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我國“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循環經濟具有“內外均衡，一體循環”的基本特征，是遵循經濟循環思想的新型經濟發展方式，是促進國內經濟大循環的重要著力點，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內容。在新發展格局下，我國可從“城市礦山”資源化利用、園區循環化改造、循環經濟大數據中心建設三方面著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轉型升級。
【關鍵詞】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 循環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5.005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后文簡稱《建議》）明確把“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列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并強調將發展立足點放在國內，實現經濟行穩致遠、社會安定和諧，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循環經濟是將經濟系統看作具有有限資源和環境容量的地球生態系統中的一個開放子系統，以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態環境為核心目標，使生態環境、經濟與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循環經濟是促進國內經濟大循環的重要著力點，未來只有繼續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才能有效暢通國民經濟，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宏觀背景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2020年伊始，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人類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脅。隨著疫情在全球范圍內的不斷蔓延，世界經濟發展和既有格局受到強烈沖擊，國際形勢加速變化。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經過全國上下艱苦卓絕的努力，我國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經濟運行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逐步趨于穩定。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明確指出要從供需兩方面入手，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發揮超大市場優勢刺激內需，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2020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京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時強調，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打造未來發展新優勢。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新發展格局作了統籌部署。在2020年11月赴江蘇的調研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對新發展格局作出一系列指示要求。
面對復雜的經濟發展形勢，我國提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不僅是黨中央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更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為未來我國經濟發展提出了明確的大方向，對“十四五”和未來更長遠時期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經濟循環思想的起源與循環經濟的核心內容
經濟循環思想起源于18世紀法國著名經濟學家魁奈的代表性作品《經濟表》。馬克思將“經濟表”稱為“社會再生產圖式”“政治經濟學中最有天才的思想”，并對其進行重構。[1]馬克思的“經濟表”表現的是一種循環流動的經濟思想，具體包括三部分內容：商品資本的循環公式、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的循環原理、社會總生產的循環原理。[2]“經濟表”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表達了經濟系統一般均衡關系，其中系統分析、均衡分析、宏觀總量分析的內容與方法對后續經濟學研究有一定參考價值。“經濟表”的優越之處在于，它把靜態的經濟過程看成一種在每一時期會周而復始的循環流轉過程，即每個經濟主體經過一系列的生產消費活動后，最后都會回到出發點，從而實現社會再生產的正常運行。
循環經濟思想起源于肯尼斯?博爾丁的著作《即將到來的宇宙飛船地球經濟學》。博爾丁認為，地球就像一艘孤立的宇宙飛船，它的生產能力和廢物消化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包括人類經濟系統在內的整個地球生態系統必須依靠物質循環再生產，開發出一個循環的（circular）的物質經濟，才能長久生存。受宇宙飛船經濟思想的啟發，1989年戴維?W.皮爾斯和R.凱利?特納建立了一個正式以“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命名的模型。依據這一模型，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不再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系統，而是合二為一共同組成生態經濟大系統。循環經濟模型將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流動關系，通過功能（資源提供、物質轉化、廢物吸納、生命支持、舒適性服務等）上的聯系構成一個內在的循環關系的系統整體，即把大系統功能的保持與大系統內物質（包括能量）的良性循環緊密聯系在一起。[3]
循環經濟是遵循經濟循環思想的新型經濟發展方式
我國現代經濟是一個循環體系，涉及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經濟運行的各個環節。這些環節需要通過一定的方式有效銜接，從而保證經濟平穩有效地運行。循環經濟是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并且遵循經濟循環的基本規律。這種發展方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內外均衡，一體循環”。“內外均衡”，就是把反映經濟系統內部再生產關系的“內部均衡”與反映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再生產關系的“外部均衡”緊密結合。“一體循環”包括兩方面意義：其一，從生態–經濟系統整體出發，統籌經濟系統內部以及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的物質循環流動關系；其二，把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看作一個功能上相互依存的統一大系統，從大系統整體功能的再生產循環出發來把握人類經濟的可持續性問題。[4]
從循環經濟的角度觀察，完整的物質流循環系統應包括正向物流與逆向物流。正向物流是從供應商到消費者的商品及相關信息流動，即從產品的設計、生產到銷售流通等一系列過程；逆向物流是指為了重新獲取產品的使用價值或出于高效處置廢棄產品的目的，使原材料、半成品等從產品的消費端（最終用戶和供應鏈上客戶）返回到產品來源點（生產地或供應地）的過程。[5]通過逆向物流系統，可以使生產、消費和廢棄物的回收利用順利連接，形成封閉的循環流程，實現廢棄物和可再生資源快速回收、處理和再利用，最終實現資源的多次循環利用，提高循環經濟的效率，減少環境污染的強度。[6]作為形成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動靜脈結合”關鍵領域，正向物流和逆向物流兩端結合部對應的再生資源收運體系和再生產品標準體系，對打通經濟循環的堵點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循環經濟在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等多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作為我國生態文明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循環經濟產業的規模化、綠色化和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迫切需求。當前，循環經濟已成為我國新經濟態勢下國家關注的焦點。2020年修訂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自同年9月1日起實施，跨區域、跨行業的產業組織平臺與專業化的細分市場逐漸完善；“互聯網+”共享經濟平臺與傳統循環經濟產業回收體系整合持續加速；禁止進口洋垃圾，促進國內再生產品市場份額逐漸擴大；資源循環利用基地與“無廢城市”試點建設也在積極推進。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層面，我國循環經濟都得到迅速發展。
立足“大循環”，服務“雙循環”，推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轉型升級
針對當前經濟形勢，黨中央明確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我國循環經濟提供了實實在在的發展機遇。在“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下，遵循經濟循環的思想，把握循環經濟的發展方向，并以此推動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目標，對我國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具有重大意義。為了全面、高效地推進我國“雙循環”中的循環經濟轉型升級，本文就循環經濟發展中涉及的一些關鍵問題作以下探討。
“城市礦山”是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本。經過工業革命以來幾百年的掠奪式開采，全球大多數可工業化利用的礦產資源已從地下轉移到地上，并以廢棄物的形態堆積在人們周圍，總量驚人。1961年，美國城市規劃家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提出“城市是未來的礦山”。[7]1988年，日本東北大學選礦制煉研究所教授南條道夫首次提出“城市礦山”的概念，用以指稱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中，蘊藏和產生在廢舊機電設備、通信工具、電線電纜、家電、汽車、金屬和塑料包裝物、電子產品等廢料中可循環利用的鋼鐵、稀貴金屬、有色金屬、橡膠、塑料等資源。[8]“城市礦山”是循環性、載能性、戰略性的二次資源，具有基數大、品位高、形態成分復雜等特性，集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和環境價值為一體，具有顯著的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特性。[9]
在我國從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的關鍵時期，從資源回收循環利用的角度出發，把城市比喻成一座座儲有優良礦產資源的礦山并加以開發，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尋求礦產資源指出一條新路。2010年我國發布了《關于開展城市礦產示范基地建設的通知》，決定用5年時間在全國建成30個左右“城市礦產”示范基地，探索形成適合我國國情的“城市礦產”資源化利用的管理模式和政策機制。[10]這標志著我國將“城市礦山”資源開發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截至2016年，我國已經批復建設了49家國家級城市礦產示范基地，資源回收利用總量在2006~2016年之間持續增長，回收總量超過2億噸，產值高達5000億元，具有廣闊的利用前景。[11][12]
目前，我國“城市礦山”的開發利用已見成效，但也存在不足。在資源化工藝技術方面，主要包括以機械分離為主的物理處理技術、以濕法冶金為主的化學技術和以火法冶金的熔煉技術，[13]這些方法各有技術上的優越性，但普遍存在成本高、回收率低、能耗大等缺點。在制度保障方面，針對“城市礦山”回收的相關法律法規有《再生資源回收管理辦法》《廢棄家用電器與電子產品污染防治技術政策》《循環經濟促進法》等，其中大多以管理辦法和條例的形式發布，只有《循環經濟促進法》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在具體措施方面，主要以政府推動和財務手段為主，回收途徑單一，且回收主體不明確。
針對上述不足，本文提出以下建議：首先，應將“城市礦山”的開發利用作為一個戰略性新興產業予以重點支持，完善配套法律法規，提升其在循環經濟和國內經濟循環中的戰略地位。其次，將“城市礦山”作為戰略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減少礦產資源的進口量，加大城市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力度。再次，明確城市礦產的回收主體，強化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通過政策手段和經濟手段鼓勵企業優先利用“城市礦山”資源。最后，探索開發低成本、高效率、無污染的分離回收技術，通過建立科學有效的產學研協作體系促進新技術轉化落地。
園區循環化改造是循環經濟發展的不懈動力。園區作為我國工業體系的重要載體，是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工作重點，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同時，園區也是資源能耗和污染排放最集中的區域，如何實現園區的綠色發展成為循環經濟的關鍵突破口。《國務院關于印發“十三五”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國發〔2016〕74號）提出，到2020年，75%的國家級園區和50%的省級園區實施循環化改造，長江經濟帶超過90%的省級以上（含省級）重化工園區實施循環化改造；《建議》進一步提到，推進重點行業和重要領域的綠色化改造，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推進資源的循環利用。園區循環化改造主要是指以園區為載體、以企業為核心，通過建立物質交換與循環利用的有效機制，打造園區循環產業鏈。園區循環化改造的目標在于降低生產過程中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減少廢棄物的產生與排放，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贏。改造的形式和內容主要包括：在企業層面實施清潔生產、依托主導產業縱向發展產業鏈、發展共生企業并構建實體產業的共生網絡、與區域外企業聯合發展虛擬的產業共生網絡、搭建公共設施和服務平臺以實現基礎設施共享等。[14]
園區循環化改造是我國產業園區發展過程中的創新，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都還需要探索，在改造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首先是理論認知問題。一些園區對循環化改造的戰略定位較低，沒有完全把握循環化改造的主旨，僅采用縱向延伸產業鏈進行循環化改造，沒有在企業間形成資源、產品、廢棄物梯級利用的生態工業鏈。其次，資源化利用項目落地存在政策障礙。例如，一些產生危險廢物的企業近年來通過技術改進已具備資源化處理的能力，但自行處理需要向上級部門備案并經過多重手續；再如，精細化工領域的產品價值高、能耗污染少，但缺乏相關標準體系，導致循環化利用項目落地難度加大。再次，循環化改造成效的評價與管理缺乏科學標準和依據。由于我國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仍處于探索階段，對資源投入產出率、廢棄物回收利用率、可再生能源使用率等指標缺乏系統、規范的統計體系，難以對園區內復雜的產業共生和資源利用情況進行科學有效的評價。最后，信息監測、技術支撐等平臺建設進程緩慢，循環化改造信息不透明，創新技術推廣不足，致使循環化改造的效果不佳。
為加快推進我國產業園區循環化改造，針對現存問題提出如下建議：首先，應進一步提升產業園區循環化改造的戰略地位，加強宏觀指導。盡管近些年國家已經出臺相應的指導文件，但距離設想的循環化改造目標還有很大差距。國家、地方政府和企業應進一步認識到產業園區循環化改造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抓手，也是深化“雙循環”的重要途徑之一，應將相關內容納入未來規劃，明確具體的推進措施、管理方法和保障體系。其次，在人才資源投入方面，政府應建立獨立機構來負責園區改造工作，將政府、企業和科研機構各方人才充分納入該機構，通過多方參與保證各方利益訴求。最后，還要加強園區循環化改造能力的建設，建立園區關鍵物質流分類分級管理體系，加強園區資源管理數據庫建設，實現信息–資源–設施一體化共享的高效循環模式。
循環經濟大數據中心建設是循環經濟發展的有力保障。循環經濟是物質流、價值流和信息流三位一體的完整體系。其中，信息流是打通體系的關鍵，并通過增強、替代、協同和衍生作用于循環經濟系統。[15]具體來講，信息流可以削弱供需雙方的空間摩擦，延長產業鏈條，提高物質循環效率；可以通過虛擬交易部分替代現實空間的物質、資金和人員流動，減少中間環節，提高經濟效益，促進循環經濟系統健康發展。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不斷創新與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信息和數據呈爆炸式增長，數據存儲規模已經從常見的GB發展到TB、PB，大數據已經融入各行各業，其重要性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2015年，《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和《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先后出臺，要求推動互聯網與生態文明建設深度融合、協同推進信息化與綠色化。《建議》明確提出，系統布局新型基礎設施，加快第五代移動通信、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中心等建設。大數據技術的預測性、精準性、及時性等特點越來越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其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為循環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與挑戰。大力發展大數據驅動下的循環經濟不僅是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抓手。
但是，目前循環經濟領域中的大數據建設還存在應用不足、企業之間數據共享交流存在障礙、基礎數據庫建設不完善等問題。這些問題亟待解決。一方面，應完善循環經濟數據信息公開與共享機制，構建循環經濟與信息協同的發展模式，明確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不同區域對基礎數據資源的共性需求，以及各部門數據共享的范圍邊界和使用方式，厘清各部門數據管理及共享的義務和權利，促進信息資源優化和資源利用最大化；加快建立循環經濟建設大數據中心，規范平臺發布的內容、流程、權限和渠道等，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負面效應。與此同時，要健全循環經濟信息資源的基礎數據庫，全面統計循環經濟各個環節、各項活動中物質流、價值流和信息流的具體情況，協同構建信息網絡。另一方面，要注意“互聯網+”和大數據中心建設過程對資源環境生態的影響，用生態文明理念引導和指導大數據中心的建設與發展。
結語
循環經濟是促進國內經濟大循環的重要著力點，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內容。雖然經過實踐，我國的循環經濟工作已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在新發展格局下，我們仍需立足“大循環”，服務“雙循環”，以政策支持、法律保障、技術支撐、信息平臺為推進手段，著力提升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水平，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轉型升級。
注釋
[1]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第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66頁。
[2]蔡仲旺、周釗宇、郭百紅：《循環原理：馬克思〈經濟表〉的重構及其數理表述》，《當代經濟研究》，2019年第11期。
[3]李慧明、王軍鋒、左曉利等：《內外均衡，一體循環——循環經濟的經濟學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2頁。
[4]李慧明、左曉利、張菲菲：《破解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經濟學難題》，《理論與現代化》，2009年第2期。
[5]朱坦：《天津循環經濟制度建設的幾點建議》，《港口經濟》，2010年第1期。
[6]張墨、朱坦：《“十二五”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循環經濟的關鍵政策研究》，《生態經濟》，2011年第8期。
[7]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Vintage Books, 1961.
[8]南條道夫「都市鉱山開発-包括的資源観による：リサイクルシステムの位置付け」東北大學選鑛製錬研究所彙報43（2）（1988）239—251頁。
[9]Li J, Wastes Could be Resources and Cities Could be Mines, Waste Management & Research, 2015, 33(4), pp. 301-302.
[10]朱坦、張墨：《以“城市礦產”示范基地促資源“新生”》，《環境保護》，2010年第21期。
[11]孫笑非、錢易、溫宗國等：《我國“城市礦山”開發利用戰略研究》，《中國工程科學》，2017年第4期。
[12]《中國再生資源回收行業發展報告（2016）》，《再生資源與循環經濟》，2016年第6期。
[13]袁祥奕、劉牡丹：《“城市礦山”資源特點及資源化現狀》，《中國資源綜合利用》，2017年第4期。
[14]戴鐵軍、王婉君：《我國工業園區循環化改造過程中的問題與建議》，《再生資源與循環經濟》，2016年第3期。
[15]吳士鋒、陳興鵬、周賓等：《基于信息流導引作用的循環經濟研究》，《情報雜志》， 2010年第5期。
責 編／王亞敏（見習）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Zhu Tan
Abstract: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ocusing on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hav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guiding thought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circular economy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 integrated circulation". It is a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following the idea of economic circulation, an important fulcrum for promoting the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and also a major part of the effort to make ecological progres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hina may upgrad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shift it towards a green, low-carbon and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 with the measures of recovering mineral resources from city waste, upgrading industrial parks to make their operations more circular, and building big data centers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Keywords: du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ircular economy
朱坦，南開大學環境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循環經濟與低碳發展研究中心教授，“985”工程循環經濟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環境評價與管理、大氣污染源解析、循環經濟與城市生態。主要著作有《中國可持續發展總綱》第10卷（主編）、《以產業園區循環化改造加快推動我國循環發展》（論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