訓，技能水平難以滿足現代產業發展需要，自我發展能力、自身脫貧能力建設嚴重不足。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為例，這一地區成年人識字率僅為60%，埃塞俄比亞等國家的成年人識字率僅為30%左右，基本不具備參與現代化就業的能力。

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貧困始終是困擾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當今世界仍有約7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10月初發布的報告，到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導致1.5億人陷入極端貧困。未來，全球減貧之路道阻且長。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研究生薛亞碩對此文亦有貢獻）

責編/韓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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