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黨國際形象是政黨自我建構與國際評價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種特殊執政資源，不僅關系到政黨的執政地位和能力建設，還關系到政黨外交影響力和國家形象塑造。自1921年建黨以來，國外對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發展階段的形象認知經歷了從不認可到多元化、兩極化的演變過程。中國共產黨要獲得從大黨走向強黨的先機，應全面準確把握國外關于中國共產黨形象認知的演變過程和特點，在把握政黨國際形象建構優化一般規律和學術與政治并存特點基礎上，加快理論和實踐策略研究，真正發揮國際形象執政資源的政黨和社會發展作用。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國際形象 政黨【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政黨國際形象作為國際社會對一國政黨理念、行為和業績風貌的整體認知與評價，是政黨自我建構與國際評價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種特殊執政資源。隨著全球化、信息化時代政黨外交的日益緊密深入，政黨國際形象重要性也日益突顯，這不僅關系到執政地位和能力建設，還關系到政黨外交影響力和國家形象塑造。但受制于國家實力和國際話語權的不平衡，其形象的正負與影響力向背往往很難掌控，需要足夠的耐心和智慧予以建構優化。作為擁有9100多萬名黨員，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百年風雨洗禮的世界最大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創新發展、開放包容形象越來越得到世界關注和認可。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獲得從大黨走向強黨的先機，還需要不斷優化國際形象，才能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爭取外交主動權、話語權和良好發展環境。為此，必須全面準確把握國外關于中國共產黨形象認知的演變過程和特點，奠定優化國際形象的前提和基礎。

從不認可到多元化、兩極化認知的演變過程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受中國共產黨自我建設、對外傳播及西方學術傳統和價值觀等諸多因素影響，西方對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發展階段的理念、行為和業績的認知經歷了從不認可到多元化、兩極化認知的演變過程。

一是革命形象認知：從在華利益“破壞者”到照耀中國的“紅星”。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逐漸引起海外學者和政界的關注。1925年，曾參加中共一大的陳公博用英文撰寫的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1926年蘇聯人葛薩廖夫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簡史》①和1932年美國外交官柯樂博給美國國務院報送的《共產主義在中國——1932年來自漢口的報告》，讓國際社會開始關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色政權。但由于近代以來西方眼中的中國社會的形象多是負面的，加上國民黨對共產黨信息的嚴密封鎖和妖魔化宣傳，以及共產黨自身對外宣傳條件和能力限制，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形象認知往往是道聽途說且以負面為主，特別是美國，一開始就先入為主，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美國在華利益的“破壞者”②。

相較而言，學者們的認知更為理性客觀。美國學者、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哈里森·福爾曼的《北行漫記》和杰克·貝爾登的《中國震撼世界》，通過深入根據地或解放區的一線采訪，從中共領導人親民、簡樸、睿智、團結形象、人民軍隊的訓練有素和優良作風、黨員干部以民為本的理想主義和大無畏革命精神等角度，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照耀中國的“紅星”形象，第一次直觀感性地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神秘面紗，解構了被妖魔化、神秘化的革命政黨形象，使西方人對中共形象認知發生巨大變化。美國中國學和中共學的開創者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也認為“（中共）滾雪球式的迅猛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組織奇跡”，美國學者馬克·塞爾登第一個提出“延安道路”，美國傳播學奠基人施拉姆、《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賈安娜則從中國革命的國際性和必勝性角度進一步豐富和肯定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形象③。此外，我們黨也通過新聞報道、文化宣傳、理論批駁、團結開明士紳、組織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等方式打破信息封鎖，掌握宣傳主動權，幫助國際社會了解中國共產黨追求民主、和平與團結的先進善治政黨形象。

二是建設形象認知：從民本政黨到紅色政黨、宗教式政黨、精英政黨等他塑型認知。新中國成立開啟了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的新形象建設使命，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雖然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高度肯定中共軍事和政治能力，卻未能改變其對我們黨經濟建設能力的高度懷疑。加上正值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信息高度封閉，因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對中國共產黨的形象認知帶有很大的他塑性，即主要從西方價值觀或借助研究蘇聯列寧主義被“中國化”（或未被“中國化”）的程度來理解中國共產黨形象，由此得出紅色政黨、宗教式政黨、精英政黨的認識。1908年提出“政黨形象”概念的英國學者沃拉斯認為，“政黨形象”就是西方代議制民主中的政治競選、公民投票、爭奪選民、政治傳播媒介以及政黨政治認同，以此為政治話語對中國共產黨形象進行建構，中國共產黨則被表述為“紅色政黨”“宗教式政黨”④。另外，美國學者麥克法夸爾運用精英政治理論，認為中國“政黨”與“國家”相互融合、難以區分。還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共屬于列寧主義政黨，是復制蘇聯模式的產物。

三是改革開放形象認知：從單一政黨到非單向度政黨的認識演變。隨著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在西方主流媒體眼中，中國共產黨的形象由新中國成立初期比較單一、固定化的政黨形象，逐漸轉變為多元化的非單向度的政黨形象。雖然領導人更替依舊是世界關注熱點，但隨著意識形態、政治運動和黨際關系熱度下降，我國經濟政治改革進程中的黨軍關系、黨政關系、農村黨員干部作用、知識分子政策變化，以及與黨和政府有關聯的“智庫”的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對中共政權的影響等問題成為西方勾勒中國共產黨形象的焦點問題。與此同時，一些國外學者通過對個別黨政機關進行調研，以及對某些中共黨員和政府官員的采訪，對中共的認知開始變得更加多元和微妙。新世紀以來，學者狄忠蒲、貝淡寧等探討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民族性，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性；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從領導人民致富轉為更加注重發展民主。還有學者從美國、日本、韓國等境外主流媒體拍攝的中國題材紀錄片分析發現，國外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日趨分裂，如崛起與霸權的政治形象、騰飛與泡沫的經濟形象、燦爛和擴張的文化形象、穩定與動蕩的社會形象、新潮與貧窮的國民形象⑤。這種褒貶不一和二元對立的認識，某種程度上反映的正是國際對中國及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執政的復雜態度和情緒。

四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多元認知到兩極分化的認識走勢。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是影響政黨形象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使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多元化形象認知出現肯定與否定兩極化發展。一方面，國外主流媒體、知識界、政治精英充分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務實、親民的執政風格和形象，普遍認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關注國內外現實狀況，在政治理念和施政方針上展現出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具有長遠的政治視野和卓越的政治才干⑥。許多國家的政黨政要、智庫媒體人士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成就，認為中國共產黨把中國歷史推向了新高度，為人類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是共建美好世界的引領者，是各國政黨學習的榜樣，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而且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⑦。從黨的十九大召開后英美兩國主流媒體《衛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來看，十分欽佩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成就，盛贊中國共產黨卓越領導力，高度肯定習近平總書記的治國理政哲學和能力⑧?？傮w上看，國際主流輿論界、知識界、政治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正在轉變為政治組織建構能力不斷提升的執政黨印象④。中國共產黨創新開放、包容擔當的正面積極形象日益成為主流。

但另一方面，也有部分西方政界、學界和媒體人士，始終戴著有色眼鏡懷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能否順利取得實質性進展，對當前乃至今后中國政府能否有效化解各種國內社會問題感到焦慮，擔心中國的對外政策能否長期堅持和平發展并影響世界。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諸多西方擔憂，需要中國共產黨以戰略定力和智慧消解成見、尋求共識，建構優化更具國際信任和認同的良好形象。

國外關于中國共產黨形象認知的演變特點

一是意識形態影響根深蒂固，導致外媒、政客對中國共產黨始終抱有成見，美化與丑化并存。例如，不少外媒從全面懷疑到肯定中國共產黨領導能力和執政績效的同時，卻喜歡用Socialism（社會主義）、Red（紅色）、Authoritarian（威權主義）、One-Party Rule（一黨專政）等詞匯來形容中國或者中國共產黨，《時代周刊》與《新聞周刊》這兩家美國重要的新聞雜志對中共領導人的報道總是沿用意識形態濃厚的符號做背景，而非以人情化方式進行處理，對領導人的實際執政業績也很少提及⑧。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社會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由來已久的成見和傲慢并未隨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強大而完全改變。

二是與中國發展實力對比越強烈，反華或厭中等負面情緒越盛。例如，日本內閣府的外交輿論調查顯示，日本社會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基本上對中國現實狀況持肯定甚至是欣賞和贊美態度，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出現“厭中情緒”，對“中國抱有親近感的比例明顯下降，而持相反態度的人比例上升”，靖國神社問題、釣魚島問題、東海油氣田等因素加劇惡化中日關系的同時，也使日本紀錄片負面作品數量大大超過正面作品（2011—2013年達到46∶29），這些與日本發展出現停滯而中國迅速崛起引發的日本焦慮和不適應密切關聯⑨。同樣，2008年奧巴馬提出美國重返亞洲、亞洲再平衡戰略，2017年特朗普宣稱中國為修正主義大國和戰略競爭對手，也是因為中國快速發展引發美國焦慮，而試圖圍堵中國，扼制中國發展。

三是不同利益主體關注點和認知分化明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政界、媒體和民眾之間對中國共產黨形象認識關注點不同，且反差較大。一些發達國家政客和媒體始終對中國共產黨和平發展策略抱有成見和懷疑。即使是社會主義政黨，在認為中國應該成為全世界為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奮斗的人們的燈塔（英國馬列主義共產黨主席布拉爾），肯定中國負責任大黨形象的背后，更熱衷于用帝國主義、剝削、反動等過激詞匯和“別糾纏中國（Hands PFF China）”運動等行動表達其意愿，而對中國共產黨1982年就確定的黨際交往四項原則（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共贏等執政理念與行為并未真正理解認同，而是表現出忙于挽救的焦急⑥?？傮w來看，發展中國家更趨正面認識，捷克、保加利亞、白俄羅斯、緬甸、印度、黎巴嫩等國政黨以及歐洲議會人民黨黨團均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的發展。2000年成立的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中心深刻影響著全球講西班牙語國家社會各界的對華認知，其主任胡里奧·里奧斯更是對2049年的中國發展充滿信心，認為中國將建設更加公平、發展更平衡、各方面權利更充分的社會，成為能抗衡其他大國霸權主義和軍國主義行徑的國家，推動建設一個更具合作精神、尊重無論大小國家均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國際社會。

從學者對中國共產黨態度偏好看，也分三派，以美國為例，主要分為同情中共派，或稱為左翼，如費正清、德里克（Arif Dirlik）等學者，對中共既有相對溫和的批評，也有肯定乃至贊揚；批判中共派，如林培瑞、泰維斯等學者，有的甚至反共，或稱之為右翼；中間派，如麥克法夸爾、沈大偉等人，這一派學者有的盡管對中共批評較多，但往往并不激烈反共。此外，美國政界和新聞界也有較為反共的一派，如麥卡錫主義的始作俑者、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老牌反共傳媒大亨、《時代周刊》創辦人魯斯（Henry Luce）等。

四是密切關注經濟社會文化等執政績效，但政治關注下降且出現選擇性偏好。有學者選取2010到2016年境外主流媒體所拍攝的十七部中國題材紀錄片進行關鍵詞提取發現（見圖1），國際公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關注集中在政治制度和官員腐敗等領域，更多關注的是經濟文化發展，尤其是經濟領域，涵括海外投資、城鎮化、創業創新等領域。美國主流媒體輿論認為，“黨內民主”是中國走向民主化進程的一個途徑，但在舊有偏見下并未對中共黨內民主進行過多報道，僅給出中國共產黨黨內制度不完善的大概敘述。同時，熱衷報道腐敗與黨內派系斗爭，而無視中國共產黨全面從嚴治黨的努力和成績。這些都影響了國外對中國共產黨形象認知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總之，建構和優化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是新形勢下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發揮更大國際合作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國際社會渴望了解中國的需求回應。國際形象的建構與優化核心是實力比拼，關鍵是溝通互信，出路在策略設計，中國共產黨應利用建黨百年取得的重要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和不斷提升的國際話語權，在把握政黨國際形象建構優化一般規律和學術與政治并存特點基礎上，運用控制論、博弈論、公共選擇論及西方政黨理論等多學科知識，從價值性研究和規律性研究入手，加快多維度、多層次、多視角的綜合性理論和實踐策略研究，才能總結歷史形象、把握現實形象，開辟未來形象，切實發揮國際形象執政資源的政黨和社會發展作用。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注釋】

①學者路克利認為《中國共產黨簡史》寫于1926年（路克利：《政黨奇跡 刮目相看——海外中共學：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北京日報》，2016年6月27日），但日本學者石川禎浩認為《中國共產黨簡史》是1920年在中共有關人士幫助下撰寫的具有較高史料價值的寶貴資料，葛薩廖夫并非原作者，而僅僅是校訂者，又推說其底本很可能是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顧問納烏莫夫1926年在張太雷幫助下寫的俄文版 《中國共產黨小史》 （[日]石川禎浩：《由考證學走向史料學——從中共“一大”幾份資料談起》，《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由于后者自相矛盾需進一步考證，故采用前者觀點。

②李戴：《美國對中國共產黨的初步認知（1921.7—1941.12）》，《珞珈史苑》，2011年。

③路克利：《政黨奇跡 刮目相看——海外中共學：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北京日報》，2016年6月27日。

④蔡青竹：《中國共產黨形象研究的現狀、問題與方向》，《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3月28日。

⑤羅樂：《境外涉華紀錄片中國國家形象建構研究(2010—2016)》，《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國共產黨深刻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人民日報》，2020年7月1日。

⑦夏金梅、楊柳纓子：《英美主流媒體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與評價》，《紅旗文稿》，2018年第15期。

⑧黃慶、朱瑾：《美國主流媒體上的中國共產黨形象研究》，《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第1期。

⑨徐曉波、黃倩：《論NHK涉華紀錄片的題材選擇與價值傾向》，《新聞記者》，2015年第8期。

責編/賈娜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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