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中間品的生產性服務在國民經濟循環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具有重要作用。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不僅反映其自身專業化分工的廣度與深度，還反映與其他產業之間的協同融合與分工水平。生產性服務的提質增效有助于國民經濟循環的優化與價值鏈地位的提升。因此，相關政策的著眼點應該放在四個方面：打破行政性壟斷，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市場競爭；降低交易成本，充分發揮生產性服務業的黏合劑作用；順應全球服務自由化趨勢，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鼓勵服務創新，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其他產業有效融合。
【關鍵詞】生產性服務 國民經濟循環 價值鏈分工
【中圖分類號】F12 / F7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5.003
“十四五”規劃提出，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實現上下游、產供銷有效銜接，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本文認為，“十四五”規劃的這些表述實際上突出了生產性服務在暢通和優化經濟循環、提升價值鏈地位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將重點從基本規律、作用機制與政策措施的角度，討論如何通過生產性服務業的高質量、高效率發展，實現中國國民經濟循環的優化和暢通，從而促進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提升。
經濟增長與結構轉換中的生產性服務
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你開始考慮它們，就很難再考慮其他事情了”。[1]而現代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快速的結構轉換率。[2]經濟形態從農業經濟（agricultural economy）發展到工業經濟（industrial economy），到服務經濟（service economy），再到數字經濟（digital economy）。在這一過程中，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趨于上升。在服務業內部，部門結構也在悄然變化。其中，發揮著中間品作用的生產性服務業（producer services）（如金融服務、信息通信技術即ICT服務、商務服務、專業服務等）的重要性持續上升并成為整個服務業中所占比重最高的行業類別。
國民經濟中的服務業包括很多部門與行業，那些為生產者提供作為中間投入的服務的部門與行業統稱為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的界定基于對服務業或服務部門的功能性（function-based）分類。[3]如果服務能夠像有形商品那樣被區分為中間品和消費品的話，那么生產性服務無疑對應著作為中間投入品（intermediate inputs）的服務，而消費性服務（consumer services）則是作為最終消費品的服務。
在外延上，生產性服務是指具有中間產品功能的相關服務行業。但在實際經濟統計中，生產性服務業的行業劃分與界定則比較復雜，因為有些（純粹的）生產性服務業的使用主體僅僅是生產者或企業，比如審計服務。但有些（混合的）服務行業（比如交通運輸服務、銀行服務）既可以作為生產性服務，為生產者或企業所用（因為企業需要）；也可以作為消費性服務，為個人或家庭所用（因為一般消費者也需要），只不過不同服務行業的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見圖1）。比如，純粹的消費性服務業包括娛樂文化服務、醫療健康服務等。
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存在著一個規律性趨勢，即由“內部化”或“非市場化”向“外部化”或“市場化”演進（如圖2所示）。[4]在經濟發展水平與市場化程度較低、市場交易成本較高時，生產性服務通常由企業自身來提供；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市場交易成本的降低，經濟系統中就開始涌現出專門提供諸如財會、營銷、咨詢、物流等服務的獨立市場主體，服務需求者可以通過市場來購買所需的各類服務，而無須進行自我服務。
從這一層意義上講，生產性服務又可以分為企業內部自我提供的生產性服務與通過市場交易而獲得的生產性服務。前者可以反映企業內部專業化分工以及以企業內部計劃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內部產業鏈狀況，而后者則反映市場之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專業化分工以及以市場競爭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效率和產業分工體系。生產性服務的外部化、市場化與產業化發展是專業化分工和資源配置從企業內部向市場之中的自然擴展。伴隨這一趨勢，一方面企業內部的價值鏈和產業鏈得到優化、核心競爭力得以提升；另一方面企業乃至整個經濟的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得以提高，產業分工與產業結構更趨合理，整體經濟的創新力與競爭力隨之提升。
生產性服務與國民經濟循環
當生產性服務外部化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或行業時，它作為中間投入必然與其他行業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發生聯系。本文從三個方面分析生產性服務在國民經濟循環中的作用。
生產性服務占產出的比重。特定服務部門產出的使用可以分為兩部分[5]：最終使用（final use），即被最終使用者（家庭、政府等）消耗的產出部分；中間使用（intermediate use），即被行業/企業用作中間投入的產出部分。我們通過計算后者在總產出中的比重，可識別一個特定服務部門或行業在多大程度上是生產性服務業。也就是說，服務業總產出中有多少是被中間使用的，即用作生產性服務。
我們采用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WIOD）跨國投入–產出數據進行計算，[6]結果如圖3所示。總體來看，2004～2014年間，中國的服務總產出中有大約43%的部分是用作生產性服務的，[7]比全球平均水平（39%左右）高約5個百分點，比美國（36%）高約7個百分點，但低于德國的相關比重。中國的生產性服務比重在全球范圍內基本上處于中等水平（在中位數42.3%上下）。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觀察在不同服務行業的產出中生產性服務的占比。生產性服務占比越高，則該服務部門就越具有生產性服務的性質，反之則越具有消費性服務的性質。表1顯示，中國的生產性服務占比超過50%的服務部門有15個，依次為：法律、會計、總部服務、管理咨詢（96.46%），倉儲及運輸支持活動（94.22%），郵政及快遞（89.52%），金融服務（不含保險、養老金）（88.90%），空運（85.92%），科學研究與開發（82.72%），陸運及管道運輸（82.23%），水運（80.59%），其他專業性科技服務（78.86%），零售（不含機動車）（74.61%），批發（不含機動車）（74.54%），電信（66.76%），旅館及餐飲服務（56.21%），保險、再保險及養老金（不含強制性社會保障）（56.05%），其他服務活動（55.51%）。其他7個服務部門的生產性服務占比低于50%。與美國等經濟體不同的是，中國的行政管理及支持服務、計算機編程及相關活動和信息服務具有消費性服務的特征，而旅館及餐飲服務則具有生產性服務的特征（見圖4）。
生產性服務占投入的比重。如果說作為中間品的生產性服務占總產出的比重是用來反映國民經濟中的生產性服務來源的話，那么作為中間品的生產性服務占總投入的比重則可以反映國民經濟中的生產性服務去向。
在樣本時期里，中國國民經濟的生產性服務投入在總投入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個百分點，也低于印度、墨西哥的水平。從五大產業看（見表2），中國與其他絕大多數經濟體的共性是，服務業的生產性服務投入比重最高，其次是采掘業（在某些經濟體，如愛爾蘭、盧森堡，其制造業排第二位；在某些經濟體，如加拿大、日本、美國，其公用事業排第二位）。所不同的是：中國五大產業的生產性服務投入比重均比其他經濟體的平均水平（甚至絕大多數經濟體）低。這與中國的服務業總體比重較低有關。
基于所有行業劃分的生產性服務投入情況，盡管存在跨國差異，但幾乎所有國家都有很多服務行業其服務投入占比在75%以上。[8]
本文接下來分析中國五大類產業的分類服務投入。我們把不同的服務投入的來源分為國內與全球兩部分。結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中國農林牧漁業的分類服務投入率由高到低位于前三位的依次為：批發（不含機動車）、金融服務（不含保險、養老金）、陸運及管道運輸。采掘業的分類服務投入率由高到低位于前三位的依次為：金融服務（不含保險、養老金），法律、會計、總部服務、管理咨詢，批發（不含機動車）。制造業的分類服務投入率由高到低位于前三位的依次為：批發（不含機動車）、陸運及管道運輸、金融服務（不含保險、養老金）。公用事業的分類服務投入率由高到低位于前三位的依次為：金融服務（不含保險、養老金）、批發（不含機動車）、陸運及管道運輸。服務業的分類服務投入率由高到低位于前三位的依次為：金融服務（不含保險、養老金），法律、會計、總部服務、管理咨詢，批發（不含機動車）。由此可見，對于這五大類產業而言，金融服務（不含保險、養老金），法律、會計、總部服務、管理咨詢，批發（不含機動車），陸運及管道運輸等四類分項服務投入都是最為重要的。
此外，不同分項服務投入對于不同行業的重要性也不盡相同，比如金融服務（不含保險、養老金）對五大類產業的投入比重由高到低依次為：服務業、采掘業、公用事業、農林牧漁業、制造業。這意味著，各類服務部門的發展經由生產性服務投入而對相關產業的影響不同；服務業內部結構的調整無疑將對各類產業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基于產業關聯的分析。一個行業或部門（包括服務業）的產出增加會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影響整個經濟體系：（1）增加了對其他行業或部門（“上游”，upstream）產品或服務投入的需求或購買，這稱為后向關聯（backward linkage）；（2）增加了對其他行業或部門（“下游”，downstream）的供給或銷售，這稱為前向關聯（forward linkage）。[9]
中國各服務行業如果以標準化的直接后向關聯衡量，則系數大于1的行業有13個，即：建筑業（1.55），水運（1.18），空運（1.46），倉儲及運輸支持活動（1.25），旅館及餐飲服務（1.26），計算機編程及相關活動、信息服務（1.24），保險、再保險及養老金（不含強制性社會保障）（1.28），法律、會計、總部服務、管理咨詢（1.33），科學研究與開發（1.14），其他專業性科技服務（1.11），行政管理及支持服務（1.09），健康及社會工作（1.32），其他服務活動（1.09）。其他行業的系數均小于1。如果以標準化的總后向關聯衡量，則系數大于1的行業有16個，即：建筑業（1.61），陸運及管道運輸（1.13），水運（1.25），空運（1.49），倉儲及運輸支持活動（1.27），郵政及快遞（1.07），旅館及餐飲服務（1.23），計算機編程及相關活動、信息服務（1.26），保險、再保險及養老金（不含強制性社會保障）（1.13），法律、會計、總部服務、管理咨詢（1.38），科學研究與開發（1.27），其他專業性科技服務（1.23），行政管理及支持服務（1.17），公共管理和國防、強制性社會保障（1.04），健康及社會工作（1.34），其他服務活動（1.19）。其他行業的系數均小于1。
如果以標準化的直接前向關聯衡量，則系數大于1的行業有12個，即：批發（不含機動車）（1.23），零售（不含機動車）（1.23），陸運及管道運輸（1.35），水運（1.33），空運（1.42），倉儲及運輸支持活動（1.55），郵政及快遞（1.47），電信（1.10），金融服務（不含保險、養老金）（1.46），法律、會計、總部服務、管理咨詢（1.59），科學研究與開發（1.36），其他專業性科技服務（1.30）。其他行業的系數均小于1。如果以標準化的總前向關聯衡量，則系數大于1的行業有14個即：批發（不含機動車）（1.29），零售（不含機動車）（1.28），陸運及管道運輸（1.41），水運（1.49），空運（1.28），倉儲及運輸支持活動（1.65），郵政及快遞（1.29），旅館及餐飲服務（1.03），金融服務（不含保險、養老金）（1.52），保險、再保險及養老金（不含強制性社會保障）（1.12），法律、會計、總部服務、管理咨詢（1.63），科學研究與開發（1.44），其他專業性科技服務（1.18），其他服務活動（1.02）。其他行業的系數均小于1。
結合標準化關聯系數，我們可以將中國的服務行業分為四類。前向關聯系數越大，意味著該行業（作為上游行業）對其他行業（作為下游行業）的影響力就越大，這些服務行業更有可能作為其他行業的服務性投入（生產性服務）。后向關聯系數越大，意味著該行業（作為下游行業）受到其他行業（作為上游行業）的影響就越大，這些服務行業更有可能使用其他行業的投入（包括生產性服務投入）。如表4所示，前向關聯系數大于1的、具有顯著的生產性服務功能的行業有15個。但是，這些年來一直備受關注的房地產行業的前向關聯與后向關聯系數都很低。
最后，如果比較中國的服務行業與非服務行業，我們可以發現，總體上，制造業的（標準化）前向與后項關聯系數都比服務業大。相當一部分制造行業（比如焦炭及煉油，化工及化學制品，橡膠及塑料產品，基本金屬等）的前向與后項關聯系數都在1.5以上，具有較強的產業關聯性。動態地看，相對于中國“入世”前的2000年，在47個行業（服務行業22個）中，直接后向關聯系數上升的行業有29個，其中服務行業11個，也即有50%的服務行業是下降的。總后向關聯系數上升的行業有32個，其中服務行業11個，也即仍有50%的服務行業是下降的。直接前向關聯系數上升的行業有16個，其中服務行業8個，即有超過50%的服務行業是下降的。總前向關聯系數上升的行業有23個，其中服務行業9個，即有超過50%的服務行業是下降的。特別是，批發零售貿易、運輸倉儲、計算機編程及相關活動和信息服務的產業關聯系數趨于下降，而法律會計及總部服務和管理咨詢、科學研究與開發、其他專業性科技服務的產業關聯系數則趨于上升。但平均而言，前向和后向關聯系數趨于下降的服務行業個數要多于其他行業。
生產性服務與全球價值鏈分工
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不僅反映其自身專業化分工的廣度（服務門類或種類）與深度（服務質量與效率），還反映出與其他產業之間的分工水平。盡管農業、制造業與服務業的發展都需要生產性服務業，但在工業化階段，生產性服務業的主要服務對象是制造業，同時，工業化階段也是分工迅速深化的階段。
在微觀層面，當前現代大工業生產的福特主義（Fordism）漸趨瓦解，信息技術革命引發的溫特爾主義（Wintelism）悄然興起。企業的生產模式與業務流程正發生巨大變化，從大規模生產到定制生產，再到大規模定制，生產環節與業務單元的模塊化與外包趨勢逐漸增強。
微觀層面的變革引發中觀層面新的產業分工的形成。新的產業分工不同于傳統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而是以“微笑曲線”為代表的價值鏈分工模式，這在IT制造業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微笑曲線”的兩端即生產的上下游階段，是以研發、銷售、物流、售后服務等為主要內容的生產性服務，這些階段的附加值較高。“微笑曲線”的底部即生產的中游階段，主要是制造、加工或組裝過程，這一階段的利潤空間較小。
生產性服務在這一價值鏈分工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其自身作為利潤源泉的價值，更體現在其作為各個專業化生產環節的紐帶而產生的“黏合劑”功能。通過生產性服務業這一紐帶，制造業逐漸“服務化”，服務業逐漸“機械化、自動化”，兩大產業相互融合、互動發展。在這一趨勢下，經濟效率越來越取決于在不同生產活動之間建立起來的相互聯系，而不僅僅取決于生產活動本身的生產率狀況。[10]
在全球層面上，經濟全球化具體表現為生產、貿易、投資等方面的全球化，其背后作用機制是國際分工的深化與細化。這一分工演化表現為，逐漸由產業間分工演進到產業內分工，再到價值鏈分工。在價值鏈分工背景下，如何協調與聯結價值鏈分工導致的高度分散化的生產活動與無國界的復雜生產網絡？生產性服務就是關鍵。像運輸與物流、金融、信息、分銷、專業服務等生產性服務不僅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分工中起到“黏合劑”的作用，而且其本身也是全球增加值貿易（trade in value added）的重要組成部分。[11]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統計，全球約60%的貿易為中間品貿易（包括有形產品與服務），這些中間產品和服務（即生產性服務）在不同階段被納入創造最終消費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過程；盡管服務業在全球BOP（國際收支平衡表統計）凈出口中僅占20%左右的份額，但出口增加值中幾乎有一半（46%）是由服務部門的活動貢獻的，這是因為大部分出口制造品在生產過程中都需要投入服務（即作為中間投入的生產性服務）。[12]另外，全球60%以上的國際直接投資（FDI）都流向了服務業，而在服務業中又有60%以上的FDI流向了主要承擔生產性服務功能的服務行業。[13]
由于生產性服務大多位于微笑曲線的兩端，比如研發服務、售后服務等，而一國及其產業要從全球價值鏈低端邁向中高端，就是如何能從微笑曲線的中間位置（主要是加工裝配）向兩端位置延伸。因此，在這一延伸過程中，生產性服務（業）所占比重以及競爭力將趨于上升。更為重要的是，這一轉型的實現有賴于生產性服務（業）與其他行業（如制造業、農業等）的協同發展。美、歐、日等主要發達經濟體之所以位于全球價值鏈的高端，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們已經形成了“高端生產性服務←→高端產品與服務的生產（如高端制造業和農業）”的良性協同機制。[14]而低端分工環節（低端加工裝配與服務）主要集中于發展中經濟體與轉型經濟體。
在這樣的全球產業鏈、價值鏈與創新鏈分工格局中，美國等發達經濟體處于主導地位，占據這些鏈條的高端以及生產性服務市場的高端，而中國要么被排斥在這種分工格局以及“高端生產性服務←→高端生產”的市場循環之外，要么處于這些鏈條的低端及“低端生產性服務←→低端生產”的市場循環之中（見圖5）。
而且，隨著科技革命與產業創新推動的世界產業結構與經濟結構的演變，跨國微笑曲線的全球價值鏈分工不斷趨于廣化（extensive）、深化（intensive）與陡化（steeper），每個分工環節的爬升越來越難，從而使后進國家及其產業／企業的進入成本不降反升。
政策思考
充當中間品的生產性服務關乎服務行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有效運行。沒有生產性服務的提質增效，就不可能實現國民經濟循環的優化與價值鏈地位的提升。如何實現生產性服務的提質增效？本文認為，相關的政策著眼點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思考。
打破行政性壟斷，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市場競爭。生產性服務業，如金融、電信、運輸等，大多處于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上游，這些行業不僅存在行政性壟斷，也存在市場壟斷。兩種壟斷并存極大地扭曲了資源配置，抑制、破壞了市場競爭，降低了生產效率。因此，首先需要打破行政性壟斷，放寬準入領域，建立公開、平等、規范的行業準入制度。
降低交易成本，充分發揮生產性服務業的黏合劑作用。從經濟學理論上講，作為商品與其他服務生產過程的中間投入的生產性服務，其外部化或市場化程度取決于專業化經濟-互補經濟與交易成本之間的權衡（trade-off）。只要有專業化經濟、最終產品或服務生產中的中間產品互補經濟以及交易成本，就需要權衡取舍。復雜的中間投入種類越多，生產力就越高，但與此相應地交易次數和相關成本也越多。相關政策的著眼點應該是降低交易成本（比如減少、直至拆除高速公路收費站，從而降低運輸成本和時間成本），從而更好地深化生產性服務業的專業化分工，發揮好其黏合劑作用。
順應全球服務自由化趨勢，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經由開放與競爭而獲得多樣化、高效率的生產性服務將有助于提升生產性服務使用者（比如最終產品/行業）的生產率。換言之，如果沒有生產性服務領域的改革開放，僅靠生產性服務使用者，比如制造業和農業領域的改革開放，無法有效而最大限度地促進產業協同、增進雙重（即生產性服務的數量與質量、生產性服務的提供者與使用者）經濟績效，也就無法真正促進價值鏈地位的提升。這對于中國一直推進的金融服務等領域的改革開放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鼓勵服務創新，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其他產業有效融合。通常認為，創新最活躍的領域主要是制造業，服務業大多難以創新；服務業相對于制造業缺乏創新，因而難以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沒有創新，經濟增長就缺乏持久動力。但國際上服務業比較發達的經濟體的經驗表明，需要重視服務領域的人才和科技支撐、組織創新和管理創新，夯實服務經濟的微觀基礎以及推動微觀企業（主要是制造業企業）的服務化進程；依托高新技術、推進技術創新，實現傳統服務業的現代化。而依托現代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推進管理創新和組織創新，是實現服務業現代化的組織與管理條件。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VSJ056）
注釋
[1]原文為"Once one starts to think about them, it is hard to think about anything else."參見Lucas, Robert,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 (1), pp. 3-42.
[2]Kuznets, Simon, "Modern Economic Growth: Findings and Refl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 pp. 247-258.
[3]Greenfield, Harry, Manpower and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Browning, Harley and Joachim Singelmann, The Emergence of a Service Society: Demographic and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the USA, Springfield, VA: Nation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1975.
[4]Grubel, Herbert and Michael Walker, Service Industry Growth: Cause and Effects, Fraser Institute, Montreal, 1989; Cheng, Dazhong and Peter W. Daniels,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14, 22 (1), pp. 103-120.
[5]實際上，投入–產出表中的任何一個部門或行業（不只限于服務部門或行業）的產出均可分為最終使用和中間使用兩個部分。
[6]該數據時間期限為2000～2014年。樣本經濟體包括43個單獨經濟體與1個作為整體的“世界其余地區”（ROW）。這些樣本經濟體既有高收入的發達國家，如美國；也有與中國處于相似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或轉型國家，如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等。
[7]在樣本時期里，中國的服務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始終保持在35%左右，從未超過40%，低于全球平均比重（60%左右），也低于印度和墨西哥的水平。實際上，中國是樣本經濟中唯一一個在整個樣本時期里始終位于第十百分位以下的經濟體。另外，服務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與實際人均GDP水平顯著正相關，即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服務業產出比重就越高。
[8]本文區分國內使用與全球使用，前者指來自本國的服務投入占來自本國的總投入的比重，后者指來自全球的服務投入占來自全球的總投入的比重。
[9]關于后向關聯的測算（基于Leontief模型）有兩組指標：（1）直接后向關聯（direct backward linkage），表示行業j的生產中需要其他行業的直接投入，即求直接投入系數矩陣（direct input coefficient）A的第j列的總和。標準化處理是求行業j的直接后向關聯與所有直接后向關聯的簡單平均值之比。（2）總后向關聯（total backward linkage），表示行業j的生產中需要其他行業的總投入（直接投入加上間接投入）（直接后向關聯加上間接后向關聯），即求Leontief逆矩陣或總需求矩陣（total requirements matrix）L的第j列的總和。可以進行標準化處理，即求行業j的總后向關聯與所有總后向關聯的簡單平均值之比。對于前向關聯的測算（基于Ghosh模型）也有兩組指標：（1）直接前向關聯（direct forward linkage），即表示行業i的產品在其他行業的直接銷售，即求產出系數矩陣（output coefficient matrix）B的第i行的總和。可以進行標準化處理，即求行業i的直接前向關聯與所有直接前向關聯的簡單平均值之比。（2）總前向關聯（total forward linkage）即表示行業i的產品對其他行業的總銷售（直接銷售加上間接銷售）（直接前向關聯加上間接前向關聯），即求Ghosh逆矩陣G的第i行的總和。可以進行標準化處理，即求行業i的總前向關聯與所有總前向關聯的簡單平均值之比。限于篇幅，這里不再介紹具體的計算公式，可參見Miller, Ronald and Peter Blair, Input–output Analysis: Foundations and Extens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Riddle, Dorothy, Service-led Growth: The Rol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the Worl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6；程大中：《論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黏合劑”作用》，《財貿經濟》，2004年第2期。
[11]Jones, Ronald and Henryk Kierzkowski, "The Role of Services in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R. Jones and A. Krueger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UNCTAD,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and Geneva, 2013.
[12] UNCTAD,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and Geneva, 2013.
[13]UNCTAD, 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and Geneva, 2004; WTO, The Future of Services Trade, Geneva, 2019.
[14]Cheng, Dazhong and Zhiguo Xiao, "Producer Services and Productivity: A Global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forthcoming, 2020, http://dx.doi.org/10.1111/roiw.12482.
責 編／桂 琰（見習）
Accelera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for Everyday Lif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 Better Economic Cycle and Higher Value Chain Status
Cheng Dazhong
Abstract: The producer services, as intermediate goo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not only reflects the scope and depth of their own professional division of labor, but also reflects the level of their 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other industries. Higher-quality and more efficient producer services are conducive to optimizing 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 and enhancing its value chain status. Therefore, relevant policies should focus on four areas: breaking the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to foster market competi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link-up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conforming to the trend of global service liberal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 opening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encouraging service innovation and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with other industries.
Keywords: producer services, 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程大中，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系教授、博導，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與投資、服務經濟、企業國際化、全球價值鏈。主要著作有《中國工業企業的國際化與經濟績效》《世界經濟周期調整與重新繁榮：理論、實政與政策》《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與開放：理論、實證與戰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