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從根本上管住環境污染問題，是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實踐難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出發，堅持新發展理念，將生態文明建設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緊密結合起來，將生態安全納入總體國家安全觀，將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作為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頂層設計與從嚴從實結合起來，下大力氣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我國生態環境不斷改善、不斷向好，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態獲得感不斷增強，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發展道路。

【關鍵詞】環境污染 生態文明 新發展理念 【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標識碼】A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環境污染是一個長期困擾人類的難題。特別是近代以后，隨著工業化的快速發展，環境污染對人類生存的破壞和威脅越來越大。我國也一度面臨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環境污染給社會生產和生活造成了一系列不好影響。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下大力氣管住環境污染問題，我國生態環境不斷改善、不斷向好，人民群眾的生態獲得感不斷增強，為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生態基礎。

將綠色發展納入新發展理念

環境污染問題之所以不易解決，是因為發展必然要利用自然環境，發展是人與自然的互動實踐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如何科學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實踐課題。從人類歷史實踐看，存在兩種截然對立的發展方式，一種是通過掠奪自然、破壞環境，實現一定的發展目標，其結果是自然環境遭受嚴重破壞，人與自然的協調關系被嚴重打破。另一種發展方式是通過合理利用自然，將利用與保護統一起來，實現一定的發展目標，人與自然始終保持協調關系。實踐表明，第一種發展方式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它使人類付出慘痛的代價。第二種發展方式是一種科學的發展方式，能夠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堅決摒棄第一種發展方式，堅定選擇第二種發展方式。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總結人類歷史經驗和改革開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在新發展理念中，綠色發展就是強調在發展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就是強調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實現經濟增長。黨的十八大以來，綠色發展理念已經成為全黨和全民的共識，極大推動了生態文明建設，彰顯了綠色發展理念對發展實踐的強大推動力和科學引領力。

綠色發展理念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推動綠色發展的實踐要求是人類在謀求自身利益時不能破壞自然環境，必須順應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人類源于自然，人類是自然界長期進化的產物；同時，人類依賴自然，人類生產和生活都以自然環境為依托。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必然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這里的“其他自然”包括自然環境這一個人和社會得以存在的重要物質基礎。綠色發展理念是對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實踐運用，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否真正推動綠色發展本質上就是能否真正以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為指導。

推動綠色發展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和發展思想，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也積累了不少尖銳復雜的環境問題，環境污染事件時常發生，廣大人民群眾迫切需要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直面挑戰，及時完善發展理念，將綠色發展納入新發展理念，使發展理念更加完整、更加科學，回應了廣大人民群眾對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特別是環境污染問題的急切期待。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綠色發展理念的指引下，環境治理力度空前加大，惡化的生態環境逐步得到改善，人們能夠切身體會到綠色發展理念的強大實踐力量，增強了人們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信心和決心。可以說，能不能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主要是看能不能自覺貫徹包括綠色發展在內的新發展理念，跳出舊的發展思維和發展方式。

推動綠色發展體現了系統思維。系統思維要求在思考發展問題時，必須整體考慮人、自然、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內在關聯，必須充分考慮到生態問題對其他方面的復雜影響。因此，在推動綠色發展和生態建設實踐中，我們黨特別注重將人與自然、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良好生態與民生福祉、主觀自覺與制度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大大提升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水平。要摒棄形而上學的發展觀念，不能割裂人與自然、生態與經濟、生態與社會、局部與整體、當前與長遠的有機統一。

將生態文明建設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緊密結合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的重要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將生態文明建設有機融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使環境污染治理和整個生態文明建設的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

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在全面，這個全面包括多方面內容，生態環境是其中重要內容。首先，我們黨將更優美環境納入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不斷滿足人們對優美環境的需求、對生態文明建設提出的更高要求。其次，將生態扶貧作為解決貧困問題的重要舉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生存條件差、但生態系統重要、需要保護修復的地區，可以結合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探索一條生態脫貧的新路子”。最后，將良好生態環境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和優先目標。在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踐進程中，我們黨認識到，沒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就沒有全面小康，有無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我們判斷小康社會建設水平的重要標準。

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全面深化改革。治理環境污染、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涉及社會管理的方方面面，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加以改善和提高。保護生態環境最重要的是要改革和完善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體系，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體現生態文明建設狀況的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使之成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導向和約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定要徹底轉變觀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一定要把生態環境放在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的突出位置”，同時“要建立責任追究制度”。

將生態建設融入全面依法治國。治理環境污染往往涉及不少違法行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依法治污，加大環境立法和環境執法力度，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良好的法治基礎。如，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就對如何利用法律保護生態環境作了專門闡述：“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立有效約束開發行為和促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的生態文明法律制度，強化生產者環境保護的法律責任，大幅度提高違法成本。建立健全自然資源產權法律制度，完善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態補償和土壤、水、大氣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等法律法規，促進生態文明建設。”

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全面從嚴治黨。環境污染問題的存在同一些黨員干部的思想水平、責任擔當、履職能力直接相關，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是黨在新時代的重大實踐任務，但是有些黨員干部滿足于表面成績和短期利益，在生態文明建設上不主動、不作為，甚至放任環境污染的存在和發展。這同樣是黨性不強的現實表現，必須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提高黨員干部的環境意識和生態自覺。一方面扭轉在環境問題上的錯誤認知，這是從嚴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生態環境保護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樣對待生態環境，在生態環境保護上一定要算大賬、算長遠賬、算整體賬、算綜合賬，不能因小失大、顧此失彼、寅吃卯糧、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嚴明責任擔當。生態環境保護能否落到實處，關鍵在領導干部。一些重大生態環境事件背后，都有領導干部不負責任、不作為的問題。為完善責任擔當，嚴格落實領導干部任期生態文明建設責任制，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負有責任的領導干部，不論是否已調離、提拔或者退休，都嚴肅追責。

將生態安全納入總體國家安全觀

基于生態安全的基礎性地位，黨中央將生態安全納入總體國家安全，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安全理論在新時代的重要發展。生態安全同經濟安全、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資源安全等都有著直接的聯系，生態安全出問題往往會波及其他領域的安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從總體國家安全觀出發，思考我國的生態環境問題。

第一，沒有安全的生態，就沒有安全的發展。生態安全是發展安全的基礎和前提，安全的生態為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發展要素。從發展的自然要素看，安全的發展需要安全的生產原材料和安全的生產環境，生產原材料和生產環境如果被污染，自然就談不上安全的發展。比如，在工農業生產中，如果土壤、水系被污染，必然產生發展安全問題。

第二，環境污染問題既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面對快速發展積累下來的環境問題進入了高強度頻發階段的現實，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這既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環境污染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主要包括兩大方面：一方面是財產性損失，比如企業的污水處理成本、農林牧漁業的收成損失、生態損失等；另一方面是由環境污染帶來的健康衛生損失。之所以說環境污染問題也是重大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是因為環境污染問題會嚴重影響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事關社會和諧和政治穩定，事關黨和政府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公信力、影響力和權威性，在很大程度上會削弱黨和政府的領導力。

第三，保持生態安全對保持其他安全具有基礎性意義。生態環境惡化直接影響經濟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源和其他資源的供給，對經濟安全構成直接影響。生態安全同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與生產生活直接相關，環境污染嚴重導致生態惡化，人們不能呼吸新鮮的空氣、不能擁有干凈的水源，生活品質嚴重下降，可能給社會穩定、政治安全帶來嚴峻挑戰。另外，生態安全與國土安全、資源安全、生物安全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關系，生態安全是其他安全的基礎和前提，其他方面的安全對生態安全也會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有些生態安全風險可能會演化為社會風險和政治風險。

將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納入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著眼于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著眼于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著眼于高質量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強調必須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將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納入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這為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規范化和法治化，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礎。《決定》確定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保護、利用、修復、責任四個方面的制度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這些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

第一，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體系。這一制度體系重在科學保護和嚴格保護，主要包括：健全國土空間規劃和用途統籌協調管控制度、主體功能區制度、以排污許可制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監管制度、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和執法司法制度，等等。之所以要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就是因為自然環境既是不可或缺的，又是脆弱易失的，生態退化仍然嚴重。

第二，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體系。這一制度體系涵蓋自然資源產權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制度、資源總量管理和全面節約制度、垃圾分類和資源化利用制度、海洋資源開發保護制度，以及自然資源統一調查、評價、監測制度，等等。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不可能離開自然資源，但對自然資源不能粗放利用、甚至破壞性利用，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體系旨在科學利用自然資源，科學利用自然資源也是保護自然資源的重要方面。

第三，健全生態保護和修復制度體系。這一制度體系重在統籌山水林田湖草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強化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海洋、濕地等自然生態保護，強化對重要生態系統的保護和永續利用，建設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健全國家公園保護制度，強化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生態保護和系統治理。為嚴格落實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制度，中央實行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制度。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包括例行督察、專項督察和“回頭看”等。督察的對象包括：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承擔重要生態環境保護職責的國務院有關部門，從事的生產經營活動對生態環境影響較大的有關中央企業和其他中央要求督察的單位。從已經開展的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實效看，督察工作有力推動了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必須運用好督察這把利劍。

第四，嚴明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體系。這一制度體系著眼于制度的落實管用，包括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制度、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制度、生態環境監測和評價制度、生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落實生態補償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度等。再好的制度，落實不好，制度就如同虛設，責任也就變成了鴻毛。嚴明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就是要使責任變成行動，使保護生態環境成為各級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內在追求，消滅輕視、掩蓋環境問題的現象和行為。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大力整治環境污染問題，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首先，人們的生態意識明顯增強，保護環境、愛護環境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人們自覺踐行新發展理念，自覺推行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其次，黨和政府按照系統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環境保護建設，以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加大環境保護和治理力度，強化生態制度系統建設，用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保護生態環境。最后，積極參與國際生態合作，攜手共建生態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園。2020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中國將“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倡議將極大推動國際生態合作，推動形成和不斷增強保護全球生態的國際聯合力量。因此，盡管徹底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仍然任重道遠，但我們已經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發展道路，只要堅持走好這條道路，再大的困難都可以克服，我們不僅可以徹底解決自己的環境污染問題，還將為解決世界環境污染問題提供借鑒和啟示。

（作者為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黨委書記、哲學系教授，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

責編/于洪清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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