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李海青

【摘要】中國的現代化表現出非常鮮明的政黨領導、使命驅動特征，黨的領導能力與執政水平對于中國現代化藍圖的實現具有決定性意義。實現2035年的宏偉藍圖與遠景目標，中國共產黨領導能力的進一步提升至為關鍵。進入新發展階段，面對新的目標和任務，要深入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要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充分調動領導干部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形成推動發展的強大合力；要進一步深化規律認識，提高對外傳播能力，匯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黨智慧與力量。

【關鍵詞】使命型政黨 領導能力 執政水平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1.004

李海青，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改革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要著作有《權利與社會和諧》《公民、權利與正義：政治哲學基本范疇研究》《改革攻堅階段的利益沖突與整合》等。

黨的十九大對中國未來發展作出了“兩步走”的戰略安排：第一步，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奮斗15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從2035年再奮斗1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高度，按照黨的十九大作出的戰略安排，將“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統籌考慮，進一步勾畫了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藍圖宏偉、目標明確，把藍圖變為現實，是一場新的長征。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典型的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自誕生起就以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百年來為之艱辛探索、不懈奮斗。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作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基于強烈的使命意識，對中國的現代化作出頂層設計與戰略規劃，并強力推動落實。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現代化表現出非常鮮明的政黨領導、使命驅動特征，這是中國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根本區別。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堅持黨的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黨的領導能力與執政水平對于中國現代化藍圖的實現具有決定性意義，實現2035年的宏偉藍圖與遠景目標，中國共產黨領導能力的進一步提升至為關鍵。

推進自我革命，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政黨自身的有效治理是其發揮領導作用的基礎和前提，沒有有效的自我革命就不可能有效地擔負歷史使命。“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要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實現崇高使命，必須‘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一刻不放松地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始終跟上時代、實踐、人民的要求。”[1]回顧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不平凡歷程，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如果黨內派系林立、作風渙散、紀律松弛、政令不暢，既得利益的藩籬難以打破，就不可能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世人驚嘆中國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步伐之快，驚嘆中國社會面貌變化之大，要看到在這些發展變化背后是我們黨永不自滿、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們黨不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2]

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到什么階段，黨的建設就要推進到什么階段。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黨實現自我革命的成功道路，是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是面向未來的必然選擇。黨的自我革命對于政黨使命的踐行發揮著祛病除塵、固本培元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強調：“把嚴的主基調長期堅持下去，不斷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鍥而不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持續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切實為基層減負。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加強政治監督，強化對公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3]

充分調動領導干部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形成推動發展的強大合力

偉大使命的踐行、偉大事業的推進需要社會各方力量為之共同努力奮斗。這一發展合力的形成大致有以下三種途徑。

其一，以更大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制定改革的頂層設計與規劃，廣泛傾聽基層意見與建議。改革發展任務最終都要通過基層來落實，如未能廣泛深入傾聽基層聲音，對基層的落實能力統籌考慮不夠，改革發展政策的制定、部署和實施很難真正落地、發揮實效。改革發展的決策關系全體社會大眾的利益，要堅持發揚民主，開門問策、集思廣益，廣泛傾聽社會大眾的建議，考慮社會大眾的意見訴求，更為充分地發展黨內民主，黨際民主、人民民主，從而實現更廣范圍、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集思廣益。此次《建議》的起草過程充分體現了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曾就《建議》的起草提出明確要求，強調“要把加強頂層設計和堅持問計于民統一起來，鼓勵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以各種方式為‘十四五’規劃建言獻策”。[4]同時，“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首開“網絡問策”先河，就規劃編制工作進行網上意見征集，廣大人民群眾踴躍參與，有關部門從中整理出1000余條建議。[5]從現在到2035年還有15年的時間，“十四五”規劃的進一步完善，階段性任務目標的進一步細化，有賴于黨的民主決策制度的進一步健全完善。

其二，優化國家治理，合理劃分中央、地方、基層責權利，激發基層干事創業的熱情。中國的現代化表現出政黨領導、使命驅動特征，而這種領導與驅動在實踐中是通過壓力型體制來實現的：中央確定任務目標，從上到下通過考核、評比、競爭推動決策落實、任務執行、目標實現。黨的十八大以來，壓力型體制與全面從嚴治黨協同推進，得到進一步強化，中央各項政策部署加速推進，各級領導干部面臨的壓力加大、責任加重、約束加緊，越到地方和基層越是如此。這種加大、加重、加緊一方面加快了政策的落地落實，另一方面也導致部分地區在完成由上而下的嚴格考核中出現了形式主義等問題。與此同時，隨著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機制的逐步完善，部分地方領導干部基于“自我保護”意識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心態，出現了不愿為、不敢為的現象。

誠然，在黨的十八大以前，改革發展中的壓力型體制就已經存在，但此前地方與基層的自主權限相對較多，壓力更多集中在經濟發展領域。同時，由于問責機制不夠完善，存在著管黨治黨寬、松、軟的問題，致使“亂作為”的現象比較嚴重。黨的十八大以后，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全黨嚴肅整頓黨的作風，嚴厲推進反腐敗斗爭，“亂作為”的現象得到控制，但“不作為”的現象又逐漸普遍化。必須看到，出現“亂作為”和“不作為”現象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地方與基層的責權利界定和劃分還較為模糊，不夠明確清晰。在權力與責任的彈性空間過大、權責劃分模糊的情況下，監督制約不嚴就會導致“亂作為”，監督制約強化就會導致“不作為”；而明確中央到地方的責權利，至少會在制度層面大大減少這一現象的可能性空間。

應進一步明確及合理劃分中央、地方與基層的責權利，將其置于國家治理的層面統籌考慮，在維護中央權威的前提下賦予地方與基層更多的自主權限，使其能夠實現本地區事務的有效治理，改變單一的任務目標執行機構角色。特別是針對當前基層“小馬拉大車”的現象，不應過多提出超越基層權能范圍的任務并動輒追責問責，從而造成地方與基層任務超載、責任超載的現象。要賦予地方特別是基層適當的自主權限，使地方與基層官員能夠從大量繁重的任務中相對超脫出來，將精力更多集中于本地區本部門的有效治理。

中央與地方關系之調整并不是一個全新的問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一直存在。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所作的《論十大關系》講話就專門談到這個問題，其中所指所論直到今天仍然富有啟示意義：“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如今幾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辦。……表報之多，鬧得泛濫成災。這種情況，必須糾正。”[6]“還有一個地方和地方的關系問題，這里說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級關系問題。省市對中央部門有意見，地、縣、區、鄉對省市就沒有意見嗎？中央要注意發揮省市的積極性，省市也要注意發揮地、縣、區、鄉的積極性，都不能夠框得太死。”[7]當然，毛澤東同志談的是一種富有彈性的政策性分權，我們當前追求的是一種治理現代化視域中的制度性責權利配置，二者是存在一定差異的。

其三，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進一步提升民眾對于改革發展的參與度。如果改革發展藍圖由中央進行頂層設計，由各級各部門執行落實，而民眾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旁觀者，這樣的改革是無法真正深入推進的，發展是無法真正持續的。換言之，改革發展不能單純依靠黨和政府，而必須真正依靠人民。改革發展的頂層設計不僅要有人民的廣泛參與，改革發展舉措的落實也要進一步體現人民主體地位、增進人民權利、激發人民熱情、調動人民干勁，改革發展成果最終要由人民共享。因此，改革發展在強調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基礎上，也要強調人民群眾的歸屬感、參與感、主體感。這既是共產黨領導與執政的偉力之源，也是中國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在新發展階段，面臨嚴峻的風險挑戰，實現“十四五”規劃的近景目標和2035年的遠景目標，對這一點更需要有深刻系統的認識。

進一步深化對現代化建設規律的認識，推進實踐基礎上的創新

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已經確定，深入認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規律，是目標如期實現的重要基礎。作為一個典型的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中國共產黨尤其注重對規律的把握，在認識規律、遵循規律的基礎上開展工作。進入新發展階段，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規律的深化認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要深刻理解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旗幟鮮明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進一步突出與強調黨的領導地位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形勢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處于關鍵時期的客觀要求，是應對風險、化解挑戰、破解難題，深化改革、推進發展，完成目標、擔負使命的現實要求，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與此同時，如何有效協調黨的領導邏輯與各領域自主運作邏輯也成為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在理論層面缺乏嚴謹、規范、明確、權威的解釋與界定，因而在實踐過程中很難保證完全沒有偏差，特別是在地方和基層。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推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逐步分化，自主性不斷增強，形成了各自的運作邏輯與規律，在這一背景下，黨的領導邏輯與各領域自主運作邏輯如何實現有機協調，凝聚和發揮最大合力，應在理論上進一步研究，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如果機械地理解“領導一切”，不分領域、不分問題、不分情況、不分條件地予以強調與執行，各領域邏輯就會出現沖突和碰撞，產生難以協調的矛盾張力，引發潛在問題和風險。換言之，中國現代化雖需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但集中到什么程度，以何種方式統一，如何更好地實現領導，都需要做具體的、客觀的、理論聯系實際的分析與界定。

二是要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現代化的經濟基礎，迄今已取得巨大成就。同時也要看到，與新形勢新要求相比，我國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完全理順，還存在市場激勵不足、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等問題，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堅定不移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不斷在經濟體制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創新。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政府與市場、國企與民企、勞動與資本、效率與公平、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競爭與壟斷、規制與自由、國內法律與國際規則等方面表現出的張力在新發展階段可能會更加明顯，同時將帶來新的問題和挑戰。這些都需要在總結自身經驗、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從實際出發，進一步探索發展規律，尋求解決之道，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重要基礎。

三是要深化對社會建設規律的認識。新發展階段的社會建設必須切實解決好貧富差距問題。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在此基礎上，在新發展階段如何解決相對貧困、貧富差距、社會公平等問題成為亟待破解的重點和難點。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貧富差距等問題得以有效解決的規律和機制，需在實踐中進一步思考與探索，任務之重、難度之大，前所未有。與此同時，新發展階段的社會建設要高度重視社會力量的自組織化問題。黨和政府一貫注重對社會組織的鑒別分類與嚴格管理，努力通過各種方式將其與體制相關聯，增強其可控性，助力其健康發展。但同時也要看到，隨著現代化的推進，以及社會力量自身的發展與分化，社會本身的自組織性愈益明顯。部分社會成員由于職業相同或利益共通等原因逐漸形成了特定的組織形態，如大貨車司機群體、快遞員群體等自發形成的具有一定規模的社會組織。這些社會組織利用現代化的通信手段，通過線下線上多種方式進行聯系交流、互幫互助。同時，由于工會對這類弱勢群體的管理和救助力度有限，組織內部逐步形成了“抱團取暖”的利益共同體，發揮了公力救濟所不及的私力救濟作用，具有一定的建設性意義。對于這類組織，如何從理念、政策與制度上予以引導和規范，如何創新管理方式與社會組織相適應、相協調，在新發展階段顯得尤為必要。

四是要深化對意識形態建設規律的認識。實現新發展階段的宏偉目標，要充分認識新發展階段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對意識形態的宣教引領作用進行更加深入、更有針對性的分析研判，堅持系統性的戰略部署。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張力不斷顯現，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主流媒體與自媒體之間的張力。主流媒體與微博微信等自媒體所傳播的新聞信息與價值傾向往往呈現出很大的差異，內容指向與態度認知上的差異造成了官方和民間兩個輿論場的相互碰撞。自媒體的問題意識、批判意識較之主流媒體更趨鮮明。如何加快建設主流輿論陣地，更好地引領自媒體回歸客觀理性，凝聚輿論引導合力，是社交媒體時代亟待解決的問題。二是正面宣傳與輿論監督之間的張力。當前，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有共識，也有分化。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既要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講清楚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加強思想輿論的正面引導；也要直面問題、整合分化，開展有建設性的輿論監督，發表事實準確、分析客觀的批評性報道，通過揭露報道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問題、困難和矛盾，引導民眾正確客觀地認識問題、解決矛盾，從而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識。三是中國道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的張力。當前在對外傳播中，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宣傳報道突出強調了中國模式、中國精神、中國方案等方面和范疇，但對于其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利益與價值之關系，即“個性”與“共性”關系宣傳報道得還不夠系統深入，對于“個性”報道的偏向和凸顯容易導致西方對中國道路的誤解與抵觸。進而言之，當前的對外傳播很大程度上還停留在政策與文件層面，是政治話語而非學術話語；而缺乏了學理層面的交流傳播與持續的學術影響力，政治話語很難真正扎下根來，因為學術話語的影響往往更具根本性與長久性。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建構中，如果不能從學理層面講清楚“理論的中國”，則很難與西方學術界在同一邏輯和層次進行對話，也很難讓西方學術界真正地理解和認識中國。民族要生存、發展、興旺，國家要發達、強盛、崛起，就要遵循世界歷史的邏輯和規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實踐進程，中國道路的自身特色與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具有一致性。中西方之間，既有個性也有共性，雖然存在差異，但其遵循的基本規律原則是相通的，只是在不同的國情、文化傳統、發展階段呈現出了不同的特色與模式。因此，中國學術界的理論建構，要在突出中國特色的基礎上，借鑒西方理論與實踐成果，構建融通中西、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理論體系，要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注釋

[1][2]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編：《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重要論述摘編》，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282、283頁。

[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8頁。

[4][5]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0-11/03/c_1126693425.htm，2020年11月3日更新。

[6][7]《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32～33頁。

責 編／張 貝

On the Party's Self-Improve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2035

Li Haiqing

Abstract: China's modernization shows a distinct CPC-led and mission-driven characteristic. The CPC's leadership and ruling level are of decisive significance to mak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blueprint a reality. To implement the grand blueprint and achieve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2035,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leadership ability of the CPC is the key.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in the face of the new goals and tasks, we must further promote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deepen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arty self-conduct, and maintain the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of the Party; adhere to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the leading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and foster a strong force to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we must further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improve the ability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increase the wisdom and strength of the Party in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destiny.

Keywords: mission-oriented party, leadership, ruling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